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政治”观念在中国历史认知中的生成与传播——以民国小学历史教科书为例

把秦至清之间的政治体制称为“专制政治”是民国至今许多知识精英认识和分析中国古代政治形态的重要观念,是历史研究中重要的理论分析工具.民国成立后,该观念作为合法、权威历史知识嵌入到历史教科书的文本中,并被广泛学习与传播,逐渐成为普通大众认知、分析中国古代历史的基本视角和不证自明的知识预设.这种自民国以来建构的观念,不但深深影响了民国民众对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认识,也影响了时下国人对中国历史的正确评价和理性反思.     

古代与近代的表述:中国历史分期研究——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为中心

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历史分期有多种方式,主要有"共和"、"中华民族"和"世界化"等标准.在"共和"与"中华民族"标准中,中国历史以民国成立为界分为两大时期,民国以前的"古代"为专制或民族纷争时代,民国后的近代是共和或中华民族形成的新时期;在"世界化"标准中,中国历史以明清之际为界分为两大时期,清以前的"古代",中国处于停滞与封闭状态,近代是中国融入世界也是反抗西方侵略的时期.1930年代后,多样性的分期方式简化为单一的"世界化"标准,并由此形成中国历史公式,成为历史书写的基本样式.梳理清末民国时期教科书中的历史分期,其意义不仅在于了解史家如何运用分期策略来建构中国民族的历史,还在于检视我们今天业已形成的历史认知和思维模式.     

民国时期中学国史教科书中的甲午战争

民国时期中学国史教科书对于甲午战争的叙述,经历了不断全面、深化的过程。通过研读、比勘相关内容可以看出,民国时期不同阶段的中学国史教科书对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因、战争过程、战败原因以及战争影响等方面的叙述,均存在较大的差异。普通国民从学校教育中所接受的其实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甲午战争"。之所以如此,既与民国时期时局变动有关,也与史学研究进展及教科书编写日渐成熟、规范密切相关。     

清季的历史教科书与线性历史观的构建

清季,伴随新学制、新学堂的建立,各类教科书在教育领域特别是基础教育领域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历史教科书也不例外。较之中国悠久的传统史学著述,历史教科书这一具有新体裁、新功能的历史撰述,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其中线性历史观的凸显,就是特色之一。线性历史观在当时历史教科书中的表现可谓多种多样,如历史分期中的线性时间观、直线发展的进化史观、单线的历史因果论、民族国家叙事的历史目的论,等等。探讨线性历史观何以呈现于教科书,固然离不开其时西学笼罩的整体学术氛围,离不开日本学者所编教科书之历史观念的影响和中国"新史学"运动的作用,但也不能忽略对中国史学传统中固有的线性历史观因素的考索。     

清季汉译西洋史教科书初探

清季汉译西洋史教科书是中国近代史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末为解决学堂教科书剧缺矛盾 ,翻译了大量西洋史教科书 ,这些教科书不仅对当时学堂的历史教育 ,对改造普通中国人的“世界”观 ,而且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初年的新史学思潮 ,都有重要的影响。在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语境中 ,汉译西洋史教科书还具有“救亡”的资鉴意义 ,表现出了强烈的功利色彩。     

苏联哲学教科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苏联哲学教科书"是苏联哲学家建构的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体系.评价"苏联哲学教科书",必须坚持历史主义的态度,应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视角来评价,既要认识到它的历史局限性,也要承认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超越"苏联哲学教科书",建立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体系,仍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直面的重大理论任务.     

民国时期三次国都论争的比较研究

民国时期的三次国都之争,反映出不同时代背景下国人首都选择和认知的流变。论争中列强干涉及影响程度的逐渐降低,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中国国际地位和外交环境的不断改善。现代交通事业的兴起和发展,引发国人对首都防御职能及其自身安全的认知变化,国都选址标准和要素随之调适,成为"多都论"流行的重要基础。知识精英对于历代定都历史经验的征引,还经历了从片面化、工具化的选取和诠释,到自觉反思历史经验运用之原则和效度的转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的教科书哲学问题

哲学教科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独特产物。它的意义不仅仅是使中国在走向世界的历史中获得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初步认知,而且在于以独特的方式创造了中国现代哲学的教科书时代。哲学教科书及其教科书哲学所构造的解释原则,曾经在哲学的普及工作中造就了哲学的辉煌,也曾在自身所固守的知识论逻辑中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形而上学的终极。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视域中再度追问这个问题,就成为当代中华民族构建自身哲学的一个前提。     

全球化时空下儒家思想的脱域与重组——美国历史教科书话语的广义互文研究

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儒家思想，集中体现了西方话语体系下的中国文化。儒家思想从中国社会历史时空层级中“脱域”，“重组”进美国历史教科书文本，成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下的知识生产和价值阐释体系，“话语”起着关键作用。本文以广义互文为视角，分析儒家思想如何“脱域”并“重组”进美国《世界历史》教科书，通过章节框架、内容编排及叙述话语三个层次上的互文，设立话语秩序、塑造西方社会对儒家思想的想象边界；凝聚西方社会的群体共识与价值取向；成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下的知识与价值阐释体系。这样，儒家思想在美国《世界历史》教科书内，已经不是其原本的形象，而是凝聚社会共识和文化认同的素材。     

从周边看中国——韩国《东亚史》教科书中的当代中国形象

在中国周边国家中,韩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透过韩国历史教科书反观中国是我们认识自身的一条有意义的途径.因为历史教科书是一个社会的支配性话语系统,更是一国对他国主流认知的反映.韩国历史教科书,特别是《高中东亚史》将当代中国描述成一个内战导致分裂的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缺乏政治自由的社会主义国家、歪曲历史的国家、外交上咄咄逼人的国家,也是韩国日益依赖但难以信任的邻居.韩国历史教科书涉华叙述存在选材有失客观、侧重刻画负面形象等诸多问题,这不利于韩国青少年正确理解中国.中国需要深入系统地研究韩国历史教科书,探索通过中韩人文交流机制、公共外交等方式,推动改善韩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巩固中韩人文纽带.     

战后日本教科书制度的演变

战后日本的教科书审定制度是建立在废除战前教科书国定制基础上的,它取消了日本国家对教科书的绝对统制,并以民主、和平为基本原则,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同时又具有局限性。自从战后初期确立教科书审定制度以来,日本政府先后分三次对该制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改,并在这一过程中以"简化"、"公正"为名,不断加强政府在教科书审定制中的权力。而日本政府在教科书审定制中权力的不断加强,便是战后以来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制度性根源。     

对民国时期新疆教育的历史考察——基于教育人类学的视角

民国时期是新疆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新疆近代教育的重要发展阶段,新疆的近代教育处于一个创立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本文通过文献资料和前人相关研究成果从历史角度对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进行考察,并将教育人类学的视角与对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资料分析结合起来,对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进行解读。     

新旧之争:晚清中国历史教科书

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正值中国社会新旧更替的年代,中国历史教科书作为特定时期的产物,烙上了深刻的时代印痕.历史教科书不仅成为晚清各派势力表述政治信念的特殊场域,而且也是新旧史学派系阐述史学观念的媒介,尤其西方政治概念如"国家"、"国民"、"社会"引入到历史领域,对推动旧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历史观,而且促进了历史叙事方式的更新,章节体或课本体逐渐取代传统编年体或纪传体,成为历史书写的主要体裁.     

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

20世纪以来,人们对鸦片战争的认识有个变化的过程,鸦片战争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逐步提升。清末认为,它是中外交通中一个普通事件。民国成立后,认为鸦片战争的主要影响是导致鸦片泛滥,烟毒流于中国。1930年前后,认为鸦片战争是帝国主义侵略之始,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20世纪30年代的时势,使得朝野双方在历史研究要有现实关怀的努力下,共同促成了鸦片战争由一般性事件到中国近代史开端的转变。与一般史著将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不同的是,代表国家和政府意志的历史教科书采用了"清初(明清之际)"开端。"清初"开端是希图将中国纳入世界历史之中,通过世界历史来寻求自己的历史定位;"鸦片战争"开端所关心的不仅是参与世界历史,而且要努力体现中国历史的独特之处。无论是以"鸦片战争"还是以"清初"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在向西方寻求近代的努力上是一致的,都体现了如何在世界历史中安置中国历史的这一难局:一方面是参照西方历史进行的中国史分期方式,已预示着将中国历史纳入普遍历史之中;一方面是中国鸦片战争以来落后和挨打的现实,又难以回避。今天关于中国史研究的诸多论争,实则是这一问题的延续。     

抗战时期初中国文教科书中的意识形态控制

教科书是青少年学生的重要读物，在潜移默化间塑造着青少年学生的灵魂。不论是国家权力机制还是精英知识阶层，都力图通过教科书塑造自己理想中的未来民众。抗战时期，日伪政权、蒋介石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都格外重视中小学教科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力图通过教科书对青少年学生进行思想渗透。在初中国文教科书选文的编排上，日伪政府推行妥协投降主义，回避抗战主题；蒋介石国民政府让教科书领域成为其独裁统治的一部分，趁机加强了思想专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教科书则以宣传抗日为主，并加入生产劳动知识，体现了注重实用，兼顾文艺的原则。     

"世界足球起源于临淄"应尽快写入历史和体育教科书

世界足球起源于临淄早在2004年就已经被学术界、中国体育文史委员会、亚足联、世界足联取得一致的认可,我们在山东境内目前使用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体育与健康教科书和全国一些中等学校、高等院校的体育教科书中都没有见到这一结论."世界足球起源于临淄"的结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应当尽快写入相关教科书中.     

巫与圣的文化关联

"巫"与"圣"是中国古代文化体系中两个极为关键的构成要素.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文化关联,这种"文化关联"的形成与迁变,影响着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走向.在中国古代精英文化域内,"巫"与"圣"这两个子文化系统时而并立分存,时而关联互渗,它们的存在形式与消长变化状态在先秦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并对中国古代文化现象与特征的生成起着重要作用.分析、审视"巫"与"圣"的文化关联,可以从中更深入地揭示出古代儒家文化思想的原始构成.     

知识旅行与再生产：一个建构民众知识世界的分析视角

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知识的流动与社会化成为社会学领域日益关心的重要议题。本文引入知识旅行与再生产视角，用以解释在转型时期不同群体存在显著“认知”差异的背景下，知识新陈代谢的微观社会化过程。通过引入民国时期社会教育路径下“现代”知识大众传播的案例，以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出版的《民众教育季刊》和《新民》杂志为例，探究知识分子对现代民众知识世界的建构。研究发现，知识分子通过“实验”和“民间文艺”这两个核心话语建构了大众倾向的话语范式，为推进知识旅行作好铺垫。与此同时，在行动自觉指引下，知识分子将大众倾向的话语范式渐次落脚于社会教育的大众实践——建构大众话语范式下的“现代”知识。最终，“现代”知识通过报纸、杂志、书籍等出版物，逐渐从研究层面渗透到大众日常生活之中，从而完成知识旅行。由此出发，可将知识旅行与再生产作为近代以来中国日常生活知识建构的一个分析工具。     

应当如何正确对待“教科书体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已于2009年公开面世。这部教材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体现了思想性、政治性和学术性的有机统一,必将对中国高校的原理教学产生重大影响。但如何客观评价这部教材在教科书体系改革方面的历史地位呢?我们以为,必须要以史为鉴,只有把它还原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流变史中,才能客观、准确地评价它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和历史意义。基于此,本刊集中编辑了这组文章,详细分析了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形成、传播及其中国化历程,科学总结了我国近30年来教科书体系改革的历史经验,客观评价了这部教材在教科书体系改革方面的历史价值和科学意义。我们希望这组文章能够引起国内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广泛关注,进一步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但文中的一些观点并不代表编辑部的立场。     

近代日本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

教科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控制工具,是近代日本人在确认"自我身份"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文化载体。在近代日本教科书中,中国被描写为"未开化"的"旧国",以此反衬近代日本先进的文明程度。而在具体的中国故事的书写过程中,日本人往往立足于自身的价值判断和政治企图,对史实进行取舍、改编和评价,从而创造出不少扭曲了的中国形象。这些中国形象为日本民众支持并参与近代侵略战争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