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即理学”刍议

顾炎武本人心目中的“理学”是指明道救世之学。全祖望所概括的“经学即理学”一语与顾炎武思想基本相符。“经学即理学”思想为批判理学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使清代的批判理学思潮与汉学汇流 ,同时也意味着经学研究范式的转移 ,即由注意思辨与体验到注重分析与实证 ,从客观上促进了传统经学的瓦解以及学术独立精神的建立     

论曹魏经学

曹魏是汉末经学衰落后崛起的新变期,不仅产生了《中经》大型经学类书,而且可考的经学著作128种。在学术渊源上,或源于汉末官学,或源于汉末私学,与汉代经学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然而,曹魏经学在继承中凸显新变。由今文转向古文经学,由古文转向玄学经学,是魏晋学风演变的核心。从青州之学形成,到荆州之学衰落,标志着汉末经学的结束;从王肃经学始盛,到何王新学勃兴,标志着曹魏经学的形成与转变。理论形态上,多元并存,以古文经学为主;传承方式上,太学衰落,地方之学、私学发达;发展过程中,互相驳难,因袭与创新并存;学术版图上,边鄙经学发达,中原经学寥落,呈现出由边鄙向中原辐射的发展态势。     

胡适：现代诗经学的开山人

在诗经学由传统经学向现代诗学的根本变革中,胡适不仅是传统诗经学的挑战者与终结者,而且还是现代诗经学的先驱者和开拓者。鉴于他在批判传统经学的同时,适时提出了整理《诗经》的文化主张,明确指出了研究《诗经》的科学方法,并且切实作出了变革诗学的学术尝试,因此我们应该正视他为＂现代诗经学的开山人＂,充分肯定他在现代学术史上的这种地位和影响。     

经学传统的价值重估

经在四库全书中居于首位，经学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也至关重要，经学传统在中华两千多年的文化传统中作用巨大。在后经学时代，理性考察经的本真蕴涵、经学的精神实质、经学传统的一般表征、重估经学传统的价值功能，对于挖掘经学的公共性资源，弘扬优秀的经学传统，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重续经学学术传统——关于当代经学研究的思考

中国经学的转型,是中国传统学术近代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新文化运动造成经学政治功能的休眠,它的文化学术功能在中国经学史学科中得到延续。中国经学史依托历史学率先完成了学术转型。经学史应当属于经学的一个分支,应当回归经学。周予同等学者建立了中国经学史学科,用经学史研究替代经学研究,但也造成了经学传统的断裂。中国文化的复兴呼唤现代经学学科的建立。建立当代经学的条件已经成熟。     

经学教育的淡出与近代知识体系的转移:以修身和国语教科书为中心的分析

经学教育的发展是近代文化变迁历程的一条重要线索。从晚清教育改革开始,经学教育的地位发生了动摇,学术中心开始游移变动。这一变动对于中国文化教育所关甚大,不仅思想界风气为之一变,近代新学堂为载体的知识体系也随之发生转换位移。     

经学诠释与学统观——以全祖望对“经学即理学”命题的诠释为中心

＂经学即理学＂命题是全祖望在修改顾炎武命题基础上提出的,而不是象人们普遍认为的是顾炎武的命题。全祖望修改顾炎武的命题,体现了全祖望学术学统观与史料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学者的研究过程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这就启示我们在对待前人的著作时,不能迷信权威,要了解作者的学术学统观才可能正确理解作者要表达的原意。     

郭嵩焘经学文献研究述评

郭嵩焘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更是一位著述丰富的经学大师。本文主要通过分析大量研究郭嵩焘经学学术的相关论著,对学界关于郭嵩焘经学文献成就的研究以及研究动向进行归纳与分析,并对学界有关郭氏经学研究之不足进行评述。     

杨慎经学方法与明代学术变迁

在宋明理学笼罩的时代，杨慎能够运用多种方法来解经，于理学之外提出独立的学术见解，体现出卓然不群的学术精神。他以文本校勘的方法探求经文原貌与本义，以文字训释的方法诠释经典的含义，以名物制度考证的方法求得对经学更接近原意的理解，以历史的方法揭示经学义理建构中的历史因素，并以诸经互证的方法解决经学研究中的疑义。在经学不甚突出的时代，杨慎丰富多样的经学研究方法对明代中后期的学术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后世的经学研究有着重要启示意义，是清代经学繁盛的重要先驱。     

三国·蜀经学发展考论

三国是一个经学式微的时代。与魏国和吴国相比,蜀国经学更见衰落。然而,经学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在蜀依然存在,并且缓慢地向前发展。通过钩稽现存史料,蜀国经学学者十二人,经学著作十五种;学术渊源既有师承今文经学,也有师承古文经学,还有师承融合今古文之经学;经学特点以今文为主,多元并存;经学发展由鼎盛走向衰微,由一元走向多元。     

经学的实证化及其历史意蕴

明清之际，随着社会历史的剧烈变迁及社会文化的变化，传统的儒学渐渐发生了某种转换，这种演变在清代进一步展示为经学的实证化趋向。经学的实证向度既以文化历史变动为背景，又与科学价值地位的提升相联系，其中包含着值得注意的思想史意蕴。在经学的实证化过程中，文字、音韵等学科本身似乎也经历了由“技”到学的演化。在传统儒学中，语言、文字、天文、历算等本来属于具体的“技”或“艺”，清代学者在从理学返归经学的前提下，进而以小学、天文、历算等具体科学为治经的主要手段，并将科学的治学方法与经学研究融合为一，与之相应，科学也开始作为经学的一个内在要素而获得了自身的价值。     

文学“革命”经学与中国现代学术分科的形成

中国学术的现代分科大体形成于戊戌至五四之际。其确立的核心在于“经学”被现代学术各科分解,并且作为传统学术之统领的思想祛魅。具体涉及制度、学术、思想三个层面。各分科在经学瓦解中逐渐生成,并在思想层面摆脱中国学术之“以经为纲”这一最为“传统”的特征,是其得以“现代”的前提与标志。该任务的最终完成,得益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文学革命以“文学”为手段对经学遗留进行思想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学,广泛生产针对“政教”和“人生”等领域的思想内容,试图接替经学在传统社会的思想指导地位。尽管这一接替并未真正完成,但在现代学术分科意义上,文学革命仍促成了文学的独立,即建立了不同于传统文学之经学附庸状态的、具有独立思想内核的现代体系;同时也完成了传统学术之“以经为纲”的思想祛魅,为各科的现代独立与生成奠定了基础。     

论经学的性质、学科地位与学术特点

以儒家经典为研究对象的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中华文化的各个分支无不浸润其中。经学研究不能洞明,则中国学术文化难有真正的飞跃。经学兼综文史哲,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术,关注的是社会现实,是经世的学术,这是经学的灵魂。也正是由于经学的这种特性,我们理应给经学以应有的学科地位和必要的尊重。经学研究至为“繁难”,无捷径可走,非勤勉读书、刻苦钻研无以得真谛。     

重建经学，可能吗？必要吗？

在当代中国学术研究中,经学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出来,而经学研究同样越来越受到重视。回到传统中国文明之中,经学既是学术研究的中心,也是传统政治、生活的价值源头。要全面理解中国何以成为中国,离不开经学。然而,百余年来,传统学术崩溃,西来学制建立,经学被割裂到文、史、哲等相关学科之中,而从文、史、哲的眼光看到的经学,已经只能得其一隅之偏,而无法窥其全体大用。因此,有必要重新反思经学瓦解的过程,以寻找经学重建的道路。基于此,弘道书院邀请姚中秋、任锋、张龑、陈壁生四位老师举行了一场对话：“重建经学,必要吗,可能吗？”本场对话围绕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陈壁生的新著《经学的瓦解》进行,就经学重建的必要性、可行路径等方面展开讨论。本刊撷要刊发,以飨读者。     

论中国古代的经学与史学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因缘颇深的两大显学。在中国古代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经史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先秦“六经”亦经亦史的特点，决定了此后经史之间难以割舍的因缘关系；汉代是中国经学兴起的时代，同时也是史学标榜“成一家之言”之时，这一时期经学对史学思潮有重要影响，史家崇经意识非常明显；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以及南北朝史学风格迥异等现象；隋唐时期经史关系集中表现为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出现了经史同步大总结的时代学术现象；宋明时期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理学化经学对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清代经史之学从清初提倡穷经经世和以古筹今的实学思潮，到清中期后兴起的今文经学派的援经议政和治史明道，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学术特点。而乾嘉经学为考据而考据，史学也多由经学而入，受汉学藩篱所囿，只有浙东史学继承了清初经世思想。     

朱熹经学与宋学

朱熹作为经学之宋学的集大成者 ,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在吸取先前经学思想资料的基础上 ,对传统经学加以总结 ,对汉学流弊提出批评 ,并结合时代的发展 ,确立“四书”义理之学 ,对中国经学进行改造和创新 ,使之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又修正宋学盛行后出现的流弊 ,重训诂辨伪 ,反对脱离经文本义而空谈义理 ,启发了后世的训诂辨伪之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朱熹不仅集宋学之大成 ,而且兼采汉宋 ,把训诂与义理相结合 ,从而发展了宋学和中国经学。     

从“经学”走向“经典诠释学”

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如何去发掘中国经典文本中蕴含的思想价值?合理的方式不应该是重拾"经学",走"经学"重构之路,而应该是通过对西方诠释学的批判性反思,结合中国本土文化的特点,建构一种中国式的"经典诠释学",即从"经学"走向"经典诠释学"。与"经学"相比较,"经典诠释学"有着很大的不同:(1)在研究对象上,从"经"(狭义)转变为"经典"(广义)诠释;(2)在研究立场上,从"宗经"转变为"尊经";(3)在理解向度上,从"回溯"转变为"延展";(4)在理解方法上,从"还原的方法"拓展到"对话辩证法"。这种不同,也使得"经典诠释学"在经典文本的理解上,不仅能够保持"经学"本有的文化保存与文化继承的长处,而且能够消解其活力不足的弊端,推进中国本土文化的前拓与发展。     

中国古代经学与西方解经学发展概略及比较

中国古代经学与西方解经学各是中西古典解释学的主体,各有其悠久的发展历史,两者在文本性质、解经态度、解经方式、解经原则、社会功能、与权力话语的关系、意义建构方式、文化影响、学术命运等方面都存在可比性和异质性,两者的比较研究对于清理和转换中国古典学术资源以及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对话具有重要意义.     

汉末三国时期的荆州经学

荆州经学因《易》学成就,以及对魏晋玄学的影响而受到后人重视,故常被学者误以为仅是一个讲《易》地方学派,其实不然。《易》学成就之外,荆州学派对中国学术的推动还表现在：在经学整体衰微的情况下,刘表却五经并举,集合诸多儒生共同改定五经章句在经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开唐修纂《五经正义》之先河;其注经一改汉末经学繁琐之风,不重训诂而重义理阐发,以创新和注重经世致用为特点,体现出经学风气的一大新变;其习经多以古文为主,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古文经学的兴起和影响。     

试论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性质

今古文经学的对立是学术体系的全方位对立,它们在学派宗旨、学术内容、治学方法、学术渊源和思想资料等诸方面有很大的歧异.这两大学派斗争的性质是学术成分参杂着政治成分.在阶级社会中学术是脱离不了政治的,但学术有其独立的价值所在,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一种学术或学派衰朽了,自有另一种学术或学派兴起以矫正其弊病或取而代之.今古文经学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斗争和融合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