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贫困线与政策目标定位的思考

目前世界各国的贫困线有绝对贫困标准和相对贫困标准两种.发达国家大都采用相对贫困标准,即要让贫困者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保证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而发展中国家大都采用绝对贫困标准,我国的低保线也属于绝对贫困标准,低保金主要考虑的是家庭食品开支.基于相对贫困标准和绝对贫困标准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当前城镇社会必然存在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的收入高于绝对贫困线但低于相对贫困线,即相对贫困人口.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贫困的显著特征是绝对贫困人口不断减少,而相对贫困人口则不断扩大.由于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两极化特征非常明显,因此相对贫困人口的规模要远远超过绝对贫困人口规模.在相对贫困线标准下,居民的社会政策受益和财富拥有状况比绝对贫困线下的居民要复杂得多.因此,一旦采用相对贫困线标准,那么政策目标群体定位(资产调查)方法也将随之发生改变.     

关于香港贫困若干问题的探讨

论述香港贫困问题中关于贫困标准、贫困状况与贫困原因等几个有争议的问题，提出如下观点：香港可设立基本与非基本两个贫困线并分别采取不同的救助方式，从而在保障底线公平的基础上进行柔性调节；应当把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结合起来，分别反映香港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不同状况；导致香港贫困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结构性的，香港的贫困问题属于丰裕社会中的结构性贫困，与落后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性贫困有根本区别。     

医疗救助对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的缓解作用研究

医疗救助为低收入家庭获得必要的医疗服务和维持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贫困脆弱性是指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运用预期贫困脆弱性测度方法对上海市城乡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行测量,结果表明:医疗救助制度对缓解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具有显著作用;相对于城镇低收入家庭而言,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更高,医疗救助对农村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的缓解作用更大;医疗救助对不同医疗支出负担的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缓解程度也存在差异。     

贫困程度测度方法与实证分析

贫困的测度有两个方面。首先,必须设定贫困线,反映社会可接受的最低生活标准。其次,贫困线设定后,收入落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所遭受的贫困程度度量。根据有关的理论与方法,构建一个测度贫困程度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对山西省城镇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     

性别与平等:印度劳动妇女论坛的经验

本文说明贫困妇女如何能够通过动员、觉悟启蒙和组织起来的过程摆脱贫困和非人的处境。她们还克服了父权制的不利影响，维护了她们本来应该享受到的资源权利。这一过程是通过劳动妇女论坛这个非政府组织的干预促成的。这个存在于非正规经济基层的新积累过程中的要素已经得到认证。这一过程显示贫困妇女组织如何帮助她们从贫困线以下和衣不遮体的生活境遇达到经济和人的可持续发展水平。通过一种整体性解决办法，贫困妇女甚至在低收入的情况下进行了储蓄、投资、创造资产、偿还贷款，把技术和管理才能用到经济活动中，把初级保健、家庭福利和识字这样一类有社会深度的东西融进她们的生活。她们利用储蓄建立了自己的银行──劳动妇女论坛信用社。现在，效仿这一过程的活动正以一种自发的力量在全国其他贫困地区展开。     

浅析我国城市贫困

在各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城市贫困。我国改革开放以前城市里实行的是高就业、低收入、高福利的就业体制,再加上户籍制度将农村与城市截然分开,这时城市贫困几乎不存在。改革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化改革、产业结构调整、企业制度创新、工资制度改革等不断深化,而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又滞后于我国市场化改革,不能充分发挥其安全网的作用,再加上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城市贫困人口不断增多,城市贫困问题日益凸现。据国家统计局确定的城市贫困户标准,1996年城市贫困线为1671元,我国城市绝对贫困人…     

贫困度量的国际探索与中国贫困线的确定

由于贫困是一种具有社会建构性的概念,如何度量贫困成为国际社会政策学界和扶贫领域中的难题之一。基于"生计维持"和"基本需要"的概念,"绝对贫困"长期以来一直是贫困度量的概念基础,其度量程序首先是衡量物质生活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生活的最低水平,然后测定维持这一水平的生活所需的收入或消费水平。然而,贫困具有相对性,即贫困者在物质和社会生活的条件上处于一种相对于他人的匮乏状态。相对贫困的度量大多采用平均收入比例法,即当地民众平均收入之下的一个比例。无论是基于"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的概念,中国的贫困线都相对偏低。     

结构性贫困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及其破解——基于豫西元村的研究

出现贫困的代际传递,是因为当前阶段的农村贫困已具备显著的结构性内涵和特征。贫困人口具有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等四方面的结构性贫困特征,这些结构性贫困要素构成了钳制和制约贫困户跨越贫困陷阱的主要障碍,结构性贫困的出现也使得代际间的脱贫行动异常艰难。按照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观点,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就需要破解结构性贫困,要从社会、政治、教育和经济等层面革新或建构出亲贫的结构,以使贫困人口摆脱不利的结构性位置和处境。     

低保制度在城市贫困转型后的治理困境分析

长期以来,低保制度在城市反贫困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随着我国扶贫工作进入相对贫困治理阶段,城市贫困问题凸显,低保制度在城市贫困治理过程中将会遭遇各种困境,包括低保标准与贫困线的衔接、低保群体与城市贫困群体的吻合、救助的外部性和治理的内部性的一致性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治理理念偏差、群体变迁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缺位所致。面对贫困问题的转型,低保制度应该从突出政策导向、构建多元化标准和完善制度体系三个方面进行优化。     

浅析家庭文化贫困

本文通过对文化贫困和家庭文化理论的探析,对家庭文化贫困的内涵进行了界定,指出了家庭文化的贫困在教育、人生观和价值观、生活质量、家庭氛围方面的表现,并对家庭如何进行文化扶贫提出了可行对策。     

试析全球贫困问题与中国贫困线标准调整计划

贫困问题是世界普遍现象,发达国家主要是基本发展权利为主的相对贫困问题;发展中国家主要关注温饱与基本生存问题.发达国家有自己的贫困线标准与"扶贫"政策,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也制订了一个统一标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在减贫、扶贫工作上成绩显著,近期正在拟定新的贫困线标准计划,将与世界银行贫困线标准基本接轨.中国的扶贫重点已从"温饱扶贫"向"发展扶贫"转移,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与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消除社会贫困现象与遏制贫富差距的决心与魄力,尽管这还只是第一步.     

大型工程非自愿移民的贫困特征分析——基于能力视角的研究

非自愿移民的贫困问题既有其一般性,也有其特殊性,本文通过对大型工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水库工程的移民进行分析发现,工程移民的贫困大多表现为原生性、能力性和介入性的特征。其中能力性贫困和介入性贫困是移民贫困有别于普通农村贫困的特殊之处,由于外力的介入即政府强制的非自愿搬迁使得移民的物质资本积累能力、人力资本积累能力、社会资本积累能力以及就业和经济发展能力受损,原有的能力禀赋对缓解贫困失去了显著的作用。因此,相对于原居民,移民更为脆弱,更容易陷入贫困的陷阱。     

拉丁美洲的贫困:对三个国家研究报告的批评分析

近年来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委员会（ＥＣＬＡＣ）、联合国开发署（ＵＮＤＰ）和世界银行这三个国际组织先后对拉丁美洲的贫困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ＵＮＤＰ是在“克服地区贫困研究项目”下进行工作的。本文试图对它们所用的调研方法进行批评分析。前两个案例证明它们所使用的贫困线方案均有内在矛盾和局限性。本文认为ＥＣＬＡＣ－ＵＮＤＰ确定的贫困线衡量的是相对的营养贫困，而世界银行的贫困线则可解释为衡量营养不良或勉维生存的尺度。后者仅相当于墨西哥较广泛应用的贫困线的２８．５％，比ＥＣＬＡＣ－ＵＮＤＰ的绝对贫困线还要低。世界银行所确定的绝对贫困线几乎没有意义。本文也指出了ＵＮＤＰ克服地区贫困项目所用方法（它把贫困线（ＰＬ）和未满足的基本需要（ＵＢＮ）两种方法结合起来用）的局限性，例如指出两种方法结合的机械性质和交叉重复；应用ＵＢＮ法所确定的贫困程度取决于所用贫困指标的数目；还有该法对贫困程度的衡量为力。本文最后对三项调研所得数据进行了比较分析。     

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线研究

本文对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线问题作了新的研究。文章提出,使用特困线(活命线)、温饱线(贫穷线)、发展线(脱贫线)代替现行单一的贫困线(脱贫线),既可较全面准确地反映农户生活的层次和差距,又能将扩大再生产、转入商品经济发展轨道作为脱贫标志,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作者还具体列出了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线及对不同家庭、地区、年份贫困标准进行微调的测定方法和测算结果。     

我国家户贫困脆弱性的测度与分解——一个新的分析思路

本文提出了一种反向VEP的贫困脆弱性测度方法,以个人或家户在将来维持某一返贫概率之上的最小福利水平测度家户脆弱性,从而更好地测算了在不同水平基础上我国家户脆弱性值及其结构特征。对家户脆弱性变动和家户脆弱性差距进行分解分析的研究结果表明,导致家户脆弱性发生恶化的原因不仅是均值或方差的单向变动,更是两者的同等幅度变动;家户脆弱性差距的存在则是家户规模、家户支出和家庭负担导致的,其中家户支出是影响脆弱性强弱差距最重要的贡献因素,其Shapley分解贡献程度高达7310%！基于此,扶贫政策的制定应当有一定的区别。对于低收入家户,改变其结构性贫困的境地是最主要的,只有彻底提高收入水平或者完全控制不受风险冲击才能使其维持在一定的返贫水平之内;对于较高收入家户,事前预警和风险防范以及事后提供合适的风险抵御工具都可以帮助其避免陷入再次贫困境地。     

流动人口与城市相对贫困的实证研究

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型后,城市贫困问题开始显现。目前的一些研究指出流动人口已成为城市贫困的一个来源,有关流动人口与城市贫困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基于绝对贫困的视角。成都应答推动抽样所获取的流动人口的数据表明,流动人口与城镇人口在收入、资产、住房与社会保障方面有较大差距,这是一种相对的贫困。     

重塑贫困认知:主观贫困研究框架及其对当前中国反贫困的启示

国内外学界对于贫困认定视角出现了由“客观”而定到“主观”自定的拓展,对贫困内涵的认知历经了由单维的收入贫困到多维的福利贫困的变迁,这两种趋势的重叠造就了主观贫困概念的出现.仔细梳理其概念、理论以及相关学者研究成果发现:以主观贫困线和主观福利贫困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主观贫困研究框架重塑了人们对贫困传统的认知,这种框架不仅具有工具性价值,而且本身也具备内在性价值.主观贫困研究对于新时期中国反贫困政策具有深刻的价值启示.     

健康冲击、“能力”投资与贫困脆弱性：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中国数据,就健康冲击、“能力”投资及其与贫困脆弱性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健康冲击会影响个体在消费与能力投资之间的资源配置决策,当个体受到财富约束、面临冲击致使收入下降时,个体会偏重当期消费,能力投资不足;(2)个体层次的健康冲击对个体或家户的劳动所得产生负向影响,对于低收入者,这种影响则更为严重,而在面对社区层次的冲击时,非劳动所得与劳动所得都将显著下降;(3)负的健康冲击会导致个人生产性支出与健康投资下降,这主要是因为负的冲击严重影响个体财富约束使得个体只能偏重当期消费,贫困和低收入人群一旦遇到负的健康冲击,很可能落入贫困陷阱.本文主张采取公共政策以促使个体能够向“能力”投资分配更多的资源,减除贫困脆弱性.     

浅谈加快自治区扶贫开发进程

消除贫困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是一项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加快扶贫开发进程,实现自治区党委、政府提出的争取三年基本解决全疆农牧区的特困户脱贫问题,十年使绝大多数低收入贫困人口步入小康的工作目标。     

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贫困的制度批判与当代启示

马克思通过深入工人实际并进行理论研究后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贫困的制度根源,其主要包括对无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剥削、政治上的压迫以及思想上的统治,资本主义社会给无产阶级造成的是结构性和整体性的贫困。同时,马克思还从动态的角度分析了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和加剧,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积累就是贫困的积累,无产阶级要彻底摆脱贫困就必须采取革命的手段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