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政村治”:一项关于农村治理结构与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个案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治理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农村基层政权和社会管理体制上逐渐形成了“乡政村治”格局,即在乡镇建立基层政权,对本乡镇事务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乡以下的村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对本村事务行使自治权。村民委员会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代表村民的意愿和利益。本文以个案研究的方法分析了农村治理结构的现状和“乡政村治”面临的困境。     

“有限主导—合作共治”:未来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构想

乡政村治的“乡政”与“村治”是组织性质不同,但又共存于国家—社会范式下的制度与模式.面对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各种矛盾冲突,该模式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包括“乡政”与“村治”无法有效衔接；村民自治组织行政化现象严重；农村社会的基层财政吃紧,无法进行有效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农村社会治理模式亟待创新.未来农村社会治理可采用“有限主导—合作共治”的模式.     

我国乡村治理中的多元矛盾分析

本文简要梳理我国乡村治理的发展轨迹,重点分析目前“乡政村治”治理模式下凸现的几大矛盾关系,并总结全国各地村民自治实践中的有益经验,提出了“乡政村治”矛盾障碍的对策性建议。     

论中国农村 “乡政村治” 治理格局的稳定与完善

论中国农村“乡政村治”治理格局的稳定与完善徐勇（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农村的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转变为政经分开的“乡政村治”格局（即国家的基层政权建立在乡镇一级，乡镇以下实行村民自治）。在“乡政村治”格局下...     

论中国农村村级治理模式创新:复合式治理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村级治理形成一种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乡政村治”模式.在这种模式引领下,中国农村的村级治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显示出其特有的适用性和局限性.近年来,中国现有的村级治理模式面临越来越多的困扰,显现出不适应社会发展的一面.因此,基于实践的探索,中国应构建新的村级复合治理模式.新模式建构的重点在于:明晰乡村责权关系,发挥“乡政”、“村治”两个主体作用；明确村级“党”、“政”定位,激发村级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两个核心要素的积极性；提升农民主体意识,培养自主、包容两种精神；扶持发展民间组织,拓展市场、第三方参与两大救济通道.     

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转换

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最深刻的莫过于乡村社会转变。中国乡村社会经历和正在经历着从“散”、“统”、“分”到“合”的不同社会阶段。乡土社会变迁必然伴随,并需要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变。从以“统”为特点的人民公社,到以“分”为主要特点的农村改革时期,乡村治理结构表现为“乡村政治”,即在乡一级恢复建立乡政府,在乡以下的村建立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随着市场化现代化的发展,这一治理结构应该加以创造性转换,建立“县政、乡派、村治”的治理结构,即:县具有更多的治理自主性;乡只是县政府的派出机构,专事政务和指导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主要从事村民自治工作,由此使其治理合理化。     

完善基层治理机构是充分体现村民自治的必由之路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实施,把土地的使用权,即经济权利还给了农民,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却是要把公社时期被剥夺的人身自由和民主权利还给农民。20世纪80年代,由于在乡村治理结构上的这两项重大的改革,中国县以下的农村基层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模式,即乡政村治(乡镇政权+村民自治)的模式。乡政村治是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政治模式,是新时期我们找到的治理农村的最好的政治模式。在乡政村治的模式中,村民自治是乡镇政权的基石。只有奠定好这块基石,才能将社会主义民主落实到农村基层,才能真正实现农民当家作主。     

试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是构建和谐农村社会的关键因素之一.当前,我国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出现了村党支部与村委会、乡政与村治、村治机关与村民等一系列的矛盾,村民自治的家族化倾向也开始出现.这些不和谐因素的出现,有其深刻的体制原因、历史原因,也有村治机关自身的原因.从法律上界定村委会与村党支部、乡政与村治的权力界限,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健全村民自治制度等是消除这些矛盾,实现农村民主政治和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措施.     

村治研究的三大范畴及其进展评析

村治研究是中国农村研究的核心.在不同时期,根据政策与实践的需要,村治研究分别形成了村民自治研究、乡村治理研究和农村社区治理研究三大范畴,“村治”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从研究目标上看,村民自治研究追求的是中国农村治理的民主化,乡村治理研究追求的是中国农村研究的本土化,农村社区治理研究追求的是城乡治理的一体化.除此之外,三者在产生时间、研究缘起和研究重点上是明显不同的.村民自治单元下沉、村庄研究回归与农民行为形态、农村社区治理的城乡关系维度构成了当前三大范畴最新的研究趋势.但是,自治单元下沉的合理性、村庄研究的深度、农民形态的准确性以及城乡关系维度的泛化,仍然是制约村治研究创新与发展的主要问题.     

农村党支部角色刍议

在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后，我国农村基层形成了“乡政村治”的基本政治格局。所谓“乡政”，是指以乡这一级作为国家基层政权单位，代表国家，负责执行国家政务；所谓“村治”，是指以村这一级作为社会自治单位，代表农民，负责治理农村内部事务。目前乡镇政府同村委会的关系不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而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协助与合作关系。这种变化的确给乡镇政府行使国家管理权和推行政务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从制度和组织机理来看，之所以出现这种困难，根本的原因在于授权方式的不同。     

论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我国的村民自治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制度,其发展和完善的程度已成为衡量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标志。文章立足于我国村民自治的立法和实践,运用宪法与行政法的相关理论对村民自治的涵义进行阐述,分析了村民自治对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积极作用,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完善的具体设想。     

村民自治价值的三个维度

村民自治的价值是多维度的。它的社会价值在于社会整合功能。它的政治价值在于培养现代民主政治的主体,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主体条件;清除民主政治的思想障碍,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铺平思想道路;加速现代民主政治的进程,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它的法律价值在于秩序、自由、正义。     

城乡统筹中村民自治的异化现象与对策

城乡统筹,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其中的重中之重是村民自治问题。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可见,目前村民自治中存在着急需关注的四个异化现象: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法定关系形式化、村委会的“自治”地位被矮化、村务公开空心化和村民会议虚置化。我们只有采取相应的对策才能有效防止这种异化现象的发生。     

传统农民意识对村民自治运行的消极影响

制度创新与价值观念转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市场经济的熏陶、民主制度的实践已使农民初步具备了现代意识,但由于传统农民意识的现代滞惰,其在村民自治的运行中起着不可忽视的消极作用     

俄联邦与立陶宛行政司法实践若干问题之比较

俄联邦与立陶宛在建构行政司法行为的法律规范机制以及行政委员会,在行政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主体地位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与两国行政法律理论研究的现状以及两国培植行政司法发展的外部环境的健全程度尚存在一定差距有直接关系.立陶宛在行政司法制度建设上的合理性、系统性及实效性,一定程度上可以为俄联邦所借鉴.同时,立陶宛行政司法具体实践的成功经验表明,建立独立、自治的,脱离普通司法法院体系的行政法院体系是保证行政司法实践良性运行的最理性选择.     

中国农村民主管理机制:形成机理与逻辑整合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推进农村民主管理实践、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关键就是要建立并整合四个机制,即完善与农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的乡镇治理机制、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推进以保障农民权益为主要内容的农村依法治理机制和构建以完善社会自治功能为导向的农村社会组织机制,并在探索实践中围绕乡镇治理机制是农村民主管理扩展的趋向、村民自治机制是农村民主管理发展的核心、农村社会组织机制是农村民主管理提升的基础以及农村依法治理机制是农村民主管理成长的保障等四个方面不断改革创新,实现农村民主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促进农村民主管理质量的全面提升。     

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思考

民主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就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实际对村民自治的意义法制化、规范化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我国农民政治参与意识淡漠的成因及对策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唯一出路是实现现代化,而现代化对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政治的民主化;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九亿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如何,是衡量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参数,是事关现代化能否顺利实现的重大的政治问题;我国农民政治参与意识冷漠深层次的原因既有经济层面的,也有政治、文化层面的;要立足本国国情,从我国实际出发,大力发展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不断健全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农村民主制度,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     

构建我国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

随着我国各级政府行政管理的需要,抽象行政行为的数量急剧增多。但是,由于其他非诉监督机制已难以有效地发挥其作用,以致抽象行政行为违法实施的现象日益严重。为推动依法治国的进程,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对之进行司法审查已大势所趋。在此前提下,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便迫在眉睫。     

“三社联动”与社区管理创新：江苏个案

“三社联动”就是在政府的领导下，社区居委会带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社会组织为社区居民提供全方位服务、专业社工介入社区建设和发展。社会组织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参与者，在社区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现阶段，“三社联动”社区管理模式依然存在社区管理行政化倾向明显、社区居民参与度不高、社区内各类社会组织力量薄弱、社区队伍专业化水平偏低、市场力量介入不够等问题。完善“三社联动”社区管理模式，需要建构“行政、自治组织、社会”三位一体的社区管理结构，加强社工人才队伍建设，增强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大力培育社区中介组织．加强社区与企业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