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本礼用──儒家人学的核心观念

儒家学说是在孔子“仁学”基础上，由孟子与历代大儒加以完善的道德人文主义理论。在孔子的仁学中，“仁”是最根本、最具普遍意义的道德范畴；“礼”既是道德范畴，又是伦理范畴，作为道德范畴，“礼”以“仁”为存在的根据。综观儒学的理论体系，“礼”更重要的地位是作为伦理原则呈现的，道德之“仁”与伦理之“礼”是一种表里体用关系。在儒家“仁本礼用”思想中最有活力、最具永恒价值的东西，是它以人为中心，以道德之“仁”为形上本体的道德人文主义精神，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活动中，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现代性危机的道德合理性困境与出路及其当代启示

现代性危机虽然表现为目的合理性与文化合理性之间的道德合理性悖论，但其实质是文化合理性的现代性道德哲学范式所衍生出来的社会信仰的缺失。走出现代性危机必须重塑社会的文化合理性，以奠定社会信仰的“普遍的道德合理性”基础，其要义是复归“文化合理性”的伦理理念。人与制度是文化生态的两个基本要素，因此，文化合理性的伦理理念的型塑必然诉求“道德人格”与“制度伦理”的双重建构。文化合理性的伦理理念的复归既是现代性运动的自我辩证否定，也是当下中国科学发展观命题的题中应有之义。     

伦理-经济生态:一种道德哲学范式的转换

“经济决定论”、“伦理气质论”、“道德立法论”,是20世纪形成的关于伦理—经济关系的三大理念。三大理念具有共通的哲学特质:“原子的观点”;“道德世界观”;“本体思维”。它们在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也是20世纪诸多文明疾痼像生态危机、价值霸权、文明霸权的形上原因。21的文明需要进行关于伦理—经济关系方面道德哲学范式的转换。这个转换的基本内容是:由“原子的观点”到“实体的观点”;由“道德世界观”到“伦理世界观”;由“本体思维”到“生态思维”。籍此,建立和确证文明体系的多样性,文明主体的实体性,文明合理性的生态辩证性。“伦理—经济生态”,就是伦理—经济关系的“第四种范式”;“生态论”,就是伦理—经济关系的“第四种理念”。     

伦理的实体与不道德的个体

在道德哲学体系和现实的道德生活中,存在一个伦理一道德的悖论:伦理的实体与不道德的个体。在道德哲学中,这一悖论已经概念地潜在,它以伦理的善与道德的善的价值冲突的形式表现。在现实中,这一悖论造成了20世纪严重的文明后果和灾难性的道德悲剧。道德哲学体系与伦理精神,应当完成两次辩证转换:一是由个体到集体再到实体的辩证转换;二是由实体到主体的辩证转换。与此相联系,个人主义便具有两种道德哲学形态,即个体个人主义与实体个人主义。集体的形成,必须扬弃个体个人主义,伦理性是集体中的否定因素,只有将集体发展为实体,才能真正解决个体与整体的矛盾。集体上升为实体的必要条件是精神,准确地说是“单一物与普遍物统一”的伦理精神。由实体上升为主体的真义,是实体作为“整个的个体”行动,从而不仅具有实体的伦理性,而且具有作为“整个的个体”的道德性。完成这个转换的关键,是将“道德世界观”推进为“伦理世界观”,形成实体的“伦理世界”的“道德世界观”。实体向主体辩证转换的道德哲学实质,是扬弃实体或集体个人主义。     

中国情理主义伦理形态的精神哲学分析

中国哲学中的“精神”概念经历了“天道-性-情-伦理-道德-天人合一”的辩证运动,并在中华文明中形成了以“情”为主、情理交融的情理主义伦理精神形态,与西方情、理二分的精神哲学传统形成了鲜明对比。个体生命要获得伦理普遍性,首先需要伦之“理”的价值指导,而“理”的精神意义只展现为如何达致“情”的中和状态。“情”之所以处于主体地位,就在于其与中国血缘文化传统相匹配,同时其伦理合一性、自然直接性又契合了中国“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传统。     

论管理与伦理结合的内在基础

科学揭示管理和伦理之间的关系及管理伦理的本质 ,对于完善人类的科学管理之道 ,充分发挥“管理也是生产力”的功能 ,具有重要意义。现行的管理伦理研究存在的一个根本缺陷是没有从理论上解决管理与伦理结合的“何以可能”问题。本文认为 ,管理伦理的发生是由管理活动和管理系统的内在要求决定的———管理本身内在地具有道德性 ;管理的道德性表现为管理的内在道德和外在道德 ,管理伦理就是这样两个方面双向互动的有机统一 ;管理的外在道德是指管理活动的合伦理性或合理性 ;管理的内在道德是指管理本身的结构和内涵所应有的道德要求 ,是管理最根本的活动准则。管理的道德性规定为解决管理与伦理结合的“何以可能”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 ,也为实现伦理在管理活动中的支撑作用提供了客观依据     

道德体系的人文之根与价值之始

本文认为 ,家庭伦理、家庭伦理精神 ,是道德体系的人文之根与价值之始 ,是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道德体系建构的源始性价值资源难题。中国传统道德体系由伦理实体、道德自我、以及扬弃二者矛盾的身心修养为逻辑结构 ,家庭伦理作为传统道德体系的人文之根与价值之始 ,具有深刻的历史与民族合理性。近代以来 ,由于过度的文化批判和社会结构的变迁 ,使家庭伦理的根源地位被动摇甚至颠覆 ,在家庭伦理不能履行其人文功能的背景下 ,中国道德体系的建立 ,就在神圣性根源、人伦根据和人伦范型诸方面 ,面临源始性价值资源的难题和悖论 ,陷入文化合理性的困境乃至危机之中。     

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

在"多"与"变"的时代,伦理道德何处是家园?必须寻找"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其关键词有二:"精神"与"形态";理念是"回归‘精神’","皈依‘形态’";理论假设是建构"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现代伦理学理论,不外三种形态,伦—理形态,道—德形态,伦理—道德形态,其理想类型是"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形态。20世纪的文明觉悟的本质,不是"伦理觉悟",道德觉悟,而是在伦理回归中的"伦理—道德觉悟"。个体生命世界、社会生活世界、伦理学理论内在"精神哲学"的"形态"同一性。现代理论体系中"伦理学"与"道德哲学"不只是两种话语表达,而且代表着两种不同传统和"伦理"与"道德"的两种不同"形态"取向,应当在"精神哲学"的理念和理论中加以统摄和整合。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包括"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问题,与"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问题,其中"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问题历史与逻辑地具有优先地位。"精神"及其"形态",具体地说,伦理形态,道德形态,伦理—道德形态,就是精神世界、生活世界和现代伦理学理论中的"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是伦理道德的精神家园。     

"合宜性"及其伦理意义

“合宜性”是亚当·斯密一个具有独特话语意义的词汇,是对人的行为(包括经济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和价值判断的伦理尺度。人类社会以“合宜性”为标准,通过“公正的旁观者”对他人和自我行为的道德评价来维系整个社会在伦理观念中的“一致的估价”,从而调和利己主义与同情心的矛盾,实现“自我赞同”向具有合宜性的“社会赞同”的过渡。“合宜性”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它有着深刻的个体自我伦理、社会经济伦理以及生态环境伦理的意义。     

也论道德基础

<正> 道德产生的土壤即基础究竟是什么,这是任何伦理学说都需回答的问题。伦理发展史上的唯心主义伦理思想家,把道德的基础归之于抽象的“理念”、观念”、“良知”或“神”的启示。旧唯物主义伦理思想家认为,抽象的“人性”或人的自然本性是道德的基础。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则认为社会经济关系体现出来的利益关系,才是道德产生的土壤、根源即基础。对于道德基础的这一马克思主义规定,使伦理思想体系的建立,道德的起源、本质的阐释,奠定在科学基础之上。     

中国传统人伦思想与五伦的道德观

中国传统历史与文化最宝贵的资产就是伦理道德的思维与主张。这是一套人本的价值思想,有其形上的道统 根源,形下的正统传承、法统规范与学统分流。它在地球上首先建立起了有系统的人伦思想。其特质之一,即是"五伦" 的亲疏远近与尊卑贵贱的行为规范,为世界上其他国家之所未有者,至今其精义仍具有超然的优越性。其另一特质,即 重视政治上之政道与治道的政治哲学和家庭的组织地位与功能价值,这体现在《大学》中主张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 身之内圣推向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外王的政治哲学思想。此王道思想即是中国传统道德思想之内外与体用发挥的极 致。人伦、五伦、王道等思想都是以道德概念融汇贯通的一种政治伦理哲学,是社会和谐有序的行为准则。     

关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思考

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进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浩瀚渊博,但主要指的是儒家道德,"仁"是儒家道德思想和道德学说中的核心概念。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基本内容主要是通过道德规范表现出来,其基本思想是天下为公、为政以德、德教为先、修身为本等,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具有历史悠久、良莠杂陈等特点。     

传统尊卑观念的重新审视

传统尊卑观念,既是一个同政治制度紧密相连的关于人们社会地位的政治等级观念,也是一个同政治哲学和传统伦理道德紧密相连的价值观念。它的产生,既有社会政治根源也有哲学和伦理思想渊源,本质上是封建宗法制度（礼制）的产物。而其长期流行则是封建统治者依靠政令刑罚的强制手段实行＂礼治＂统治和儒家礼育长期教化双重作用的结果。传统尊卑观念,既包含君权至上的贵贱有等、尊卑有别的政治等级观念,也含有礼敬老人和在人格上尊重普通人的积极因素。历史上,它起到了禁锢人的思想、束缚人的行为、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直接导致了我国社会平等观念的缺失和法制观念的淡薄,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今天,它并未随着封建社会的终结而销声匿迹,仍然在深深影响着国人。重新审视传统尊卑观念,去芜存菁,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略论国家公务员的政治行为规范与职业道德行为规范

国家公务员的政治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行为规范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公务员的政治行为规范保持长期稳定 ,而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则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 ;对公务员的政治行为和职业道德行为必须采取多种方式加以规范。国家公务员的政治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内容广泛 ,而且在不同性质的国家之间这些行为规范的内容也存在着很大的区别。我国公务员的政治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行为规范的建设刚刚起步 ,我们必须不断地作出努力 ,才能更好地贯彻“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根本方略。     

儒学发展对传统体育观念的影响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对于传统体育观念的影响形成了三个重要里程碑：先秦儒学奠基了传统体育观念丰富人文内涵的基本框架；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启了儒学从国家管理角度影响传统体育观念的先河；宋明理学从儒学“人伦化”的角度形成了重文轻武的传统体育观念。儒学对于传统体育观念的影响呈现出了显明的特点：一是儒学崇仁尚礼的伦理色彩，极大地丰富了传统体育观念的道德内涵，从而构成了中国传统体育与西方传统体育的本质区别；二是体育活动是人生的一种理想追求，早期儒学对于人生理想的设计是文武双全的，并没有文武轻重之分；三是宋明理学对儒学的改造，导致了重文轻武观念的固化，从而对传统体育的发展形成了严重的阻碍。     

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如何与现代化接轨

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是以儒家经济伦理为核心 ,以道家、法家、墨家等诸家思想中所蕴涵的经济伦理思想为补充的较为完整的伦理思想体系 ,它包括“生财有道”的生产伦理、“交往有信”的交换伦理、“取予有度”的分配伦理、“用财有制”的消费伦理四个组成部分。传统经济伦理中确有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伦理要素 ,但它毕竟是在宗法制的小农经济条件下产生的 ,无法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因此对传统经济伦理我们只有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创造性的发展 ,才能使之有益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逻辑源点及历史探路--基于两汉之前的伦理学分析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汉后开始以儒家为核心和主线，但是，其逻辑源点和演绎进路却在汉前，汉前政治伦理经历了“神教→宗族→诸子→法家→道家”的重心转移过程，这一辨争、探索和筛选过程，对于后来儒家的胜出至关重要。“夏商→西周”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奠基期，神教政治伦理向宗族政治伦理过渡，完成了政治伦理“天道”向“人道”的转变；春秋时期虽然天崩地解，但是，政治伦理仍在沿用宗族伦理；战国时诸子伦理兴起，宗族政治伦理开始松动，在诸子伦理的政治纷争中法家最终获胜；面对秦二世而亡的残酷事实，中国传统政治伦理反省后开始真正走上了历史合理性的路径：阳儒阴法———儒法两家软硬、外内结合共同维护传统社会政治秩序，结束了漫长的摸索期。     

对诚实守信的几点思考

诚实守信,就是讲信义,重信誉,守信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人们之间的利益与生存关系越来越密切,这种密切关系需要诚信来维护。根据目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不诚实现象,应着重从伦理道德、社会环境、法制建设的角度分析入手,探讨诚信做人之本。     

西方生态伦理学的逻辑困境及其“东方转向”

西方生态伦理学将伦理对象扩展到自然界,强调自然权利、自然利益,为传统伦理学带来了一次重要变革。然而由于学说内在的一些逻辑困境,其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上常出现自相矛盾的问题。妥善解决"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厘清生态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准确界定特有的概念范畴,给出"是"与"应当"联系的正确推论等,是其化解自身逻辑困境的充要条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西方生态伦理学进行"东方转向",使中西生态文化交融,势在必行。在东西方生态伦理文化相互会通中要特别注意伦理的"民族性"与"时代性"问题。     

儒家思想与传统节操观简论

节操是中国传统的重要伦理范畴。节操包含气节和操守两方面,涉及仁、义、忠、信、廉、耻等诸多道德内容,与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修养有着密切的关系。"仁"是具有节操观念的前提与核心,因而节操又与以人为本、遵守社会规范及理想人格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