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关系视阈下的宋初三家论体文

宋初论体文以徐铉、田锡、王禹偁三家最为重要.现存徐铉论体文几乎全部是关于君臣关系的讨论,他以"赤心"作为君臣彼此相处的准则,强调儒家伦理,推重士臣作用,为宋人重建儒家君臣秩序及防止皇帝专断提供了一定借鉴,而其中关于朋党及君子、小人之辩的内容也为宋人导夫先路;由于宋初皇帝好文、重谏的政策影响了当时的君臣关系,故田锡的论体文多与科考、论谏活动有关,并塑造了田锡致君为用的精神,以及好直敢谏的政治个性,并进一步影响到了其论体文的创作与品格;王禹偁的论体文与其史观有相通之处,他作史注重"君臣事迹",强调"善恶鉴诫",并善于史实辨正,这在其论体文尤其关于君臣关系的论述中得到了体现.     

论周代献诗制度“以美为谏”现象

西周中期以前,周礼走向成熟,特定的礼仪文化使时人对君王的谏、戒、刺被隐蔽在一片颂美之词中,即以颂美之词讽谏君王,把讽谏之意隐于颂美言辞中。这种献诗礼俗是由周代礼教制度所决定的,是周礼在文化上打下的烙印。"以美为谏"现象贯穿于《诗三百》,而犹以《雅》诗表现得最为突出。毛诗和三家诗在诗义阐释上"美"与"刺"的不同,实际是以不同视角对"以美为谏"献诗传统加以观照的结果,二者殊途同归、相得益彰。"风雅正变说"与"以美为谏"献诗传统有关。"以美为谏"献诗传统决定了《诗经》温柔敦厚的特质,对后世诗歌创作亦有深刻影响。     

宾祭之礼与赋体文本的构建及演变

赋体的形成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中内含的"瞍赋"、"六义之赋"及"体物之赋",源头在宗庙献赋,尤其是作为一代文学之胜的汉大赋,其文本构建及演变均与宗庙中的宾祭之礼有着紧密的关联。首先,宗庙献物及辞不仅是赋体立名的因缘,而且使这一文体始终具有"宗庙性"与"礼仪性"的特征。其二,在宗庙贡献中宾祭执礼的告庙"先君"制度和辞令之用,影响着赋体以逞辞为主要特征的结构机制。其三,宾祭礼中的备物享神方式,以"物"为中心、以"德"为旨归,其物、辞、义三端,影响了赋体托物、陈辞、兼义的修辞方法。其四,宾祭礼的媚神观德,是赋体"欲讽反劝"的宗教根源。西汉赋表现出的因"省祸福"以"训戒"、"改作",东汉赋表现出的因"观威仪"以"昭德"、"宣威",为赋体文本讽劝传统中的两种最重要的书写模式。     

政府回应视角下的公共决策听证制度

公共决策听证与政府回应都以承认社会利益多元化为前提,是我国公共行政和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公共决策听证制度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都体现了其具有的政府回应功能,它是政府加强回应性建设的一种制度实践。目前的公共决策听证制度作为政府回应的一种方式,还存在召开听证会的随意性、听证会形式遭到公众的质疑、听证笔录缺乏刚性约束力、政府回应能力不足等问题。提高政府的回应能力,需要政府行政人员提高意识,不断完善听政会制度的相关规定,将听证会纳入政府绩效考核的范围。     

关于“词曲递变”研究的几个问题

"词曲递变",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和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涵义,文体之变,是研究的基础命题。宋金时期,一些文人词基于采风而发生某种"曲化"迹象。元代"北曲"取代词体成为文人歌辞体的主流,文人在以文学为本位的"乐府"观念中,继承律词、律诗的形式规范建构了以散曲小令为典型的北曲"曲体",在"俚歌"意识中保留了套数的民间歌曲形态,形成了北曲文体形态上的"雅"、"俗"两系。     

词乃乐府的"格"、"律"化*——词体生成问题新论

"词体乃乐府的‘格'‘律'化"或"乐府的‘格"律'化而成词",这一命题是对词体生成问题的新思考.它表面上是对古代"词为乐府说"的重申,实际上既强调了词体应为音乐与文学结合较早样式--乐府的直接产物;又揭示了词体与乐府的异同与承继关系,从乐府入手论词体生成方合乎情理;还证明了词体是南朝以后乐府与古体诗、赋、骈文等文体都趋向"律"化这一文体变化规律下所产生的新文体样式.乐府"格""律"化程度是随着声律论的发展而递增的.从齐梁时期出现平仄声律论开始,乐府齐言歌辞的"律"化可称律词的滥觞;隋唐之际乐府齐言歌辞"律"化完成,而杂言歌辞的"律"化已经出现.乐府"格律化"的方式是多样的,有多方面的"营养土壤",如酒令、律赋、骈文等.要解决词体生成这一问题,必须由词体的本质(乐府)入手,抓住其音乐与声律上的特殊之点(原唱乐句或歌辞句式供"格",四声平仄声律说供"律"),方能奏效."词乃乐府的‘格"律'化"这一命题,对"燕乐"说、"律词"说、"民间"说等关于词体的界说、词的起源的争论具有决定性意义.     

论“前三史”涉易语料视域下的汉代易学之演进

《史记》、《汉书》、《后汉书》涉"易"语料丰富,折射出汉代易学的昌盛。以"前三史"的涉易语料为视域考察汉代易学的演进,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书"、"志"文献用"易",象数易学得到充分拓展,西汉中期崛起,经两汉之际的高峰,至东汉末年而臻于鼎盛,彰显出对先秦易学的新变;二是"纪"、"传"、"世家"等文献中的各种疏奏、箴谏、赋体作品用"易",涉猎的往往是《周易》经、传之辞,征引为主间杂解读,是汉代易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有分寸地对先秦易学的因承。     

御门听政与康熙之治

清朝御门听政早在顺治朝即已有之 ,及康熙朝形成定制。康熙帝每日清晨御乾清门听政 ;皇帝出巡则在行宫听政。皇帝听政时辰主要经历了“黎明进奏”与“定时视朝”两个阶段。御门听政是清朝治国最重要的措施 ,它不仅是康熙帝勤政的标志 ,更是清朝前期推行皇权统治 ,迅速走向强大统一的基本保证。御门听政是抗灾减灾 ,恢复农业经济的中枢。康熙帝建立并施行御门听政制度 ,表明他的勤政思想和坚定划一的统治风格以及修明政治 ,强化皇权 ,建立强大清帝国的决心 ,乃得“守成而兼创业”的一代明君之称号     

《文心雕龙》“体有六义”说

《宗经》篇提出"体有六义"说,多数人都认为这里的"体"只是指文章,而不是指"文体"。这是一种误解。"体有六义"的"体"是包含了体裁、体要、体貌三层面的文体。刘勰《文心雕龙》一书中心点是讲"为文之用心"。圣人把他们发现和把握的"道"体现于"为文"中,这就要研读他们所著的所编撰修订的"五经"——《易》、《书》、《礼》、《诗》、《春秋》——了,因为"五经"是为文的榜样。"五经"内容如同鼎之三足,涵盖自然、社会和人的修养,学习"五经"可以使人成为真正的人。"体有六义"中的"体"包含体裁、体要和体貌。刘勰提出"体要"是针对词赋家的"为情而造文"所导致的"文体解散",解决之道,就是要学习"五经"的文体。"体有六义"中的"六义",指涉"五经"的"体要"和"体貌"。刘勰把"五经"中的体要和体貌及其关系作了具体的阐述,强调的是文体创造中情与辞、华与实的有机结合。     

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乡村治理中的互动关系

实践表明,作为乡村治理正式制度的村民自治制度的运作并不是非常顺畅的,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基层群众性自治偏离了制度文本的"应然"模式而走向非正式制度层面上的运作。客观地说,正式制度无法消弭乡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运行空间,必须要以非正式制度作为前提,"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将正式制度嵌入非正式制度的文化土壤之中并使之深度融合、落地生根,从而建立起在正式制度框架与约束范围内的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的动态开放治理体系,实现对村庄的民主治理、自主治理与合作治理。这一研究,对于将田野研究而得出的"碎片化"的乡村治理经验理论化以及理解隐藏于乡村社会内部的非正式制度治理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监管:国际经验与中国选择

社会监管是以健康卫生、安全、环境保护等社会价值为目标的政府监管行为。通过西方国家社会监管制度的考察与经验梳理,由此反思我国社会监管制度在"反向制度变迁"中所面临的困境,进而提出了相应的路径选择。在现实国情下,试图理想化地解决社会监管问题乃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唯有采取理性与宽容的精神对待社会监管的技术层面设计,方能更好地发挥"倒逼机制"作用,借此推动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     

简论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央集权问题

一 所谓“现代化”,笔者认为,可以理解为以工业化为轴心,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文化、价值观念以及人的心理状况等各方面的综合性变迁。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在政治层面中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中央集权化。 所谓“中央集权”,乃是“‘地方分权’的对称,国家统治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的制度”。(《辞     

试论"君道"中的修身与听谏

本文详实地论述了中国古代"君道"中的修身与听谏及其重要意义,并从听谏应不论亲疏恩怨,而应明辨是非,听谏要采纳要知错能改,听谏要防微杜渐,慎终如始等方面,阐明了听谏的方法与途径.     

从《晏子春秋》书名含义看其文体性质

在《晏子春秋》研究中,对其文体性质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它是属子还是属史上,由于《晏子春秋》书名出现甚早,它的含义就带有其成书时代的特征。"晏子"之"子"不是对老师的称呼,应释为"老爷";"晏子春秋"之"春秋"是史书的通称,所指乃"齐春秋",《晏子春秋》为专记"晏老爷史"的史书。由于《晏子春秋》在内容、形式上的特点,在流传过程中,人们更加关注其谏辞问对,至刘向校书,将其按照谏、问、杂分类编排,变成了强调思想性的子书体例,《晏子春秋》变成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的子书。《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下儒家首列"晏子",并非《晏子春秋》的简称,而是《晏子》更能体现其子书的性质,从此,《晏子春秋》就以子书的面貌流传于世,直至《四库全书》始还其史书的原貌。     

《文心雕龙》势论解析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设《定势》一章以论"势",但对"定势"的理解,自来意见纷争。"定势"即为确定文章谋篇布局之术,势具有方法、技巧的含义。势是一个游荡于气、神、韵与形、象、辞两个层面的概念,刘勰在《定势》篇中谨慎地回避了"气"这一层面,将势纳入术的范畴,而后世论文势则更多地标举作为美学风格的"气势",这正是势论一直争讼不已的一个重要原因。     

汉语倒辞的语用修辞界定

广义的汉语反语常分为"反话正说"与"正话反说"。"反话正说"(汉语倒辞)作为日常话语中的一种频繁使用的语用交际策略,至今尚未引起修辞学界与语用学界足够的重视。通过对汉语倒辞以及相关现象的文献研究,结合汉语文本语料分析,文章从形式特征、语用策略、交际功能和玩笑框架四个方面对汉语倒辞进行了语用修辞角度的描述性界定:汉语倒辞在语用语言形式层面具有对交际对象的冒犯性;汉语倒辞的使用是以接近对方为基础的维护交际对象积极面子的交际策略;汉语倒辞的交际功能旨在建构与交际对象的正向的人际关系;汉语倒辞的使用受制于玩笑框架。对汉语倒辞的充分界定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汉语倒辞的本质属性,从而为汉语倒辞的后续研究打好理论基础。     

从“谏”到“说”——中国早期论说文文体功能的转变

春秋战国时代论说文体的功能有一个较大的转变,由一开始的"谏",渐渐地转变成了后来的"说"。春秋时代早期和中期流行的是由周代礼乐文化土壤滋生出来的"劝谏之文"。春秋后期,"劝谏文"的艺术技巧有了较大提高,开始悄然转型。战国时代开始后,随着周代礼乐制度的崩溃,风格多样的"游说之文"风靡一时。战国末叶,逻辑严密的学术论文出现时,中国古代的论说文体完成了自身的转变。     

清代科举八股文的衡文标准

清代科举考试以八股文为考试的主要文体,以“清真雅正”为衡量八股文章优劣的标准,此标准在《清代硃卷集成》保留的硃卷文章及批语中可见一斑。“理、法、辞”是八股文写作的几个必备要素,“气”依靠文章而呈显,硃卷批语基本都是围绕“理、法、辞、气”而作。“理、法、辞、气”这四方面是考官阅卷批语的具体操作层面,“清真雅正”是对“理、法、辞、气”的总体要求,考官从“理、法、辞、气”四个方面来衡量科考文章优劣及登第高下。这一标准与当时提倡的文风有关,它从明代的“醇正典雅”演进而来,因八股文的功令要求而定。此标准在清初就被明确规定下来,并呈逐渐强化之趋势。     

行体乐府四题

行体乐府是在汉魏之世歌咏杂兴的背景下产生的诗歌形式,乃诗之流变为八体之一体,其名称多样,或为"歌",或为"行",或为"篇",或与"歌"并称为"歌行",同其他几种新的乐府诗体一样,在"协声律,播金石"的情况下,亦"总谓之曲",也即行体乐府,有散歌和入乐等不同存在形式。其类例归属在乐舞则为杂乐、杂舞,在乐府歌诗则为杂体。在乐府歌辞中有较广分布,在短箫铙歌、鼓角横吹曲、杂舞曲辞、大曲曲辞中亦均有使用。早期的乐府诗皆为乐章,乃古之诗可歌者;而诗章与乐章在题材内容、体制形式、传播表演等各方面是不一定成正比的。随着乐府歌诗创作在汉魏之交形势的急剧变化,出现了"选词以配乐"与"由乐以定词"同时并存的现象,诗、乐渐趋分离。     

宪政结构中的谏议制度及其现代意义

宪政主义假定,任何个人既理性有限,又有人性弱点,若要使个人能够满足公共事务的要求遵行民意和天道,就要有一套监督约束政治人物的制度,以弥补其个人缺陷。儒家传统既强调政治人物的自律,以及改朝换代的他律形式,又注重建立谏议监察制度,对君主的过失加以批评和纠正。这一制度是君主制"体制内"的限权机制,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实践中有着积极意义和实际功用,并形成了"君过必谏"的谏议文化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这种制度与文化在今天没有完全实现民主制度的社会中仍有借鉴价值,即使在民主社会中也有补充作用。要求批评政治人物的文化也是"自由表达"原则的重要的中国资源,鼓励年轻谏官的传统也支持年轻人表达意见的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