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赋论的文学背景考述

汉人赋论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具有自觉意识的文学批评,而汉代赋论内涵的“诗人之赋”与“词人之赋”以及“讽”与“劝”的矛盾与冲突,实蕴涵着广远而深刻的文学背景。概括地说,汉赋创作与理论,与汉代乐府制度的建立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中雅乐与郑声的矛盾始终潜隐于汉人赋论之中。而汉赋家文学侍从与儒者的双重身份,又决定了他们的赋学理论笼罩于经学语境,在文与质、言与文的交互衍变中徘徊。     

祝尧《古赋辩体》的文赋观及其现代启示

祝尧在《古赋辩体》中指出,唐末宋初的赋家为矫正律赋之弊,学习楚辞和汉赋中问答体作品的散文化句式和议论手法,开创了一种新赋体——文赋。但文赋未能祖述兼有六义之骚,亦未能宗法"丽以则"之汉赋,更未能做到情、辞、理的统一,已失赋之本义。且以指导科考的标准来看,文赋不能作为士子学习的典范,所以祝尧拒绝给予文赋以"合法"的地位。祝尧对文赋近乎否定的评价,有其理论渊源和理学一尊的时代原因,它显示的是实践家的"破体"行为和理论家的"尊体"主张之间的矛盾。祝尧保守的文赋观对明清两代的赋论有着深远的影响。正确评价祝尧的文赋观对当今的辞赋理论研究及创作都有重要意义。     

论汉代赋家创作的个性特征

当今对汉赋的研究，一般都肯定其总体的价值和成就，而忽略了创作的个性特征，甚至贬之为没有个性可言。究其原因，主要是对汉代赋家作赋的认识及其体式的理解有偏颇之见。汉代赋家诸如扬雄、马融等确有过仿效前人之作的创作，但他们的模拟只是在文学体式上．而不是在技巧和内容上。汉赋的体式是多元的，且形成了一种定式，如骚体式、答难式、七体式等，这些体式的出现，应当肯定其对赋体形式多样化的贡献，不可视为“了无新意”的模仿。今人探讨汉赋的繁荣原因，多着眼于社会的政治背景、经济条件、文化因素，却极少提及赋家的创作个性的促…     

汉赋文化特质简论

汉赋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文体,其中还包含了十分丰富的文化意蕴。将汉赋还原到汉代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和分析,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把握汉赋的精神实质。汉赋和汉代政治和汉代帝王息息相关,并随着汉代政治而勃兴或衰微、随着汉代帝王对汉赋的喜恶而或盛或衰;汉代经学占据汉人思想的主导地位,辞赋之士受经学影响最深,经学中的大一统观念、天人感应观念、君权神授观念在汉赋中得到了积极的传播和浓重的渲染;汉赋有自己独擅的艺术意境,总体上讲究辞采华丽之美,讲究音韵之美,细分之,大赋小赋又有不同的审美趋向;汉代赋家多有论赋,从司马相如到王充,汉代的辞赋观大抵由全面肯定到折中批判再到全面否定。     

论汉赋"类书说"及其文学史意义

汉赋与类书的关系,前贤虽有论及,却缺少深入的探讨,而其中文学史的意义,更有待发之蕴."赋代类书"的说法,从狭义的赋学观来看,是一种误解,如果就广义的文学观而言,又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汉赋作家的比类意识落实在创作上,充分体现于对物态的描绘,和赋体自身的修辞法则,这不仅使汉赋的"文类"特征影响到后世"类书"的编纂,而且具有中国文学从"文言"到"文类"的历史转捩的意义,这一点又与汉人的"知类"精神与思维方式切切相关.     

龚克昌教授《汉赋讲稿》英译本序

赋是汉代主要的文学表现形式，但汉赋在中国却一直被学术界所忽视，尤其在１９４９年至７０年代，几乎成为学术研究的禁区。龚克昌教授是最早真正对汉赋进行认真的学术研究的学者之一，《汉赋讲稿》就是他１９８８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讲学期间的讲稿。《汉赋讲稿》既有对汉赋在总体上的全部评价，又有对汉代具体赋家及赋作的独到见解。尽管《汉赋讲稿》只是龚克昌汉赋研究成果的一部分，但从中却可以看出他的开创精神和“深远的洞察力”，以及“对赋及汉朝文明坦然自若的热诚”     

汉赋建德:文本与传统

汉赋创作不仅有“铺采摛文”的词章价值,更有“体物写志”的思想意义,其中“建德”观的形成尤为重要。汉赋建德的根源在建汉统,又因汉统继周统,所以赋家追奉“周德”以构建“汉德”,并在思想上取效《诗》《书》经义,特别是以扬雄《长杨赋》为代表的创作对周代文本的拟效,改变了汉初司马相如的创作形态而构成新模式,并对东汉班、张京都大赋的写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考察《诗》《书》入赋及“扬·班模式”的成型,又与缘饰儒术与师保制度相关,喻示了一代赋学观的变迁。唐宋以后围绕“无逸图”“豳风图”而创制的《无逸图赋》《豳风图赋》以及其并合呈现,不仅彰显了汉赋德教观的历史传统,而且形成《诗》《书》呈像于赋体的经典化,表现了赋体致用的主旨与价值。     

汉代赋家的理性精神

汉代赋家作为赋这一文学的主体,是有其特殊性的。其中重要的一点,便是比起审美自觉的文学主体来,汉代赋家作为在者,有着更多的理性的人文精神;或者说汉代赋家在赋的创作活动中,基本上表现为理性的在者。这方面,是以前的赋学研究尚未深究过的。一一般说来,汉赋创作的主体动机总是功利的、实用主义的。赋家的创作,往往建立在对自身权益、地望、利害等精打细算,深谋远虑的基础上,而这种急功近利的,或实用主义的汉赋创作动机体现的无非就是政治的理性精神。从理性的辞人到理性的赋家,是政治的理性     

辞赋研究专家龚克昌教授

龚克昌是我国著名的辞赋研究专家，是解放后大陆最早从事赋学研究、最早出版赋学专著、唯一招收赋学博士后的学者。其《汉赋研究》批驳了千百年来对汉赋的种种非难，恢复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全汉赋评注》是开创性的工作，很多篇章是第一次注解     

更新的感受 更深的开掘——评万光治《汉赋通论》

万光治先生的《汉赋通论》(巴蜀书社1989年12月出版)以更新的感受和更深的学术开拓而卓然面世。在此之前,赋学研究领域已陆续出版一些专著,这些著作在不同的角度和层面上对赋学研究都开拓了新的局面。而《汉赋通论》则以其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与富于论证的逻辑力量为其特色。对汉赋这一文学史现象的研究应视为作者当代价值观念对一种特殊的古代精神生活方式的契入。契入在主干方面是知性的,但它首先还是主体之心对对象之物的感受,唯有感受得新,方能开掘得深。     

刘勰赋学观的缺失——从魏晋赋首谈起

从刘勰对“魏晋赋首”八家的称举与评述中,反映出他“尚宏丽”、“重讽谕”的赋学观,这一赋学观承传于汉人而迥异于魏晋。刘勰以汉人的辞赋标准来观照魏晋赋家赋作,缺失自然产生,对魏晋抒情小赋缺乏应有的重视。刘勰赋学观的偏执和缺失,因其反对齐梁文风而致,但归根到底,又决定于他的儒家思想及诗教观。     

“知类”的时代——存在于子、集之间的汉代“小说家”与“赋家”

汉代是一个“知类”的时代，“家”意识觉醒。赋与小说成“家”的最大学术背景是《汉书·艺文志》将王道分崩离析后的民间私家之学和汉代众多新兴的学术重新汇聚起来，在新的统一帝国建构“新王官之学”，故以新参与者身份择“小说家”与“赋家”分别入“诸子略”与“诗赋略”，观采新王政之道。在早期中国知识学系统化的过程中，小说家和赋家又以“艺文类聚”之法，将从“类”的知识体系文学化。从知识归类视角考察“小说家”与“赋家”，既要以逆流而上的思路，由“四部”返回“七略”，在文集未炽盛之时，视二者为“一子之学”，在“新王官之学”建构体系中观其流别；也要以顺流而下的思路，观子学与文集成合流之势，觇见二者在流衍中互有交织，可资观采，又繁类成艳而“艺文类聚”，逐渐与子部疏离，进入集部视野。     

《文选》京都赋与汉代的空间意识

《昭明文选》选录先秦至六朝之赋五十六篇,分为十五门。而京都一门则作为开篇,包括班固《两都》、张衡《二京》《南都》和左思的《三都》。这些宏篇巨制的大赋都是赋家的登峰造极之作,汉赋“铺采摘文,体物写志”的典范。《三都》作者虽非汉人,但其生活在于魏晋之交。“思作赋时,吴蜀已平”,正是晋武帝统一天下的暂时繁荣时期,其时代氛围与两汉有某种程度相似之点。其赋作的思想意绪、风格体制,皆与班张之作先后一致,充分体现出汉赋特点。钱钟书先生论诗分唐宋时说:“余窃谓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就风格体裁论,《三都》实为汉赋。     

论儒家思想与汉代辞赋

汉赋的发展与儒学的盛衰有密切的关系。西汉初期，儒学尚未兴盛，反映在汉赋上则是百家思想并存。自武帝始，儒学居于主导地位，对汉赋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表现是：儒家批评君主过失的传统及诗教的“谲谏”原则，促成了汉大赋的“讽谏”功能；儒家向往古代圣贤及《诗经》中的“颂”，促成了汉大赋的“颂扬”功能；而东汉时期儒学与谶纬合流，又使汉大赋的颂扬功能更集中于对礼节仪式的发挥；儒学对汉代抒情赋中的“贤人失志之赋”与“纪行之赋”也有重大影响，使其表现出以儒家思想为本的特征。东汉末期，随着儒学的逐渐衰颓，汉赋的题材也突破大赋的京都校猎与抒情赋的言志纪行而逐渐趋于世俗化、多样化。     

汉赋起源新论

关于汉赋的起源问题,历来众说纷纭,或谓源于<诗>,或谓源于<楚辞>,或谓多源.我们认为,"赋者古诗之流"的说法,不过是汉人以经学眼光所作的赋学批评而已,事实上不是<诗>影响了赋,而是赋<诗>风气促成了汉赋的产生,这也是赋之得名的主要原因.<楚辞>原是楚文化熏染下的抒情诗,汉以后拟作甚多,加之又受汉赋影响,遂有骚体赋的出现,但在以屈原作品为主要代表的楚辞与汉大赋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至于汉赋多源说,实未揭示汉赋产生的源头究在何处.细案史料,汉赋直接源于战国纵横家的游说进谏之辞.从春秋时期公卿士大夫在特定的政治、外交场合赋<诗>言志,到战国时期士人的隐语讽谏和游说进谏,再到汉初枚乘的<七发>,汉赋的萌发、演进之迹皦然分明.     

写物图貌,蔚似雕画--刘勰论汉赋的文学成就

刘勰不仅充分肯定了汉赋在文学题材的开拓、艺术手法的创新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还丰富了汉赋作家论、创作论、文体论的内容.刘勰的汉赋观集汉魏六朝汉赋研究之大成,堪称是唐前汉赋研究的高峰.     

《历代赋汇》的汉赋编录与分类

《历代赋汇》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一部赋文学总集 ,也是汉赋研究的一部力作。该书辑录汉赋多达 5 5家 ,计 1 92篇 (含建安赋 ) ,超过清以前所有的赋文学总集。编者将这 1 92篇赋作分为 32类进行编录 ,既展示了汉赋文学题材的多样性 ,又便于后人的仿作和研究。其分类思想多源于《艺文类聚》、《初学记》、《文苑英华》等书 ,而又根据赋文学创作的实际进行了一些归并、拆分和调整。尽管《历代赋汇》在辑录汉赋时尚有漏收、误收、重收、不标出处等缺点 ,但它仍堪称是我国古代汉赋编录与分类史上的殿军之作 ,至今仍无一部书可取而代之。     

汉赋研究史述略

2 0 0 0多年来的汉赋研究可以划分为五个时期 :两汉是汉赋研究的奠基期。这时期的汉赋研究虽然零碎 ,不成系统 ,但涉及面很广 ,内容很丰富。其中尤以颂美讽谏说最为突出 ,体现出汉人经世致用的汉赋观和文学观。魏晋南北朝是汉赋研究的第一个高潮 ,涌现出许多评赋、集赋、注赋的著作 ,凸现出《文选》与《文心雕龙》两座并峙的高峰。这时期的学者对汉赋的艺术美有了肯定性的认识和评价。唐宋元是汉赋研究的延续期 ,赋论观点无太大进展 ,但也出现了李善《文选注》与祝尧《古赋辨体》两部影响深远的力作。明清及近代是汉赋研究的总结期 (第二个高潮 ) ,汉赋的整理分类与评析论述都代表了古代汉赋研究的最高水平。现当代是汉赋研究的转型与鼎盛时期。 2 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研究出现了新思想、新方法、新气象 ,但直到八九十年代才真正走上科学的道路 ,涌现出大批深入、细致、系统的汉赋研究专著。总之 ,每一时期的汉赋研究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而人们的汉赋观也在历史的推进中渐趋完善和系统。     

卑微与恐惧——汉赋讽谏失败的一种阐释

两汉赋家地位卑微,不可与战国之"士"同日而语,这导致了赋家与帝王地位的巨大差距;由于献赋讽谏具有"逆鳞"的意味,所以辞赋家心存巨大恐惧,讽谏往往委婉曲行;所以赋家所固有的这种卑微与恐惧最终客观造成了汉赋讽谏的失败.     

由《天问》看楚辞对汉赋的影响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云：“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刘熙载《艺概·赋概》云：“骚为赋之祖。”他们都看到了汉赋之艺术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楚辞特别是《离骚》的影响。后代学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也多以《离骚》为例进行分析，对《天问》一篇则涉及不多，而实际上《天问》中的某些特征亦鲜明地显示了由楚辞到汉赋过渡的痕迹。一、“赋家之心”作为赋诗意义上的“赋”，最早当见于《国语》，“赋”本有诵诗之意，即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