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与法家“忠孝”伦理思想述评

“忠”与“孝”是两种不同的伦理观念。春秋战国之际,“忠”由处理人事关系的一般准则,演变为臣对君的伦理道德;“孝”是子女对父母的伦理道德,形成时间早于“忠。”周予同先生曾提出“孝”源于原始的“生殖器崇拜”之说。“孝”与血缘关系、宗法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春秋以降,随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的渐趋瓦解,官僚政治的逐步形成,“孝”的伦理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的需要,“忠”的伦理,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先秦诸子曾就“孝”与“忠”的关系问题,展开争论,特别是儒家和法家的“忠孝”伦理思想存在着尖锐的对立。这种对立集中表现在如下两个问题上:     

试论传统“孝道”文化——传统孝道的历史嬗变以及孝与忠、刑的关系

传统孝道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概念,在中国最具特色。从历史上说,它与中国特殊的历史境遇相关;从内容上说,它能够成功地把政治、法律与之进行有机地整合。这集中体现在孝与忠、刑的关系。孝与忠是密切相关的,“忠孝一体”、“移孝作忠”。但孝与忠毕竟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孝与忠的分歧,集中地反映了私与公两种道德、父权与君权两种关系的矛盾。在实际操作中,孝已经上升到由法律来担保其落实。如此以来,则不可避免地导致传统孝道的极端化、片面化与绝对化。这就需要我们对之以辩证地、具体地态度来对待,从而实现传统“孝道”的创造性现代转换。     

近世中日文学里的忠和孝——从《怪谈牡丹灯笼》说开去

日本近世文学,受到中国儒家忠孝思想的影响很深。创作于日本江户末期的作品《怪谈牡丹灯笼》,最能体现这一影响的程度。作品分为“怪谈”和“教训谈”两部分,而以后者为主。主要揭示忠和孝的矛盾,最终以忠战胜了孝。这和儒家以邦为本的思想不尽相同,而与日本独特的文化和社会形态有关。武士的道德,即忠为孝先。“孝”之所以没有受到异乎寻常的重视,与日本的家庭制度有关。日本的“家”,是使各种人人尽其才的永久性结构,并不重视血缘关系。加之养子制度的盛行,更加冲淡了血缘关系。虽然德川幕府时期采取了一些抑忠扬孝的措施,但是以忠为中心的近世社会结构和意识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儒家的忠孝思想,对日本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反映在近世日本文学里,产生了新的内容和悲剧冲突,这正是这部作品的重要意义所在。     

春秋战国时期“宗统”与“君统”的斗争——兼论我国古代忠孝关系的三个阶段

我国古代的忠孝观念.经历了从忠于宗族到忠于国家政治,再发展到忠于君主个人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宗族依附为基础的忠孝观念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末期,至少可以追溯到考古所见的齐家文化中,经夏商二代至西周时期臻于完备.在此阶段的忠孝观念中.尊尊与亲亲合为一体,“宗统与“君统”合为一体.也就是说.忠与孝合为一体.童书业先生概括为:“在‘原始宗法制’时代.后世之所谓‘忠’(忠君之忠)实包括于‘孝’之内……臣对君亦称‘孝’,君对臣亦称‘慈’,以在原始宗法制时代.一国以至所谓‘天下’可合为一家,所谓‘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也.故‘忠’可包于‘孝’之内.无需专提‘忠’之道德.然至春秋时,臣与君未必属于一族或一‘家’异国异族之君臣关系逐渐代替同国同族之君臣关系,于是所谓‘忠’遂不得不与‘孝’分离”.笔者以为.‘忠’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没有完全演化成为绝对效忠于君主个人的观念,主要还是指忠于新出现的国家官僚政治.包括忠于公事、忠于民、忠于职守等内涵.为行文方便计,仍称之为“君统”.从宗族依附之忠发展到国家政治之忠,是忠与孝的分离过程.也是君统与宗统之间斗争冲突进而分离的过程.这一过程要从春秋时代算起.经过战国、秦代.直至汉代前期方告完成.换言之.三代以来忠统于孝的忠孝一体.经过春秋     

继承发扬儒家“孝道”的优秀思想 促进“四有”新人的培养

儒家思想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一。话说一半部《论语》治天下”是对我国儒学思想的社会功能的肯定。儒学是一个蕴藏丰富的思想宝库，批判地吸收继承儒学“孝道”的优秀思想，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国家实现长治久安，家庭幸福有序，个人健康发展都有极大的意义。一、关于儒学的“孝道”思想从内容上看，儒学“孝道”的内容有三个层次：一是事亲；二是自爱立身；三是事君。对孝的行为要求上有：对父母的尊、遵、养、奉、顺、受、服。爱护自己身体发肤和名誉，不做有辱父母祖先的事及忠君，认为孝的本质是忠。忠是孝的归宿，能行…     

孝观念的源流与演变

文章通过对孝、"孝悌"、"孝忠"、"孝廉"的分析,进一步认识孝的概念与演进的过程,探寻中国特有孝道文明的历史轨迹,从而揭示孝文化的内涵,展示孝文化的无穷魅力,赋予中华孝文化的当代意蕴,同时,利用孝文化资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两周金文之"追、享、鄕、孝"正义

依据迄今所能见到的两周金文材料,对器用铭辞中的“追、享、鄕、孝”等语词进行深入研究,发现金文中“追孝”意思就是“追养、继孝”,也即“追生时,这养继生时之孝”,是说祖考死后后人继续生时的供养。“享”是献食之祭,不是祭祀专名,而是一个泛化的表示祭祀义的动词,多用于神鬼,是“孝”之事死的一项重要内容。“鄕”则多用于生人,但它与“享”在整个两周时期均有混用现象。“孝”的内涵很广,它包括了后世“忠”、“友”、“悌”的内容,由此廓清了对两周时期“孝”的观念的错误理解。     

宋朝享国与文化建设

宋王朝重视文化建设 ,其载体雄厚、内容明确、举措扎实、机制有力 ,使儒家忠君爱国思想和朝廷至上的价值取向 ,广泛地深入宋民族之中。在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 ,广大官员、兵士、平民和学生“赤心报国”、“各效其忠” ,同入侵者浴血奋战 ,粉碎了辽、金亡宋的美梦 ,使宋朝享国长久。因宋统治者政治素质平平 ,关键之时忠邪不辨 ,文化资源难以发挥最大效益 ,又“重文抑武” ,削弱国防力量 ,终被元朝灭亡。     

试论朝鲜李朝时期“孝”观念与儒教和佛教的关系

李朝时期的"孝"思想是由于性理学的兴起,而成为当时社会的重要价值的。尽管如此,它与性理学的"孝"观念仍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异。被性理学看作是异端的佛教"孝"思想因素在李朝时期的"孝"意识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正是"孝"思想传入朝鲜以后发生的重大变异,是朝鲜独特的"孝"意识结构。     

论五四文学道德意识的现代转型

新旧道德转化是五四时期重要的文化课题,也是新文学表现的一个核心。五四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敏锐地发现,是吃人的“忠、孝、节”儒教三纲支配了“以家族为本位”的传统道德伦理体系。他们一方面激烈地批判传统道德体系中的三纲五常,意欲彻底铲除家族道德伦理的根基;一方面积极地吸纳西方现代意识,重新构建“以个人为本位”的新道德体系。这种道德体系以“平等、自由、独立”为“大原”,以“幼者、女性和人”为本位。     

唐玄宗以孝驭官动因及实践探析

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以地缘和血缘紧密结合为特征的政治生态环境之下,孝成为中国古代最原始、最稳定的文化基因之一,既是伦理道德范畴的价值准则,又是社会政治领域的行为规范。胡汉混血的特殊家族背景和登基为帝的庶子身份,又使唐玄宗对其尤为推崇。他亲为《孝经》作注阐释孝理,把“孝治”思想上升为重要的治国原则,以孝驭官。通过对官僚阶层进行孝道规范教育,维护和传递以忠孝节义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文化,实现和巩固政治秩序的和谐和国家政权的长治久安。     

“载道”的乌鸟——辞赋中的乌意象论略

由于地区和时代风俗的不同,人们对乌鸦的喜恶或有差异。但乌鸟意象作为中国文学中较为复杂的意象之一,却一直为文人墨客所喜爱。此意象不仅涵义丰富,而且在辞赋中又和其在诗词中有显著的区别。唐前,辞赋中的乌鸟是作者借以表达"出"、"处"生存观念的寄托,乌意象亦随辞赋作者表情达意的需要"出""处"儒道两家,其中《神乌傅》正反映了作者在"出"、"处"间的徘徊和抉择。有唐一代,乌意象的灵异祥瑞成为辞赋书写的重要内容。宋以降,辞赋中的乌鸟渐渐摆脱了其作为祥瑞之兆的使命,而被赋予了更多的儒家道德品性。此时的乌意象集忠、孝、仁等儒家大加称扬的道德于一身,堪称"奉行"儒家伦理道德的典范。而明代《孝乌赋》,凸显乌鸟意象的"孝"德,是彰扬乌意象孝行的典型作品。     

中国古诗词中忠孝文化的英译

忠孝文化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精粹。中国古诗词中忠孝文化的英译应结合文化翻译的本质以及中国古典诗词本身的审美特征进行综合翻译。从文本分析入手,对中国古诗词中蕴涵的忠孝文化内涵进行细分,发掘中国古诗词中忠孝文化的独特性与审美因子。在此基础上,探索中国古诗词英译时如何通过选词、构句、语篇效果等各种语言手段,表现中国古诗词中忠孝文化的独特性与审美性,使英语读者也能够体验到中国忠孝文化的神奇魅力。     

儒家孝论的发生及其变异

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 ,一种文本一经问世 ,文本作者就已丧失对它的阐释权。注重自然亲情、追求人格独立与平等的原生儒家孝论 ,自秦汉以降便走向了它自身的反面。愚忠与愚孝一同诞生 ,强调子女对父母尊长绝对无条件的顺从是秦汉之后孝论最大的特点。愚孝风气的产生 ,与建构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因此 ,如何创造性地回归原生儒家孝论将是关系到儒家孝文化能否真正走向世界的关键所在。     

简论宋代民间养老

宋代民间的养老,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养老模式中颇具代表性。两宋王朝民间养老的形成,主要表现为两点,即民间养老有了法律上的保障、完善的侍丁制度。宋代民间养老的形成有其特殊的社会原因,同居大家庭的重新形成、孝文化的推广以及政府养老政策鼓励等,最终使得民间养老蔚然成风。民间家庭养老风气的形成一方面维护了两宋王朝的统治,另一方面使得老人们的生活质量有所提高,同时,提升了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并对后世民间养老模式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     

孝文化的现代价值研究——基于中国式企业文化视角的探索

＂孝＂思想统治了中国社会上千年,它对每一名中国人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价值观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文章通过对孝文化内涵和本质的探究,认为根植在中国人心中的孝文化在现代社会体现为家庭式的感恩文化。因此在企业中构建家庭式的感恩文化,将孝的思想落实到企业文化的各个层面,可以激发中国人心中内化的孝意识和情感的共鸣,有助于提升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忠诚度,推进和谐企业的建设。     

张载对孝悌思想的发展及其启示

孝悌是"仁"的根本和基础。北宋思想家张载对"孝悌"思想作了重要发展:首先,把天地当作父母,把所有的人和万物都当作兄弟和朋友;其次,把孝悌由一种品德提升为一种精神修养。张载对传统孝悌思想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启示:提升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需要从孝悌开始,同时需要具备感恩和移情能力。     

唐代的家族、地域与国家认同——唐代“归葬”现象考察

出土的唐代墓志中出现了较多的归葬现象：从唐帝国的边缘地区归葬于国家的中心长安、洛阳。唐代国家观念中的天下观与家国观,蕴含着地域观念和家族观念：地域上是对天下中心的王朝核心区的归属与认同,家族上以忠孝方式表达对家国的忠诚。这为分析唐代的国家认同提供了理路。迁葬或归葬这种耗资巨大的行为仪式即唐代士大夫阶层朴素的国家认同的表达方式。分析唐人的国家认同与唐代社会的互动,有助于吸取历史养分,理解影响国家认同的因素,促进现代的国家认同。     

先秦儒家的孝道及其现代意义

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孔子认为孝不仅是指从物质上赡养父母,而且包括精神上尊敬父母。孝是实行仁的根本,由“孝亲”推而广之则是“泛爱众”的仁德。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关于孝的思想,并把它推广为普遍的社会道德。《札记》等典籍中也有许多关于孝的阐述。在当前把握并弘扬先秦儒家孝道,对于维护家庭与社会稳定,建构符合时代精神的伦理道德体系,都具有积极意义。     

韩非反对孔孟“忠孝’’观问题初探

儒家学说以家庭伦理本位出发，建立起其独特的“忠孝”统一观；韩非从法家立场出发，致力于打破儒家学说，建立法家思想系统。文章主要探讨韩非如何从两大方面破儒之“忠孝”观而维护“君”与“法”的绝对性。文章主要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论述韩非从“利”的现实角度来揭破儒家父子、君臣之延续性；第二部分则分三点探讨韩非对儒家“忠孝”观之乱“法”性质的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