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理性到公共理性——康德政治哲学的革命

康德的公共理性理论不仅具有道德哲学的意义,更具政治哲学的价值,它集中体现了现代政治哲学的核心范畴。康德将公共理性置于启蒙的论域中,凸显出自我与公众作为现代政治哲学的两项根本要素。其中自我的启蒙展现出现代政治哲学的自由价值,公众的启蒙凸显了人民与世界公民的理念。在此基础上,公共理性取代传统的国家理性观念,强调理性的权威,抑制权力的恣意。经由公共理性观念,人民主权观念与普遍人权观念能够得以有效的关联,从而突破现代世俗化进程中所形成的资本-民族-国家体制,形成世界共和国的理念。从国家理性演化为公共理性的概念进程凸显了康德政治哲学的哥白尼革命的典范意义。     

现代公共理性观念的溯源——康德的公共理性观念及意义

公共理性是当代英美政治哲学一个核心观念,它关涉着现代西方社会多元化导致的冲突之解决。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公共理性概念可以追溯到康德哲学。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主张给予人们以不同方式运用理性的自由,通过理性的批判产生公意,"批判"就象"公共意志",根据全体有理性的人的同意来进行裁决。在《历史理性批判》和《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康德明确了"公共理性"是法治社会所给予个人的自由权利,以及解决冲突的基本态度。康德对"公共理性"的这种理解,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政治哲学,特别是其与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之间的有意义的联系和意味深长的区别。     

论马克思对现代政治结构的批判与超越

现代性的启蒙辩证法为现代社会埋下危机的种子,现代社会危机的实质是现代政治危机.现代政治对于古典政治的反叛决定了现代社会不再寻求社会的整体性正义理念,转而关注实现正义的具体条件,人类社会被肢解为以自然竞争为法则的“私人领域”和以理性自律为法则的“公共领域”.马克思的现代政治批判不仅揭示了现代社会危机的现代性基因,而且阐发了现代社会危机与现代政治结构的内在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种既植根古典政治哲学传统又融合现代政治元素的新型政治形态.马克思对于现代政治结构的批判与超越,为当代政治哲学寻求破解现代政治难题、克服现代社会危机的理论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找回政治——试析波齐的国家理论

波齐在其代表作《国家》一书中,深刻揭示了当代西方国家的困境,即“政治权力的异化”.为解决该难题,波齐首先回顾了西方现代国家的成功之道,指出一个“公共领域”的存在是现代国家完成“向上集权”与“驯化权力”的关键.而当代西方国家,由于官僚政治的泛滥、政党代议功能的削弱,以及自由民主社会的“去政治化”,严重破坏了“公共领域”,致使国家与社会之间不断脱节、国家向前现代化状态倒退,产生西方国家危机.为扭转颓势,必须利用大众媒体的力量和公开政治过程,重建公共领域,找回政治.     

协商民主中的公共治理

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复兴之后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与现代公共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关联性。协商民主的研究视角使我们看到公民社会的思想意识、精神状态以及公共利益、美德等价值观对于现代公共治理的重大意义。引入协商民主理论,倡导公共治理中的对话与协商、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公共治理中的良性互动,由此也将促进协商民主与善治的实现。     

自由何为

自由是当代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它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具有不同的内涵。汉娜·阿伦特通过思想史的研究,指出自由概念在古希腊城邦国家时期是与政治公共领域内在关联的,而自由是城邦国家与公共领域的内在构成基质。然而,随着城邦政治公共领域的消失,自由从外在政治领域移到了内在意志领域,从意志自由生发出来的现代政治自由概念,已经变型。施米特的政治概念、现代自由主义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概念都可以从这种意义上来理解。     

论公共生活及其主体性品质

公共生活视角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切入点。公共生活哲学认为公共领域乃是私人领域中关注公共事务的自主性行动,主要是通过不同语言形式的交往沟通进行的;当代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方面是传统的公共生活被不断蚕食和解体,另一方面是公共领域不断介入传统的私人领域,从而使公共生活的基本品质——个体的主体性逐渐丧失。公共生活中的个体主体品质是建设现代公民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质素。     

公共哲学与自由主义

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致力建立公共哲学的时候,自由主义似乎是作为公共哲学的对立面出现的。其实,自由主义有着自己的公共哲学。自由主义的公共哲学区分为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平等主义、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义以及罗蒂为代表的最低纲领的自由主义三种论述。三者的主要关注点是不同的:平等主义关注的是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自由至上主义关注的是国家与社会对自由的尊重,最低纲领的自由主义关注的则是自由民主价值及其偶然性。三者之间容有分歧。但三者对于"公共"抱持着较为一致的立场:一是公私领域的划界,二是宪政民主制度的保障,三是国家、社会与市场彼此相对独立的三元建制。自由主义的公共哲学是论证政治上何为"公共"的最为系统的理论形式,它紧贴现代社会而建构,是现代公共哲学的主流派别。     

现代性危机与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的重建

20世纪以降,在西方政治哲学界普遍产生了“反理性”的思潮。对“理性”以及“形而上学”的系统反思,使思想家们看清了“现代性危机”的思想实质,同时,也认识到了由韦伯所阐释的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的局限性。为了挽救西方现代政治哲学,更为了寻找自韦伯以来失去了的政治合法性的批判价值维度,罗尔斯将“公共理性”引入政治合法性领域,并试图以此作为解决西方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危机的最佳策略。     

价值多元化社会中的公共领域的本质与当代意义——基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文本的分析

价值多元化社会中,公共领域的本质是公共对话平台及建基其上的社会批判功能.因此,“公共领域”是非实体性范畴,是哈贝马斯用来厘定现代西方社会的主要问题、引导政治实践的理论工具.根据文本分析,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来源于特殊的西欧社会的文化根柢,有着特定的西欧社会历史背景,直指现代西方社会语境中的问题,并不能以自明自证的方式运用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尽管如此,公共领域的社会监督和批判的自我纠错功能依旧具有普遍意义,它必须与中国传统的“公”的文化相结合,立足于当前中国的政治现实,实现在当代中国价值多元化社会语境下的现代转化,才能发挥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真正意义.     

现代化进程中公共空间的扩展与国家认同建构

清末民初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国家观念形成的关键时期之一.现代国家观念包括确定的国家主权和疆域,统一的国家意识,奉行主权在民的原则,国民以国家为最高忠诚对象等许多方面的内容.这些理论对中国传统的有"天下"而无国家的认同体系产生了冲击.同时由于政治重心的下移、现代生产的发展和民主思想的传播形成了一个以媒体公共舆论、士绅公共空间和城市网络所形成的公共空间.这一公共空间的扩展对于现代国家认同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公共领域理论范式的学术独立性及其政治哲学意义探析

公共领域作为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前沿性概念和问题,它本身既有其独立于市民社会概念的理论规定性,又有其独特的理论内容和理论发展逻辑,可以说它已经形成了一种具有学术独立性的政治哲学理论范式.这种理论范式试图建立一种超越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宪政民主的新的政治理论,这为解决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实践中暴露出的矛盾与困境提出了一个新的规范性方向,从而为西方宪政民主理论和政治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公共管理学研究何以缺乏统一的哲学基础

以美国学术界为代表的公共管理学研究至今仍缺乏统一的哲学基础,这不仅导致了公共管理学学科基本问题阐释上的过度分歧,也成为公共管理学发展成熟的一个瓶颈。统一的哲学基础的缺乏,并不意味着该学科在规范意义上面临危机,它反映了公共管理学学科建构方面的困难。这种困难的生成,当与公共管理学研究依存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公共管理学的学科性质紧密相关。美国社会的反中央集权意识及个人主义、经验主义与政治哲学传统,公共管理学研究对象的综合与变化特点,公共管理学的人工科学与交叉学科性质,是导致公共管理研究缺乏统一哲学基础的主要根源。     

阿伦特公共领域理论范式的学术建构及其政治哲学意义

汉娜·阿伦特是政治哲学史上最早对公共领域问题进行系统思考的哲学家.不论是公共领域理论范式的提出,还是她的理论建构及其对现代社会问题的解决,都表现出了阿伦特作为20世纪杰出思想家理论创造活动的卓越之处,并以此奠定了她在公共领域思想发展史上的开创性地位.     

哲学与政治的张力——阿伦特政治哲学述评

作为当代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之一,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思想主要集中在对哲学与政治、行动、自由、公共领域、革命、极权主义、平庸之恶、现代性及马克思思想等问题的独特阐释之中.而贯穿其中的,始终是哲学与政治的张力关系.阿伦特的政治哲学为当代政治哲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有益的启示.     

巫者、歌者与辩者：中国阐释学的早期空间及历史嬗变

现代形态的中国阐释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但与一般性的“以西格中”不同，它在当代的本土化过程直接促成了中国学者的理论原创。近十年来“强制阐释”“公共阐释”等命题的提出就是证明。单就公共阐释所标举的公共性看，它与中国传统国家空间观念的建构高度匹配。以此为视角介入中国阐释史研究可以看出，中国早期以“河洛—中原”为中心的天下观，是中国人理解和阐释世界的基本场域，也构成了中国阐释学史的前识性框架。在这一框架下，从巫者、歌者到辩者的嬗变，大致可以勾勒出中国先秦阐释主题迁移的过程。据此，公共阐释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论原则，展现出鲜明的历史品格；一种基于公共阐释的中国阐释史写作，也在它的源头处清晰起来。     

亚里士多德论“好人”与“好公民”

亚里士多德关于“好人”与“好公民”的论述体现了古典政治学的基本立场，即伦理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伦理的目的，二者密不可分。但是，这一基本立场在现代政治学开创者们那里因其“不切实际”而遭到批评和拒斥。他们以一种“政治现实主义”的态度，主张伦理与政治绝对分离。此观点发展至今，即为现代政治学中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基本划分。这种划分有其积极意义，但同时也导致了现代政治失去根基，日益沦为一种单纯的治理技术。     

政治认同及其在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分野

政治认同是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后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由于在政治认同形成的基础、途径等方面的差异 ,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形成了两种对应的政治认同观。这两种观点可归纳为 ,以理性选择和个人自由为基础 ,通过个体认同达到政治认同的理性理论以及在民族情感和个性自律的基础上 ,通过民族认同实现政治认同的情感理论。面对 2 0世纪后期出现的政治认同危机与偏移 ,罗尔斯试图用政治自由主义理论整合上述观点以完善政治认同理论 ,他认为在竞争性社会多元环境中 ,人们惟有借助公共理性在公共领域形成观念重叠和政治认同 ,才能实现理性而公正的和秩序良好的民主社会。     

政治合法性的经济学诠释

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学角度探讨了政治学的各个范畴。公共选择理论关注的焦点是政治统治者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兼顾公平,在满足“经济人”个性要求方面取得认可和支持。这是政治合法性得以维持和延伸的主要因素。公共选择理论关于政治合法性的诠释为我们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解决社会问题提供新的视角。     

论公共政治秩序的逻辑变迁路径

公共政治生活空间、公共政治人际关系形式、公共政治中心整合机制和公共政治运行模式这四个方面的理论要素,构成了一个关于公共政治分析的理论模型,通过这一理论模型的历时性考察,公共政治秩序就将呈现出一个从前现代公共政治秩序到现代公共政治秩序,再到后现代公共政治秩序的逻辑变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