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情”代“性”：欧阳修“人情”内涵及对儒家性情论的影响

欧阳修继承了先秦“情”的实意内涵，以“人情”指代人们能普遍经验和接受的基础常识。在他看来，这种常识具有质实性意义，是人之为人均应具有的属性特征，从而使“人情”被抽象为具有规范意义的普适理则，成为阐释经典和审视制度的观念基础。欧阳修对“人情”的看重与其对儒家传统“性”论的批评密切相关。将“性”进行分类和价值判定的同时直接诉诸现实经验支撑的传统论述模式存在内在矛盾，并减损了“人生而静”之“性”的本体意义，流于玄远空洞。因此，欧阳修试图以“人情”代替“性”论，以恢复先秦儒家“易明可行”的学说特征，增强儒家思想的现实感和说服力。欧阳修“以情代性”的观念尽管不够完善，但对宋代“性”论的发展仍有诸多裨益。     

通情达理：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精神逻辑

通情达理可视为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精神逻辑。在“天—命—性—情—道—教”本体建构中，“性—情”通过通情达理贯通天道和人道：“通情”在己之好恶与他人好恶的理性沟通中形成共同的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即“理”。“理”要获得现实性，又需要“达”的实践智慧。“达理”虽呈现为理性形式，但其实际展开中始终以理性和情感的互融为进路。由此，通情达理所展现的精神逻辑为：“理”从“情”出，“情”据“理”而通，“情”通则“理”得，“理”由“情”而“达”,并由此开辟了以克己、爱人和万物一体为核心的中国伦理精神传统。这一传统，为提升人性能力、培育向善的人性情感、促进内在道德与外在伦理有机统一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哲学智慧。     

从“知言”到“知道”——王船山论本体之知

王船山在继承前儒知识论和心性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心、性、知、道之间的内在关联：“以知知性”和“性发知道”,从而指出本体之知的两层内涵。船山提出“道因言生”论，强调语言在开显、澄清道体上的重要作用，同时指出“默识”和直觉也是通达道体的途径。通过辨析知与识、意与念之微别，船山强调了“识”与“念”对于文明教化、文化记忆和道统传承的重要作用。     

对中国哲学表达方式的思考

中西形而上学均以本体之学为核心。西方哲学有“本体实而不显，现象现而不实”之说；中国哲学则认本体实，现象亦实，因而有“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之论，本体与万物并不分离，且情系人生而为一境界。中国哲学之体悟，乃是人生与道同体之方，并非单纯的认知方法，这便是“爱智”与“闻道”的不同。     

从《东坡易传》看苏轼的情本论思想

本文以蜀学的代表性著作《东坡易传》为依据,从宇宙生成论、性命论、人性论等方面分析了苏轼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认为苏轼将道的本质规定为无时无处不与人共存共生着的“易”,而“得丧吉凶”的“易”出自人的情感判断和价值判断,因此,“易”也就必然导源于人的情感。苏轼从人的自然而然的本性中抽绎出情,再让情进入到本体的层次,使情、性、命处于同一个层面。在现实中,人的各种活动往往是首先从感情出发的,按照情、性、命合一的理论,人的情感实际上变成了人事活动的本源和根据。这就形成了其独特的情本论。     

论苏轼与程颐在道论和性情论上的差别

苏轼在道论上以"道"为体,以"易"为用,在性情论上以"性"为体,以"情"为用;程颐在道论上以"道(理气合一)"为体,以"中"为用,在性情论上则以"性"为体,以"中"为用。苏轼的"中"始终是一价值实体;而程颐的"中"则从价值实体上升为存在本体和人性本体。     

感性的美学启蒙：李泽厚“情本体”论的批判性反思与价值重估

从现代性启蒙理性的弊端切入，结合大众审美文化时代的感性变革，反思美学的感性启蒙，并以此为理论背景，批判性阐释中国当代美学家李泽厚的“情本体”美学思想。李泽厚后期从“实践本体”转向“情本体”,强调用审美情感的张扬对抗工具理性带来的生命异化，以美学的感性启蒙建设“心理本体”与“情本体”,追求“人是目的”与个体立命的审美人文主义精神。但其对存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推崇，使“情本体”思想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维度而转向后马克思主义。向传统儒学之“情性论”的回溯表现出明显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文章指出，不能空谈美学的感性启蒙与文化的“心体”建设，而是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辩证法原则，立足于社会存在的总体性结构视阈来思考心体建设与社会实践的融合。     

本体的解构与重建——唐代道教重玄学发展探微

起源于东晋的重玄学 ,至唐代而趋于鼎盛。基于重玄学破对待、求自由的意趣 ,唐代道教重玄学的总体走势是在重玄双遣理路下解构“道”本体 ,继而经过对新的本体的几番探求后建立起“心”本体。解构“道”体 ,以初唐的成玄英为代表 ,他对重玄学的内涵有最深刻的界说 ,适用重玄精神也最为痛快淋漓。解构道体是重玄精神贯彻的必然结果 ,但本体的解构在道教修为实践上也有其危险 ,于是盛唐的王玄览等开始集中探求新的道体 ,以求为道徒们重新树立起修为之本。然而新道体的建构终未能在理论上获得成功 ,取而代之的是对“心”本体的建构。重建“心”本体的思想 ,主要体现在晚唐重玄学著作《大道论》和《三论元旨》中。从道本体的解构 ,到心本体的重建 ,是唐代道教重玄学发展的主线 ,这一理论演化过程 ,极大地提高了道教的整体理论水平     

论庄子之“道”的二重性及理论效应

本体是哲学的核心范畴，确立本体观念曾是哲学的最高目标。“道”是庄子哲学所确立起来的本体观念，具有本体与境界两层含义。“道”之意义的二重性不仅反映了哲学的超越意识与寻根意识、明证性要求与确定性要求的内在统一，而且引发了哲学内部诸多的理论效应。     

历史与本体——李泽厚哲学思想论略

李泽厚提出了三个著名的命题,在理论上对相关思想作了重要的推进。第一个命题是：“经验变先验”,其意义在于从类的层面,解决先天（先验）形式的来源问题。但这一命题还要继之以“先验返经验”,即普遍的形式需要返归于个体之中才可能影响个体的具体行为。第二个命题是“历史建理性”,它指出了合理性的形成与历史过程的联系,但这一命题还需要以“理性渗历史”加以补充,后者肯定了理性本身的开放性。第三个命题是“心理成本体”,它肯定了意识和精神可以沉淀下来,成为个体的内在本体,但这一命题还需越出个体之情并以“本体存心理”作补充,后者所肯定的是普遍本体需要进一步融合到个体的心理形式之中,由此为道德行为提供内在的机制。就权利与善的关系而言,权利应包含善的内容,“善”则不仅包括形式层面的价值原则,而且意味着在实质层面使人的存在方式更人性化。在伦理学领域,同时需要区分人生取向与行为的道德意义,并关注法理意识与良知意识的统一。以人的文化精神生活为指向,李泽厚的“情本体”论包含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关切,而在性情之辩上,则需要重新关注“心统性情”说。     

王船山的“体”概念——对宋明道学“道体”论的重构

宋明道学的“道体”被认为是与“今所谓本体意同”的真正本体论。程颐始以“道体”来解释“子在川上曰”,并以“与道为体”论述“道体”,朱子认为其“体”字为“体质”义,而非体用之体,即非体用论意义上与“用”相对的“本体”义。与此相应,朱子认为《中庸》“体物不遗”的体物也不过是“物之体”的意思。王船山延续了程朱的道体论,亦强调“体”即形体义。然船山基于其气学立场,认为道体无非是道之体,强调“道体自流行于天下”这一宇宙论形态的道体流行观。对船山而言,道之体即阴阳,也就是阴阳为道之体,故道与阴阳(器)构成了世界的整体结构。然而道与器并非分属形上形下,亦非两种“异体”,相反,道器构成“交与为体”的一体关系。重要的是,在道器结构中,器为基体,道为属性,因而只可说“道者器之道”,却不能说器者“道之器”。这是由于世界的实在性唯在于“器”,故曰“天下惟器”。总之,船山哲学通过对宋明道学“道体”论的重新诠释,建构了“形形皆有”“体用胥有”的气实在论,而这一理论特质印证了张岱年所说的中国哲学本体论肯定“万有众象同属实在”的论断。     

从佛教"分别观"看当前老子"道"论研究中的窘境

关于老子道论之特征,历来认识有三:(1)本体论;(2)本原论;(3)即是本体论又是本原论。前两种论点有其理论局限性,第三种理论较符合老子“道”论之整个特征,然而目前学界并未能给出清晰有力的论证,故此理论存在着内在的张力与窘境。如果能借助佛教中“分别观”的思维模式来审视老子之“道”,那么就会清晰地看出,其即是本体论又是本原论之理论合理性。老子将“道”区分为“非常道”与“常道”,“非常道”是宇宙创生万物的最终根源,是有限短暂的,也是可以言说的;“常道”则是形而上之本体,是无限永恒的,同时,也是不可言说的。老子预设“常道”的理论意义就在于,给形下的有限的“非常道”一个“返”的境域与“超越”的目标。     

朱熹“气象浑成”的审美理想

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家中,朱熹可谓最富于思辨性的一位。他以散见于语录、书信、诗文、题跋以及各种注疏中的吉光片羽,构成了以“理本气具”的哲学本体论为基础,由“文从道出”的艺术本体论、“感物道情“的艺术特征论、“气象浑成”的艺术理想论,以及“养性导情”的艺术功能论、“通悟自得”的艺术鉴赏论和“远游精思”的主体修养论组成的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艺术哲学体系。本文着重探讨朱熹所推崇的艺术审美思想——“气象浑成”。     

工夫的哲学意义及其限度——兼议《儒家功夫哲学论》

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概念，工夫至少涉及两个方面：其一是知和行的关系；无论是致知过程，还是德性践履，都关乎工夫。其二，工夫又与本体相关，这一关联中的工夫主要指践行活动或人对世界的广义作用。工夫的实质在于“做”或“做事”,本体则表现为“做”或“做事”的内在根据。哲学之为哲学，需要从道、智慧的角度去理解，应当避免因过度强调术而导致从“道”走向“术”。从总体上看，工夫侧重于有意为之、勉力而行，这与不思不勉、自然中道的道德境界有所不同。人在社会中的创造活动，具体表现为一个工夫的展开过程。人以工夫为作用、做事的方式，同时也使工夫具有参与人的成就之意义。     

《文心雕龙·情采》篇旨新释

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首在阐明“自然之道”为人文本源，是文化本体；其次，他论文叙质，主张“文不灭质、质文相待、文质代变”；第三，他割情析采，倡导为情造文，批判为文造情；第四，他强调为人为文应存“真宰”。     

论王夫之诗乐合一论的美学意义——兼评王夫之诗论研究中的一种偏颇

近年来王夫之诗论研究普遍出现了偏于其情景关系的倾向。在认真阅读了王夫之的有关诗论以后,笔者认为“诗乐之理一”也是王夫之诗歌理论的基本观点之一。他将诗与乐的关系明确表述为:“乐与诗相为体用者也”、“诗与乐相为表里”。乐为“体”、为“里”,诗为“用”、为“表”,王夫之如此强调诗歌与音乐的内在联系,把音乐视为诗歌的本质,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极大的关注。在“明于乐者,可以论诗”口号的指引下,王夫之的诗歌理论出现了与传统言志观诗论大异其趣的三种变化。其一,以形式融化内容;诗的整体结构(即形式)上升为诗的本体。其二,以内在转化外在;诗的内在节奏统一外在声韵格律。其三,以时间率领空间;诗的节奏串连诗的意象。王夫之的这些新观念是对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度理论总结,也是对诗歌审美派理论的发展,更是对前后七子格调说与诗法论的纠正。     

文与质的符号——文化学阐释——儒、道、墨三家文质观综论

文与质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对基础范畴。文质对举始于儒家又不限于儒家。除孔子最早提出“文质彬彬”这一经典性命题即儒家的文质论外,还存在以老子和墨子为代表的非儒家文质论,与儒家相抗衡。质是实体,文是附丽其上的文饰。儒、道、墨对同一实体却各有侧重,儒家强调社会伦理本体,主张质实与文饰高度统一;道家高扬了宇宙自然本体,力主质素而摈弃文饰;墨家执着于现实功利本体,坚决以质用否定文饰。在文质的内涵界定和关系把握上,儒、道、墨三家最集中和鲜明地体现了其美学思想的本质特征。三家文质观有冲突又有和谐。道家以质反文,但真正否定的是人工雕饰之美,它从另一方面提倡质朴自然的“大美”。墨家则彻底反美。这样,表面上道、墨一起与儒家相对立,而实质上,却是儒家居间中和,以伦理调停了审美与功利的内在矛盾。这样,在先秦形成文质这对具有高度文化浓缩性的范畴结构。     

阳明心学的美学智慧

基于本体工夫论的阳明心学包含着深刻的美学智慧 ,其心学美学以“良知”为本体境界 ,以“致良知”为本体境界澄明的工夫 ,最终指向是人生理想境界的落实与圆成 ,本体———工夫———境界即是阳明心学美学内在的逻辑构成。阳明心学美学对生命境界的执著追求和对本心独知的鼎力高扬对中国当代美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老子哲学思想漫谈

老子是我国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老子创立的“道家哲学”在中外哲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老子的哲学思想，内容庞杂，头绪繁多。笔者以为若仅就其基本理论而言，大可用：“模糊的本体说；深刻而独到的辩证法；消极的认识论”概括之。对此，笔者略作阐述。所谓“模糊的本体说”，在于老子提出的本体——“迢”本身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月万物之本”的“道”与“道法自然”的“道”难于统一在《道德经冲，老子一方面认为：“道”是世界的本原，天地万物都是“道”所犯生的。“道”是天地万物之宗，是天地…     

老子“道”的形而上学新解及其思想价值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不仅注重道德伦理实践，而且具有表现为理性思维的形上之学。以“道”为理论核心的《老子》哲学就是中国形上学思维的最早表现形式。“道”是《老子》哲学确定的宇宙本体。《老子》哲学中的“道”是一种可以称为“无”的客观实在，是有与无的内在统一，是万物发展的宏观场合。“道”的观念的确立奠定了中华民族理性思维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