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管理思想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

儒家管理思想虽然具有阶级的局限和历史的局限,但其中反映管理一般规律的某些思想则具有长久意义;“仁爱”、“和谐”、“中庸”作为儒家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适应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主体、管理目标与管理方法;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自觉运用儒家管理思想,对于创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体系、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水平等具有重要意义。     

人本与民本--两汉儒家政治思想的中心

与其说“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要特点，不如说“民本”与“人本”的相互结合才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真正特色，因为“人本思想”不仅是儒家政治思想的一个出发点，而且是“民本思想”的思想基础之一，两汉时期的社会实践与汉魏之际的思想转变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大同书》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

康有为的《大同书》继承了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仁爱”思想、“公羊三世”说和“大同小康”思想,并用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加以发展和改造,形成了独具特色“博爱”哲学、“三世”进化论和“大同”社会理想.同时,又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圣王”政治和君主专制理论、等级观念、宗法观念进行了否定和批判.这种对于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与康有为的学术渊源、《大同书》复杂的理论来源,以及康有为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     

《大同书》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

康有为的《大同书》继承了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仁爱”思想、“公羊三世”说和“大同小康”思想，并用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加以发展和改造，形成了独具特色“博爱”哲学、“三世”进化论和“大同”社会理想。同时，又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圣王”政治和君主专制理论、等级观念、宗法观念进行了否定和批判。这种对于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与康有为的学术渊源、《大同书》复杂的理论来源，以及康有为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     

《大同书》对儒家政治思想的扬弃

康有为的《大同书》继承了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仁爱”思想、“公羊三世”说和“大同小康”思想,并用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加以发展和改造,形成了独具特色“博爱”哲学、“三世”进化论和“大同”社会理想.同时,又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圣王”政治和君主专制理论、等级观念、宗法观念进行了否定和批判.这种对于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与康有为的学术渊源、《大同书》复杂的理论来源,以及康有为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     

抗争与妥协——徐复观论秦汉以来儒家政治思想

徐复观认为 ,先秦儒家政治思想为政治提供了道德与精神的内涵和基础 ,因此它可以弥补具有严重的“非道德化”倾向的西方民主自由主义的缺陷。同时 ,先秦儒家人文主义又是一种具有政治抗议精神的反专制的思想体系 ,可是 ,从秦汉以来 ,在大一统的皇权专制的压迫之下 ,儒家被严重地扭曲而变质 ,也自然不可能发展出“法治”的思想原则和以制度的设置来实现先秦儒家的政治思想     

中国政治思想史“接着讲”的两种路向——以梁漱溟、牟宗三为例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存在“照着讲”与“接着讲”的不同取向。前者的学术史取向与后者的“思想”史取向相当不同。但“接着讲”也有不同的取向：有“批判”的“接着讲”，主要体现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研究进路；也有肯定的“接着讲”，主要体现为现代新儒家的研究进路。聚焦后者，按中国“知行”高度相关的思想结构特征，各偏一方的两种研究路径展现出来：像梁漱溟那样，他接着中国政治思想史而创造性讲出来的思想，直接导向中国的现代政治实践；对牟宗三而言，他“接着讲”中国政治思想史，重点落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现代学科主题建构上。两者的偏好不同，分别指向中国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理论”与“实践”端点，但共同结构起儒家式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体系。     

贾谊与汉政、汉制

本文从“政”、“制”两个概念入手 ,探讨贾谊政治思想的精髓。贾谊以批判秦政、制为开端 ,将儒家的政治理想 ,推置于汉代政治实践 ,为汉王朝确定了“政”和“制”。前者为汉文帝所采纳 ,化为其“以德化民”的实践活动 ;后者没有被汉文帝采纳 ,但对后世影响深刻。贾谊成为将儒家政治思想运用于汉代政治实践并初见成效的第一人。     

《中庸》政治哲学略论

《中庸》是儒家政治哲学的纲。《中庸》从形上之道的角度系统总结儒家政治思想,天道“中和”,是其核心政治价值;人道“诚明”,是对政治主体的规范;政道“位育”,是其社会理想。将天道、人道、政道融会贯通,载道以入政,修德以化政,力行以成政,形成了儒家独具特色的人治政治哲学。     

近30年儒家政治思想研究

近 30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发政策的实行 ,学术界对儒家政治思想的研究已进入到了黄金时期 ,主要表现在“传统性”文章增多、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深度不断加大、关于政治思想专题研究的著作大量问世、“大陆新儒家”的出现等几个方面。     

中西璧合:民国政治学家的民治诉求

晚清以降,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帝制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政治体系轰然倒塌,中国政治思想逐渐接受了西方的民主政治观念,民治成了晚清民国时期精英的普遍意识形态,希望以此实现富国强兵。就民国政治学家而言,其民治诉求主要来源于下列因素:第一,晚清民初民主政治理论的历史记忆;第二,欧美自由主义政治学的域外教育背景;第三,中国非反体制的连续性国家进化的理性判断。民国政治学家的民治诉求反映了中国与西方在政治与思想上的文明璧合。但是,中国政权的风雨飘,却使他们不得不仰赖集权,从而对民治既爱又怨,形成一种矛盾心态。     

论民国时期政治发展中的政治妥协

民国时期出现的政治妥协是当时政治发展环境的产物。妥协合作可能不是最理想的选择,但有时却是最可行的,甚至是唯一的选择。政治决不只是一门“斗争哲学”,也是一门妥协的艺术。妥协不能等同于投降,也不能简单地视为是软弱或投降的表现。民国时期的妥协合作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对当时的政治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民国时期影响颇大的三次政治妥协分别发生在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与立宪派及北洋军阀之间,国民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和抗战时期的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     

蒋廷黻研究述评

蒋廷黻是民国史上一位特殊的历史人物。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学界即开展对蒋廷黻的研究。迄今为止,学界主要以蒋氏的近代史观和学者从政前之政治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对其以后的思想演变和政治实践较少涉及。解读与析评蒋氏近代史观乃此一时期的中心论题。全面而深入地对蒋廷黻其人其学进行研究仍是学界努力的方向,而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史料进行系统的整理与出版以及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无疑是达成这一研究目标的关键。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逻辑源点及历史探路--基于两汉之前的伦理学分析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汉后开始以儒家为核心和主线，但是，其逻辑源点和演绎进路却在汉前，汉前政治伦理经历了“神教→宗族→诸子→法家→道家”的重心转移过程，这一辨争、探索和筛选过程，对于后来儒家的胜出至关重要。“夏商→西周”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奠基期，神教政治伦理向宗族政治伦理过渡，完成了政治伦理“天道”向“人道”的转变；春秋时期虽然天崩地解，但是，政治伦理仍在沿用宗族伦理；战国时诸子伦理兴起，宗族政治伦理开始松动，在诸子伦理的政治纷争中法家最终获胜；面对秦二世而亡的残酷事实，中国传统政治伦理反省后开始真正走上了历史合理性的路径：阳儒阴法———儒法两家软硬、外内结合共同维护传统社会政治秩序，结束了漫长的摸索期。     

荀子对儒家君子思想政治性维度的凸显

君子是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先秦时期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学大师对儒家君子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君子最早是指“有身份地位之人”;春秋末期,孔子为其注入了道德性的内涵;战国中期,孟子拓展深化了孔子君子思想的道德性维度;战国末期,荀子在发展孔孟君子思想的道德性内涵的同时,更着力凸显了儒家君子人格的政治性维度。如果说孔孟主要彰显了儒家君子人格的道德性之维的话,那么,荀子则主要凸显了儒家君子人格的政治性之维,他在推崇德政君子的同时,强调礼法君子对于社会治理的作用。荀子对儒家君子思想道德性维度的重视以及对政治性维度的凸显,对古代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追求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对今人的修身养德、建功立业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湖北中学教师薪俸制度的演变

民国时期，湖北中学教师的薪俸制度历经多次变动，从总体上看，民国初年直到北伐军进驻武汉以前，基本上以时薪制为主。从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开始到抗战爆发以前，其间虽在一段时间内因财政紧张，曾恢复时薪制，但仍基本以月薪制为主。其原因主要由于近代湖北教育经费未能独立、政治经济形势动荡及教育厅官员的频繁变动。     

法治与德治思想融合发展的历史溯源及启示

中国的法治思想和德治思想最早均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二者相争、相抗又相互融合于每一历史阶段的治国方略中.在西方,法治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因素,以达法律道德、正义平衡.通过对中西方古代政治思想的简要比较,法治与德治在逻辑上的互补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在认识论的层面,对理解我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方略有着重要的意义.     

邓小平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浅析

本文对邓小平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主要内容、基本原则及指导意义等加以论述。     

民国时期西北移民垦荒事业历史分析

民国时期，在西北移民垦荒思潮和八年抗日战争的影响下，大批贫民和难民涌向西南、西北大后方开垦荒地。新垦荒地虽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但从长远看，由于西北地区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的原因，大面积开垦荒地造成的负面影响极其深远，加剧了西北地区耕地的荒漠化，恶化了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     

经学发展与西汉文学思想的演变

在不断演变的政治文化背景下 ,西汉经学经历了逐步抬头、正式确立和空前发展并盛极而衰的三个时期。与此相应 ,西汉的文学思想也随着经学进程的不同状态而发展变化。总的趋向是认为文学是政治教化的组成部分 ,以经学为中心 ,受经学支配。尽管后期“文学性”特质比前中期更加突出 ,但也没有摆脱经学的附庸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