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对言论问题的思考

继承孔孟对“处士横议”之批判，并基于其严格的精英意识，船山对流俗之是非、私智私意提出严厉批判。认为国家应该“止辩言而行实政”，认同谏官专职之举措，主张废止上书言事。反对朋党之争，对士人意气陋习大为批评，认为国家应该重“老成慎重之士”，不奖励朋党之争。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的特征——牛李党争与唐代科举的发展（二）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无疑是一场政治斗争.从科举发展来看,牛李朋党经历了六个斗争回合形成了三次斗争高潮,始终都是围绕科举的改革与守常而展开的.由于历史发展的客观因素作用,这种科举的改革与守常之争又体现为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之争.李党作为科举改革派与牛党作为科举守常派力量对比悬殊的较量使得科举改革归于失败.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的实质——牛李党争与唐代科举的发展（一）

牛李党争是中晚唐政治史上的大事,也是中晚唐科举史上的大事.牛李党争与科举紧密相连,对于唐代科举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基于此,着重论证牛李朋党科举之争的实质乃是势族与庶族之间的自觉斗争,是二百多年科举制内在矛盾公开化的激烈表现.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的后果——牛李党争与唐代科举的发展（三）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最后以李党的彻底失败、牛党的彻底胜利而告终.牛党的胜利是庶族在科举上的胜利,是科举在政治上的胜利,并由此而导致大唐王朝的灭亡.从有唐一代科举发展来看,牛李党争以政治的形式来实现科举由本义向单纯学问名誉制度转化的过渡,牛党的胜利表明科举作为单纯学问名誉制度的全面发展.     

“船山”别号考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人们习惯称他为“船山”。比如，他的著述篇目，称作《船山著述目录》；他的著作集，刊作《船山遗书》、《船山全书》；他的生平事迹年表，题为《船山公年谱》、《王船山先生年谱》。为了纪念他，许多地方修建了“船山祠”，为了研究他的思想，海内外成立了各种以“船山”命名的学术性团体，等等。总之，三百多年来，“船山”别号与王夫之本名一同流传，为学者乃至世人所熟悉。那末，“船山”这个别号究竟是怎样来的呢？“船山”别号的由来，历来众说纷纭。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出自后…     

船山佛教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船山佛教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针对“船山与佛教的因缘”这一主题，集中探讨了船山与佛教的因缘、船山的辟佛与传佛问题、船山佛学著作《相宗络索》的思想和意义等内容，较好地补充了船山佛教思想方面的研究。也对以往所做的相关研究有了更多的超越。     

“按图索骥”与“庖丁解牛”——从历史哲学的角度谈船山史学思想的特色

在船山的两部著名史论尤其是《宋论》中，往往“以宋事影射明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人色彩，如“士气论”和“李纲论”等部分，都不徒是分析往事，而是蕴涵有作者本身之历史际遇和心灵体验。对于船山史学的这一特点，笔者认为，应从“思辨历史哲学”和“分析历史哲学”的分际加以考量。从船山的史论中可以看出，船山论史而尤重“设身处地”，是属于“庖丁解牛”而非“按图索骥”，与分析历史哲学有着诸多相通之处。     

船山诗学形成的个人语境述论

王船山的诗学体系有一个逻辑起点，即“诗道性情”，这是船山对诗的基本看法。“诗道性情”虽不是船山的首创，但船山对这个命题给予了具有总结意义的阐释。船山重申“诗道性情”的诗学本体论，综合、继承和发展了古典诗学理论中的“言志缘情”的优秀传统，并力图以对“情”的肯定来纠宋诗之偏颇，以对“情”的规范来正李贽、公安末流以及竟陵派的鄙陋，以对“情”的“自得”和“身之所历、目之所见”的强调来补前后七子拟古主义的失误，以对“情”的本原（本真）和超越（升华）状态的追寻来实现“写通天尽人之怀”的艺术审美理想和人生人格…     

北宋后期策立功之争探究

北宋后期围绕英宗、哲宗和徽宗策立功事件，皇太后与帝王、宰执间展开了激烈争斗，尤其是对于英宗和哲宗策立功，在政局演变不同时段被不断提及并重新认定，体现出党派斗争与权位争夺的复杂性和尖锐性。以上三次非同寻常的策立功事件之所以争议激烈并不断被重提，除事件本身因涉及帝位传承而颇为神秘复杂外，在以变革为“国是”与残酷激烈党争和政争背景下，该类事件往往与朝臣欲依附主政者巩固自身权位，主政者欲依赖、利用宰辅以稳固自身统治与推行既定路线和政策，由此形成双方相互利用、见机合作的政治格局密切关联。故策立功之争不只是朝臣间权位之争，它是该时期朝廷内部帝王、后妃与宰执间所展开的特殊政治斗争，是深度剖析北宋后期党争与变革发展演变的一把钥匙。     

晚清以来百年王船山哲学与思想研究述评

晚清以来百年是船山思想沉寂一百七十年之后的重新现世的历史。以曾国藩、曾国荃兄弟重刻《船山遗书》为标志，对于船山思想的研究与定位就一直是之后百年学界的重要论题之一。而学界对船山之学的看法也经历了曾氏兄弟的正统理学、谭嗣同的维新变法、章太炎的排满革命、以及梁启超、胡适、侯外庐等人以“西学格船山”的曲折历程。最后以熊十力在20世纪40年代对船山复归于传统的“骨子里仍是宋学精神”的思想史判定画上句号。这一时期的船山研究，对于一九四九年之后大陆与港台的船山研究不同思想进路，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船山生死观与诗歌创作

“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船山自画像气势磅礴地表达出“生要有意义，死要有价值”这一中国千年传统生死观。船山生死观可以解构成“恐惧死亡——正视死亡——解构死亡——超越死亡”这一模式来概述其精神实质。这一哲学观点给其诗歌创作以深刻影响。本文尝试从艺术创作主体的角度探讨死亡意识给船山诗歌创作带来的深刻影响，以及船山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对于生死的深刻理解和审美超越。     

王船山对道教的研究略析

船山所生活的衡岳地区具有浓郁的道教文化氛围，受道情渔鼓的熏陶及友朋唱和的影响，船山对道教经籍曾颇事涉猎，于道教内丹修炼之学更是尤为究心，不少诗文也散发出强烈的丹道气息。从学理上剖析，船山的易学研究和对“老氏”的批判对其从事道教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综观船山对道教的态度，虽说有个别肯定的成分，但从总体上来说是否定的。     

唐德宗朝的朋党之争

唐德宗朝七次主要的朋党之争，是统治集团内部不同派别间的权力斗争，其间的联合与分裂、利用与打击，无不表明这一点。斗争双方既不是什么士庶之争，也无本质上的是非之别。     

朋党考

在中国历史上,“朋党”的出现早于“政党”。从史料记载看,中国专制社会的朋党,自三代到秦汉,在成员构成和内在特质方面有一个转变过程。伴随这个演化的是“朋党”日益成为君主专制诅咒、憎恶的对象。     

从礼以分殊辨别人禽管窥船山“礼”性

船山礼学思想是礼学史上一颗璀璨的“奇葩”。船山礼学思想的本质特性多为学术界所忽视，船山礼学思想的本质特征之一即礼以分殊辨别人与禽：船山从礼乃“人之独”而禽兽所本无：礼以维系人道；人禽之别、壁立万仞等角度说明礼的本质特征。由礼以分殊辨别人禽可以管窥船山“礼”性：即言道必以天为宗、言礼“必以人为归”的基本思想：     

从“洛蜀之争”看文、道之争

北宋元祐年间,理学大师、洛阳人程颐与大文学家、四川人苏轼之间发生了一场“洛蜀党争”。《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五述云:程颐为人行事,“多用古礼,苏轼谓其不近人情。深嫉之……二人遂成嫌隙。”双方互相攻讦,矛盾尖锐。表面上看来,这似乎只是一场朝廷上的朋党之争,并不涉及思想政治上的重大原则分歧,所以历来学术界对于程、苏之争甚少关注。但是,苏轼反对理学家程颐,同他作为文学家的思想、性格密切相关;如何看待“人情”,同样也是     

派性考略

派性是由宗派产生的。毛泽东同志说:“宗派,我们的祖宗叫作‘朋党’,现在的人也叫‘圈子’,又叫‘摊子’,我们听得很熟的。”本文目的。在于论证我国封建社会著名的几次朋党斗争,他们的派性之异同。这里仅就东汉的党锢之祸、唐朝的牛李之争、北宋的新旧两党和明末的东林与非东林四次最大的党争加以考察。     

区分与融合：论北宋审美趣味的变革

随着科举制在北宋的日趋完善,庶族士人逐渐成为政治、文化的主导者。他们是具有“文—官”双重身份的新型士人,这种身份对于审美趣味产生深刻影响。概而言之,就是富“文”又重“道”,士人需要在雄厚的文化素养和强烈的社会责任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审美趣味超越政治上的朋党之争,形成一个审美共同体,它既是对异己趣味的排斥与区分,又是对相似趣味的认同与融合。无论是区分,还是融合,士人都有明确而自觉的意识。在北宋士人的共同努力下,审美高度繁荣,超越前人,创造出诸多新的审美范式,对于此后的审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萧莲父船山学研究的“内在理路”浅探

萧莛父船山学研究主动继承了侯外庐马克思主义船山学研究精神,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拓展。萧莛父对侯外庐的马克思主义船山学研究既有继承,也有拓展。“继承”体现在主动选择以马克思主义来研究船山的共同路径,以及对船山思想具有启蒙性质的共同判定。“拓展”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船山学研究的叙述术语、体系构建、内容扩展等方面的深化,以及对现当代新儒家的船山学研究和以西方思想研究船山的不同模式有所注意和肯定。萧莛父船山学研究存在着“思想的内在理路”,一方面发掘船山思想的逻辑范畴,以构建船山哲学体系之网;另一方面厘清船山思想与宋明理学的关系,将船山思想纳入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旨在从中国自身的思想上找到启蒙精神的内在性根芽和根据。     

船山尚志观研究

研究王船山的尚志观，对于我们今天弘扬传统文化精华，加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思想道德建设，培养造就四有新人，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一、对“志”的理论概括王船山从不同角度对“志”作了理论界定。“志是大纲趣向的主宰”（《船山全书》第六册925页，以下几引此书只注册页）。这是王船山从志与意的关系上，给“志”下的定义，说明志是人们的思想趋向，是人们对当时被认定为合理的某种社会事业的撞憬和追求，是人们的奋斗目标，即“心之所期为者”。船山认为，志与意是有区别的。一是产生不同。“意者，乍随物感而起也。志着，事所自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