论船山在人性善恶上的一个转变

船山在《尚书引义》中提出了气有不善、性有不善的看法。而在其两年之后撰写的《读四书大全说》中,船山即对这种看法进行了修正,认为性无不善,这种认识贯彻于之后他学术的始终。由性本善而用有不善的看法到性始终为善的这个转变不仅可以扭转其体用观的扞格不通,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由其人性论的这个转变导致了其"工夫"修养论与宋儒在侧重点上有很大的不同。即不是气与性之不善,不善是由于主体在与外界交往过程中不能善于驾驭情势与正确对待的结果,不善的结果主要由主体负责。船山之意是要人当下就负起改变自己的责任来,一刻也不能拖延;而且船山也坚信人在当下能改变自己(此类似佛教的前念迷即烦恼,后念悟即智慧)。     

现代新儒家学者对船山人性论的理解与诠释

以唐君毅、曾昭旭为代表,现代新儒家从理、气与授、受理解船山人性的内涵,并依此诠释船山人性中不善之来源,认为"善"存在于天与人、物"授"与"受"的过程之中,不善也源于此"授受"之际。在此基础上,人当继天道以立人道,最后归于人文化成之世界。在与宋儒的比较中,现代新儒家的诠释凸显了船山人性论的卓绝,他们期望借船山上下、内外贯通的人性论来开启道德主体的外通之路,进而走出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困境。     

王船山人本主义哲学思想之形上学批判

从哲学本体论角度阐释船山学的人文精神主要涵盖如下几个层次:万物一府说明了人与万物产生的共同本原,似乎并未能说明船山人本主义哲学的理论依据,但仔细发掘船山哲学本体层面的气可知其有三个层次:即太虚之气、絪緼之气、阴阳二气(含二气之良能);人禀赋的是二气之良能,恰恰能说明船山人本主义哲学的理论依据和理论前提,而人物之生莫不受命于天说明了人所禀赋的二气之良能是当然之则,是实现船山人本主义哲学的逻辑过程;良能之气是分殊人与其他宇宙万物的"关节",是船山人本主义哲学形成的形上基础。     

论张载变化气质说的哲理基础

张载主张变化气质,并不是说人之气质本身就是恶的,或者说,气质陷溺、遮蔽或束缚性而使恶产生,而是认为气与欲有着必然的联系,相对于礼言,气一旦"合而成质",性或善或恶的倾向就进一步变成现实。这是一个性由隐而显的过程,气质之性只是天地之性的彰显,二者实为一性。当然,也可说,天地之性为本体层面的,而气质之性为现实层面的,二者为本末关系。在此问题上,张载的观点与程朱有着明显差异。     

王船山的气善论与宋明儒学气论的完成——以“读孟子说”为中心

文章认为气善论是船山的基本立场 ,气体论既是船山哲学的宇宙论基础 ,更是其气善论的论证和表达 ,应当从这个角度重新理解船山的气学思想。作者提出 ,在经历了元明理学在“理”的理解上的去实体化转向之后 ,理不再是首出的第一实体 ,而变为气的条理 ,因此人性的善和理本身的善 ,基于儒家思想的内在要求 ,需要在“气”为首出的体系下来重新定义 ,气善论在这个意义上正是为人性和理的善提供一个新的终极的保证。这使得北宋前期以来发展的气本论 ,作为儒家思想的体系 ,终于在船山哲学中获得了其完整的意义     

从《张子正蒙注》管窥船山"气"的层次

船山在《张子正蒙注》中的气论思想,一方面继承了张载的"气"思想;一方面又有自身的一些特性,如他对"太虚"的理解以及由此形成的气的层次结构.船山取消了"太虚"的超越性意义,以"气"作为终极根据,所以说船山坚持了彻底的"气本论".船山明确地将气区分出层次结构,即"太和之气"与"成形之气",并由此来说明至善的根据、恶的原因等.然而,由于船山混淆了 自然的善恶与道德的善恶,其理论内部表现出一定的模糊与矛盾,也因此带有一些理论困境.     

先秦儒家人性论的六层内涵

在先秦儒家思想中,人性论至少具备以下六层内涵：从性的来源看,性即天生的东西,是天然产生的存在者;从质的角度看,性是人之所以为人者,是人与禽兽之异的决定者;从质料性的角度看,性是天生善材或恶质,并能呈现出善或恶的行为;从本原的角度看,性仅是或善或恶的基础,必待扩充或放纵导致善果或恶果;性还与气有关或是善气或是恶气;从生存的角度看,作为生存本原的心即性,善心或恶心乃善行或恶为的本原。这些解读对先秦儒家人性论研究不无启发。     

论人性的弱点

人要认识自己 ,解剖自己 ,其最根本的东西是从人性来审视自己。我们从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相统一理解人性 ,人是善与恶的结合体 ,即人一半是天使 ,一半是魔鬼。人性的善与恶潜在人的自然属性之中 ,而人是作为社会人而存在的 ,当具备一定社会环境与条件时 ,善与恶才会显露出来。人性的主要弱点在于权欲、物欲与情欲中表现出来的恶行。人们通过法律、道德与宗教的形式抑恶扬善 ,这是克服人性弱点的主要途径     

王船山“性日生日成”思想发微

船山＂性日生日成＂思想,融合了宋明道学的多家之学,就性体生成的存在基础而言承自横渠,就其与外物的交互关系而言多取程朱一脉,就性体之生成性而言则来自阳明思想。这种融合并不是外在的拼凑,而是基于船山气论思想的内在需求。文章在分析的过程中将其置回整个宋明道学史的视野,以呈现出船山此思想的内在诉求,对前人的吸收、批判与整合,及其可能存在的困难。     

从王船山对宋明理学的批评看船山学之精神

王船山对程朱、陆王之学的批评与修正，同时亦是其克服与超越宋明理学之处。船山对陆王心学杂于佛老、单证心性本体而忽略道德实践的学问倾向表达出强烈的不满，并反对朱子分理气、心性为二，而强调理即是气之理，心与性为一，显示出船山治学的重点已从体证道德本体走向成己成物的道德实践，从一己之成德走向儒家之人文化成，此亦即是船山学的精神所在。     

朱子与船山体用视域下的“四端”“七情”之分判

四端七情是宋明理学家们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朱子和船山尤甚。但是朱子与船山对四端之内涵的认定存在根本的差异:朱子根据已发未发的性情体用之别将四端视为情,船山则从有无自质的立场视四端为性。这种从情或性来定义四端是对孟子之四端两个面向各自的发展。对于七情,朱子和船山初看都将二者视为情,但是朱子之七情是有善有恶的,船山之七情是中性的——可善可恶,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因之,朱子和船山对待七情的态度分别是"制"和"导"。"制"所强调的是对情进行内敛的工夫,而"导"则注重发挥情的积极效用,同时也严防情的消极影响。     

晚明阳明后学管志道对“无善无恶”论的发展

管志道为晚明阳明后学中著名学者。他倡导＂无善无恶＂说,并与东林学派学者顾宪成就此做过争论。管志道认为,＂无善无恶＂是指性之原。而性之原是＂人生而静以上＂,这正是不可说的。他指出无善无恶即是至善,本体的至善与境界上超越善恶对待互相结合。他认为,＂无善无恶＂论只是一种＂取法乎上＂的理论,而不是实践原则。＂无善无恶＂说沿袭儒家性善论,有此一说才将性说清楚。管志道对＂无善无恶＂说作了全面论述,是对这一学说的总结。至此＂无善无恶＂之争基本结束。     

朱子与中国文化

朱熹一生致力于思想理论、教育、文化事业,为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理学体系的形成,是出于时代的需要.他的“气”概念包含精神和物质,“理”指规律、原则、法则.认为阴阳二气的运行产生天和地；太极之前存在世界,太极之后更有世界.人由气凝结而成,因气的厚薄、华衰、长短而出现寿天、贵贱等.不全赞成汉儒的天人感应说,...     

共产主义是科学的人道主义

几百年来,“人性论”、“人道主义”作为资产阶级鼓吹自已代表“全民”的遮羞布,理应受到必要的批判。但是,在“人性”和“人道”的问题上,并不是只有资产阶级的一家之言,更不是所谓马克思主义不讲人道,不谈人性。其实,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真正科学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只不过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罢了。从历史上看,关于探索人的本质是什么的人性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早已众说纷纭。我国先秦时期的孟子主张“人性善”。荀子主张“人性恶”。孟子的学生告子主张“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告子》上)。汉代的董仲舒提出“性三品”,把人性分为三类,即不教而能善的“圣人之性”,虽教也难为善而只能为恶的“斗筲之性”,     

性善论对性无善恶论的一种回应——南宋早期的性善之“善”不与恶对论

胡宏的人性论非常接近于性无善恶论或性超善恶论,但他所支持的其实是性善论,其性论的特点之一是认为性善之善不与恶对。在南宋早期,这种性善之善不与恶对论曾短暂流行于支持性善论的理学家中,流行范围并不止于湖湘一派。而性善之善不与恶对论,事实上是理学性善论对北宋性无善恶论的一种理论回应。性无善恶论和理学性善论都认为性静无恶,但由于善恶因相互对立而共生,既然人性无恶,那么人性中同样也没有与恶相对的善。这一问题成为性善论的一个理论困境。南宋早期的性善论者为了回应性无善恶论的批评,便采取性善之善并非与恶相对之善的思路来维护性善论。朱熹极力批评性善之善不与恶对论,又赋予性善以先验性来回应性无善恶论,朱熹认识到善恶一经产生,其各自的意义便不会消失,善恶不须随时相对。此后,这种颇为独特的性善之善不与恶对论便很快消失于人们的视野中。     

理气双重的审视维度和价值旨趣——朱熹性命之学研究

基于理气合而生物却理本气末的本体构架和审视维度,朱熹认为,命有两种——一为理命,一为气命;性分双重——一是体现理的天命之性,一是体现气的气质之性。在此基础上,基于天理至善、气质有恶的价值旨趣,朱熹要求人在处理两种不同的命和性时张扬天理之善、去除气质之恶,致使“去人欲,存天理”成为其人命论和人性论的共同归宿。其实,朱熹的安身立命之方和“去人欲,存天理”的宗旨落到实处都是尽心、格物和致知。     

试论王船山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正> 十年前在衡阳召开的王船山学术思想讨论会,对船山思想的启蒙性质问题曾有过争论。一方面有人说他是十七世纪中国启蒙思潮的哲学代表;另方面却有人说他是个老封建礼教家。这两种对立的观点,至今仍在争论。要全面评价船山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地位,我认为就不能摆脱如何看待船山思想的启蒙性质问题。任何简单的肯定和否定,都不能恰当说明船山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王船山自是承传儒学。但儒家从孔、孟开始,其思想固然有保守的一面,却亦有适应时代发展而变革的一面。自强不息,革故鼎新,     

价值领域及其多重意蕴

人的存在包含价值之维，后者展开于道德实践、精神发展，以及更广意义的社会生活。在道德领域，如何为善去恶构成了主要的论题。道德意义上的善恶，既关乎普遍的规范，也与人的行为、品格相涉。规范之善，表现为与社会法则以及人的内在价值的一致；品格或德性之善，指向以上规范的内化；行为之善，以形式层面合乎普遍规范和实质层面体现人的合理需要为根据。从精神的层面看，人的追求又展开于不同方面。人类早期的巫术，到后来的宗教，都具有精神之维。在终极的意义上，存在的精神之维总是指向人的精神需求，这种需求构成了人的存在的重要价值内涵。与道德以为善去恶为关切之点有所不同，精神层面的以上需要与圣凡之别有着更为直接的关联。精神层面的需求主要从观念层面体现了存在的价值维度。人的存在的价值之维不仅体现于精神的规定，且展开于更广的领域。从后一方面看，如何保证社会的有序运行，构成了不可忽视的价值问题。较之精神领域的凡圣之辨，社会领域的关切之点更多地指向正当与否，并以社会的和谐有序、生活的合乎人性为旨趣。     

儒道之间:陶渊明的价值观初探

在儒道核心视域中对"善"与"恶"的考察,构成陶渊明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陶渊明对于"善""恶"内涵的理解,不仅仅体现于经验、名言之分,更是深入到实质层面上;从"善"与"恶"的关系看,陶渊明重视的并非"善""恶"之形式,而是"善""恶"之实质;陶渊明价值观的核心在于,承认真正的"道德"之"善",而否定非"道德"之"恶",并在"道德"视域下,以他的"善""恶"标准践行自己的价值观。     

真善美———船山的人生和谐观

船山通过对传统和谐观的价值提炼,开掘了人生的理想境界——天人合气之真,理欲合性之善,情景合境之美,在船山眼中,和谐人生是真、善、美相统一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