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锋、林聿时不同意刘节等在孔子研究中的超时代超阶级的抽象分析方法

《文史哲》1963年第1期发表了呂振羽和关鋒、林聿时在山东孔子学术討論会上的发言。关鋒、林聿时的《关于孔子思想討論中的阶級分析的几个問題》一文,着重談到了当前在研究孔子思想中值得注意的一些实貭上离开了馬克思主义的阶級分析和历史主义的傾向。关鋒、林聿时认为,刘节先生的《孔子的“唯仁謝”》离开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級分析方法。他們說,     

怎样正确评价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批判周来祥、徐文斗两先生的“‘长生殿’的主题思想究竟是什么?”的修正主义观点

白居易的“长恨歌”,白朴的“梧桐雨”,洪昇的“长生殿”,近几年来有过一些討論,意見分歧很大,至今尚未有统一的正确看法。我觉得,这是因为討論者沒有很好地掌握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而有不少的同志却是运用修正主义的观点进行研究。周来祥先生在講授“长恨歌”,徐文斗先生在講授“梧桐雨”时,就都表現了这样的錯誤观点。而他們合写的“‘长生殿’的主題思想究竟是什么?”錯誤更是严重的。(发表在“文史哲”五七年二月号)在这里,对这篇文章中的錯誤提出我的     

论“一国两制”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中国有香港、台湾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何在呢?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以下简称“一国两制”)。1984年9月26日中英两国政府经过谈判草签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字。这个     

一块常青的学术园地

《文史哲》作为“学术名刊” ,已经走过五十年的风雨历程。孔子说 :“五十而知天命”。在“天命”之年的学术讨论会上 ,对《文史哲》办刊的经验和成绩 ,人们说了许多评价中肯的话。诸如 ,以学术为中心 ,坚持学者办刊 ;注意发表名家成果 ,也不忘记培养新人 ,发表“小人物”的优秀成果 ;对时代重要学术理论问题发起讨论、争鸣等等。所有这些 ,似乎都是述说《文史哲》所知“天命”的一些方面。那么 ,如果问 ,对于一份“学术名刊” ,其知“天命” ,到底应知什么呢 ?或者说 ,“学术名刊”的“天职”当何为 ?记得梁启超在上个世纪初曾说过 ,中国当…     

历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个根本问题——与刘节先生商榷

今年第二期《学术研究》的“关于学术研究方法論問题的討論”专栏,发表了刘节先生的以《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为題的討論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刘先生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而所有的問题又都是围繞着阶級分析方法是否适用于研究孔子及其思想这个中心問題的。刘先生文中还特別声明:这些“虽然是个別問題,也可“以偏概全”,‘一隅三反’”。从这个声明看来,刘先生在这篇討論文章中,显然是試图以孔子及其思想的討論来“概”和“反”及整个古代历史和古代历史人物的究方法論問題,即:阶級分析方法是否适用于研究古代历史和古代历史人物的問題。     

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必要性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問題,学术界已討論好久了。苏联从1951年討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时就曾討論这一問題,直到現在还未取得一致的意見。但通过几次規模較大的討論,大家对这个問題的認識已深入了很多。我国經济学界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也是一直在不断地探討和研究这一問題,发表了不少有益的意見。最近,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在“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决議”中,明确指出人民公社无論在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既要发展     

关于逻辑学一些问题讨论综述

我国哲学界关于邏輯問题的討論,是从一九五六年在党的“百家爭鳴”方針指导下展开的。通过近几年来热烈的討論,大大推进了对于邏輯学中一些基本理論问题的研究。首先引起討論的是形式邏輯与辯証邏輯的关系問題。自从周谷城同志在《新建設》上发表了“形式邏輯与辯証法”一文,对这个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后,很多同志对周谷城同志的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見,討論就广泛而热烈地展开了。但是,大家在討論中逐步感到,要解决这个問題,首先必須解决形式邏輯和辯証邏輯本身的一些理論問題。于是,接着就从形式邏輯的对象和客观基础等問題,进而集中到真实性与正确性的相互关系問題的討論,并且圍繞这一問題来探討形式邏輯的对象、客观基础及其認識作用。茲将討論的情况和当     

再谈“敌我矛盾和对抗性矛盾”

我閱讀了李赤子先生在“学术月刊”第七期所发表的“也談‘敌我矛盾和对抗性矛盾’”的文章,和学术月刊編輯部轉来的丁雍年先生与光磊先生所提的意見,并且我又向一些同志們請教,討論这个问題,这些都給我很大的帮助,使我認識到,关于这个問題,在某些方面,我的思想确实是有些混乱的。因此,为了搞清楚我对这問題的看法,使我在学习馬列主义中能更好地領会毛主席的“两类矛盾”的学说,我想还借着一次机会,再談一談“敌我矛盾和对抗性矛盾”。如果我們要了解敌我矛盾和对抗性矛盾之間的     

广东經济学界就生产价格論問題举行討論会

最近,广东經济学界連續举行三次討論会,討論杨坚白、何建章等同志关于平均利潤、生产价格时观点。討論中,在如下几个问题上,就杨坚白、何建章等同志的錯誤观点进行了分析、批判。一、杨坚白、何建章等同志提出的“生产价格論”的实质是什么?发言者指出,杨坚白、何建章等同志提出的关于生产价格论的观点是錯誤的,因为杨坚白何建章等同志离开了一定的生产关系来研究經济問     

谨慎地对待资料辨年工作

研究中国古代思想,首先会碰到資料真伪及其年代的問題。这是一个很費糾纏的問題,因为許多东西都不是三言两語可以說清楚的;但这却是一个很重要的問題,因为根据資料的年代說明它所反映的思想,恐怕是思想史研究工作中的最起碼的唯物主义态度。近几年来,我国思想史界有过两个規模較大的討論——对老子和孔子的討論;在討論中,除了一种主要傾向是有些人忽     

“认识泉源”和“世界本原”

认识的“唯一泉源”是实践还是物质?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一、“认识泉源”的含义是什么? 有人说,认识的泉源所揭示的是关于“人的认识是怎样发生的?”或“人的正确认识是从哪里来的?”这是认识怎样发生的问题,而不是“从哪里发生”的问题。它所揭示的是人们怎样开掘认识泉源,而不是揭示认识泉源是什么。“人的正确思     

关于“人民币的性质和职能问题”的讨论

在本刊第四期“问题討論”欄内刊出盧鈍根同志的“关于人民币的性質和职能問题”一文之后,编辑部收到喻、陈两位同志的来稿,他們不同意盧鈍根同志的看法,并从不同的角度加以批評,盧鈍根同志又写了文章答辯。我們認为这三篇文章对人民币的价值尺度问题,虽有了进一步的闡釋,但仍觉还有深入研究和討論的必要。     

論孔子學說的“仁”和“礼”

“仁”和“乱”在孔子学說中占着极重要的地位,二者实貫穿于孔子的教育思想、政治思想乃至哲学思想之中,成为孔子学說的核心。孔子的最高理想,質言之,不过要实現他的“仁”、“礼”的主張而已。因此,当前学术界討論孔子,有不少文章着重討論“仁”、“乱”問題,展开了針鋒相对的爭論,看来是有必要的。在这个問題上,我的看法与当前爭論双方还不无分歧。根据百家爭鳴的精神,我也愿意在这里提出来,向大家求教。     

关于文化遗产批判继承问题的讨论

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思想史討論班,最近就历史文化思想遺产批判繼承問題进行了两次討論。討輪的問題包括:对毛主席关于古代文化遺产的批判继承方针应如何理解?怎样区分古人思想遺产中的封建性糟粕和民主性精华?以及思想发展的继承性和阶級社会中思想体系的阶級性的关系等等。在討論中,大家本着百家爭鳴的精神,积极提出了自己的意見。現在,关于这一問題的討論尚未結束。茲将討論中的部分內容綜述如下: 关于古代文化遺产的批判继承方针问题,毛澤东同志早就明确的指出过f: “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新民主主义論》,《毛澤     

关于“张楚”问题的一封信

读了今年第五期《文史哲》所载《“张楚”非国号辨》一文,感到似不全面,建议作者考虑一下帛书中的材料。关于“张楚”是不是国号的问题,《文物》一九七五年第五期所载刘乃和同志     

古汉语用字得失举例

我昔年读书“北大”时,曾听到当时以“选字”名家的刘文典先生讲到陆机《文赋》里“悲落叶于劲秋”一句时,向同学们发问:“你们想想,还有没有另外一个字比这个‘劲’字更好的呢?”还曾听到当时以文宗自负的林损先生讲到《论语》的“辞达而已矣”一句时,向同学们发问:“为什么不说成‘辞达而已’?甚至省为‘辞达耳’?”意思很清楚,刘先生以为“劲”这个实字用在这句话里是最好的;林先生以为“矣”这个虚字在这句话里     

哲学基本问题试探

一、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表述恩格斯说过:“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怎样理解这句话呢?能否认为言中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提法,是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完全赞同的呢?我以为值得研究。第一,哲学基本问题的由来。恩格斯指出,哲学基本问题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存在了。“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     

康生和所谓“建国以来哲学战线上的三次大斗争”

所谓“建国以来哲学战线上的三次大斗争”,即所谓“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的斗争,关于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问题的斗争,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的斗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林彪、“四人帮”、康生一伙鼓噪得震耳欲聋。然而,这三次所谓“原则性的大斗争”究竞是什么人定的性呢?它的内幕又怎样呢?对于这一点,不用说广大群众不了解,就是当时或后来参与过这些“斗争”的绝大多数同志也未必清楚。大量的事实说明,把建国以来哲学界的几次学术争论(有的甚至根本没有公开争论过)定性为“三次原则性的大斗争”的,不是别人,是康生,把杨献珍同志以及一大批哲学工作者乃至无辜的青年打成“反党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不是别人,也是康生;在“十年动乱”期间,利用     

关于“客观真理”的几点反思

<正> 什么是“客观真理”?对这个问题,我国理论界及现行的大专院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中均有阐释和论定。例如:刘延勃等人主编的《哲学辞典》中的表述为:“指真理的客观性,是人的认识所正确反映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高清海主编的《文史哲百科     

清代“蒙古衙门”设置时间辨析

有清一代对蒙古地区的统治,理藩院起了重要作用。众听周知,理藩院是由“蒙古衙门”更名来的,这在清代史籍中有明确记载。《清太宗实录》写道:崇德三年六月庚申日(公元1638年8月8日),“更定蒙古衙门为理藩院”。《清朝通典》中也记载:“崇德三年六月定蒙古衙门为理藩院”。此外,《清史稿》一书记载:崇德三年蒙古衙门“更名理藩院”。那么,蒙古衙门设置于何时呢?关于这个问题,长时间来,在许多蒙古史研究者中一直众说纷纭。简言之,有如下几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