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未来走向——以国家刑事赔偿、国家刑事补偿与刑事被害人救助关系辨析为进路

从未来发展来看,背负更多政治使命和道义责任的中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产生只是权宜之计,建立包含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在内的《国家补偿法》,并使之与《国家赔偿法》并行呼应,才是我们期冀的国家救济体系的理想模式。但是,就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而论,我国眼下并不存在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可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无疑是时下中国最好的选择。在筹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时,应当首先厘清国家刑事赔偿与国家刑事补偿,以及国家刑事补偿中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与刑事被害人救助之间的关系,这是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乃至相关立法体系的构建基点,也蕴涵着中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未来走向。     

刑事被害人救助机制研究

刑事被害人救助机制,是指被害人在遭受犯罪行为侵害后,加害人、社会与国家如何救助被害人的一系列法律制度和实施方法的总称。建议构建一个综合性刑事被害人救助机制,以确保将刑事被害人的救助落到实处,真正实现社会和谐。该综合性刑事被害人救助机制既有其理论基础,又有其实践基础。具体内容包括:以加害人救助为主导,以社会救助为补充,以国家救助为保障。     

刑事被害人权利救助的多维视角

刑事被害人是社会"弱势群体"的一部分,应将其作为独立的主体予以全面保护和救助。我国目前还没有从多维视角全面考察和规划刑事被害人的权利救助问题,为全面有效地保护刑事被害人,就很有必要立足于程序、实体、制度和管理等多维视角,建立体系性的被害人保护制度,坚持诉讼外救助与诉讼内救助相衔接,社会救助与国家救助相协调,精神救助与物质救助相统一,事前预防与事后救助相融合,实现对刑事被害人的立体式保护。     

论刑事被害人的国家救助

我国司法实践中部分刑事被害人合法权益得不到切实保障,已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本文首先探讨了国家责任论与道义责任论的本质,认为建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应以道义责任论为基础;根据国情,应明确救助范围;为预防犯罪,也应明确不予救助的情形。     

理性审视与和谐重构——完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思考

我国目前试行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存在着相当的局限性,健全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势在必行。本文从立足国情、循序渐进视角出发,对完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路径选择和原则确立做了宏观考量。从明确救助主管机关、界定救助范围、规范救助标准、完善救助程序、设立救助基金五个方面对完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进行了微观建构。     

刑事被害人救助路径探究

刑事被害人救助是现代人权保护的重要转变，发达国家已将其作为刑事犯罪领域的重要课题。我国对刑事被害人救助的研究时间较短，国家立法层面上作为较为迟缓，但地方已经展开探索。因此，从社会维稳需求、刑事利益平衡、刑罚理念基础三方面对刑事被害人救助进行法理思考。同时，认真分析国家最新的立法动态，总结各地实践中的经验与不足，综合从救助原则、救助对象与范围、救助标准与方式、资金来源、救助机构、救助机关以及救助程序上构建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基本体系。     

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探析

刑事被害人是犯罪行为的直接侵害者,而在司法实践中,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犯罪人,被害人的权益往往无法得到有效地救济。由国家对刑事被害人进行救助,是当今世界各国刑事司法政策和社会政策保护被害人的一个普遍潮流。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立足我国国情,借鉴国外经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论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建立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是在二战以后广泛被新西兰和欧美等发达国家采纳的。而我国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犯罪人经济能力有限而无法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情况也屡见不鲜，这使被害人的合法权益难以有效的实现。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不仅是国家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更是司法文明和司法和谐的体现和要求。     

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探析

刑事被害人是犯罪行为的直接侵害者,而在司法实践中,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犯罪人,被害人的权益往往无法得到有效地救济.由国家对刑事被害人进行救助,是当今世界各国刑事司法政策和社会政策保护被害人的一个普遍潮流.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立足我国国情,借鉴国外经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现代宽容与我国刑事司法变革

现代宽容呈现出强烈的制度化、法律化、普适化倾向.现代司法表明.现代宽容在刑事司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凸现出宽容的独立性价值.我国刑事司法对宽容的制度、政策回应可着力体现为:从报应型司法走向恢复性司法;确立有利于被告原则;确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     

论我国刑事被害人的权益保护——以恢复性司法为视角

传统刑事司法制度把对罪犯的刑事制裁视为社会正义的最终实现，同时强调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以期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双重价值，但往往忽略了对刑事被害入的权益保护。在当前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民同等重要的理念下，刑事被害人的权益保护问题备受关注。恢复性司法作为传统刑事司法的有益补充，对保护被害人的权益有着积极影响，如何通过恢复性司法保护刑事被害人权益也已成为刑事司法的重要命题。     

关于缩减刑法分则"法定犯"罪名的思考

刑法分则过多规定"法定犯"不符合现代刑法"省刑"、"谦抑"思想,法治社会不是条文越多越好.刑法有自身的调整范围.不是所有的行政违法行为发展到严重程度就都构成犯罪.现行刑法中许多"法定犯"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达不到犯罪程度,甚至不属于犯罪的性质.法定犯使空白罪状过多实际上把部分刑事立法权变相地交由行政机关行使.与立法法的精神相悖.基于以上考虑,建议大幅缩减刑法分则"法定犯"罪名.     

日本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制度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在日本熏有关犯罪被害人的保护法制度一直是备受关注的。从2000年开始熏日本相继制定和修改了一系列有关犯罪被害的防止和犯罪被害人保护的法律,尤其是犯罪被害保护“二法”的出台,使日本在犯罪被害人保护法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二法”通过减轻被害人的心理和精神负担以及扩大被害人权利救济的各种措施,使被害人保护呈现出独立性、实效性、体系化以及对被害人和被告人进行平衡保护的制度特征。日本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制度为我国构建被害人保护法制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论刑事诉讼价值与刑事集团诉讼

刑事诉讼价值与刑事集团诉讼制度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内在联系。建立刑事集团诉讼制度根源于刑事诉讼价值的内在需要，也是保障被害人诉讼权利的需要。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及学术评述——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为基本素材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是刑事法领域的一项重要制度，中国知网（CNKI）数据表明，我国对该制度的研究呈现出阶段性和不平衡性，研究初期成果较少，近年呈现爆发式增长。其原因有三：一是被害人救助制度缺失引发的被害人困境引发了社会及学界对该制度的关注；二是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实践探索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三是“和谐社会”政治语境的指引和导向。我国对该制度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客观存在一些问题，表现为研究持续性不够，研究视角比较狭窄、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学术跟风”比较严重。     

合理配置我国刑事审后程序中的国家权力

刑事审后程序包括刑事执行程序、被害人救助程序、前科消灭程序和刑事赔偿程序等.除刑事赔偿程序外,我国刑事审后程序的国家权力配置,存在着不少的缺陷,也缺乏一些必要的制度设计.因此,重新合理配置刑事审后程序中的国家权力,规定裁决权统一由人民法院行使、执行权原则上统一由司法行政机关行使是有必要的,此外,还应强化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建立被害人参与制度和被害人救助程序,完善前科消灭程序和刑罚变更执行程序.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研究

自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以来,司法实务界一直致力于准确理解其规定并加以适用。理论界需要正视信用卡产业自身的迅猛、粗放型发展过程中内含的机制性瑕疵和司法实务界对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一种简单化处理的倾向。对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一些争议性项目需要加以界定、探讨,如“恶意透支与善意透支”、“银行催收要求”、“持卡人认定”等问题,努力达到一种既符合金融信贷业发展规律又与刑法精神相契合的解读,并提出一种民事与刑事法律法规合力互动的“民刑应对机制”的设想。     

共犯中止条件的现实挑战及重构

当前刑法理论学派之争正在趋于折衷,对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也应该通过主客观相结合的路径来适应世界刑法理论的发展趋势,在强调客观方面的同时,关注共犯的主观努力,同时对共犯的中止行为提出一定的要求。依据牧野英一＂因果的共犯理论＂,共同犯罪中止的成立条件应从因果关系理论的视角来构建,即时间性、自动性、脱离性。     

论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倒置

举证责任是刑事诉讼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它对司法的最终断案和实现司法的目的有着实际的司法价值。由于犯罪的复杂性和刑事证明对象的多样性,在有些刑事案件中出现了举证困难的现象。举证责任的承担,涉及刑事诉讼制度、价值、模式等基本问题。随着刑事诉讼的发展,各国对某些难以证实的犯罪和犯罪中难以证实的情节,作出了特殊的举证责任的规定。针对实体法中某些特定犯罪,我国证据法也应考虑在控方能够证明事实存在的前提下,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