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小说叙事艺术新变

“五四”小说叙事艺术新变贾越一、限制叙事视角叙事视角是十九世纪末以来，西方小说界热门的话题。在西方著名叙事学家帕西·卢伯克、兹韦坦·托多罗夫、热·热奈特的笔下，虽然说法不一，称谓各异，却是殊途同归地将叙事视角分作：全知叙事、限制叙事和纯客观叙事三种，...     

“元叙事”观念与新时期小说

先锋小说是“新时期”小说中的重要一脉。即使在先锋小说内部也存在着观念、审美形态及语义分野鲜明的不同类型，“元小说”就是一种在叙事形态、意识倾向上相当前卫，反规范、反传统意识相当突出的一类小说。本文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元叙事”：一种是以西方的解构主义哲学为背景，在叙事策略上对传统叙事规范进行大胆的“戏仿”或拆解，其语义则是反本质主义的。另一种以“新写实小说”为主，其特征是通过弱化作者对文本的干预，从而达到还原生活原生态的目的。这两种类型的“元叙事”形态迥异，但其文化功能却是一致的，即都形成了对传统小说主题如历史进步论、理想主义等的龃龉与对抗。     

鲁迅小说中的“医学”内容和叙事

青少年时期父亲的疾病和后来的学医经历 ,使鲁迅与医学产生了某种联系。这种联系经过思想与审美转化 ,渗透和积淀在鲁迅的小说创作中 ,对人物性格和精神特征的塑造与揭示 ,对人物之间心理和社会关系的确定与描绘 ,对改造国民性主题的深化和叙事模式的形成 ,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预制”。医学和文学双重视野的扭结 ,使文学化的医学内容及其叙事表现 ,构成了鲁迅小说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近年“文革”题材小说的叙事转变

十年“文革”,带给祖国和人民的灾难和伤痕是那 么深刻,以至于“文革”故事,依然存在于当今的文学 题材之中。但是当“文革”已距今有了近30年遥远的 距离,当人们已经变得理智,与“文革”刚刚结束的文 学叙事相比,近年的“文革”题材小说已经有了很大的 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是题材范围的变化,更为突出的 是叙事方式的变化,即由“伤痕”的、“反思”的直接 对“四人帮”的控诉,变为从生活的不同层面平静地、 反讽地、直接或间接地叙述,因此带给“文革”题材的 叙述以别样的面貌。 一、叙事焦点的改变 　　叙事的平常化…     

张恨水小说“红颜薄命”叙事的美学特色

"红颜薄命"是个古老的文学母题,通过在文学作品中的不断演进,逐渐成为一种叙事模式得以固定,并在现代作家的作品中完成了它作为现代叙事的转换。这一叙事在张恨水的小说中频频出现并展现出独特的美学特色。本文试从悲剧意识、诗美意境、怀旧情结等方面进行浅析,以探究"红颜薄命"叙事的经典魅力。     

“文革小说”：政治叙事中的“英雄传奇”

所谓"文革小说"本文中是对"文革"时期创作、出版的一批长篇小说的特指,它们作为"文革"时期特殊政治语境的产物,其生成机制和表现方式完全被《纪要》等"极左"的纲领性文件所左右,在以工农兵为主体并为工农兵服务的意义上,通过向中国文学传奇叙事传统借取资源,形成了一种政治叙事中特殊的"英雄传奇",由此成为当代文学史必须予以检视的特殊现象存在。     

米兰·昆德拉小说与“新写实”小说叙事姿态的比较研究

米兰·昆德拉与中国“新写实”都借小说通过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关注，来“破译自我”，完成对今天人类生存状况的审视与批判，这使得二者在叙事姿态上明显地呈现出趋同的一面，但更为主要或根本的还是异趋，正是这种异趋，导致了二者小说文本意蕴的不同与不等。     

论“东北作家群”小说的民俗叙事形态

从民俗叙事角度来看,"东北作家群"小说呈现出共时性复合叙事的形态特征.多形态叙事在不同作家身上具有鲜明的侧重点.概括起来讲,萧红主要以启蒙叙事见长;萧军重在凸显民间叙事风格;而端木蕻良则是典型的"社会分析"叙事.     

“元小说”的叙事手段及其操作策略

“元小说”是作家以小说的形式对小说艺术进行自我反思的结果，它常常以“露迹”、“戏拟”、“拼贴”等手段来颠覆小说艺术原有的模式和规范，并进而消解这些模式和规范背后的意识形态权威。由于这种反中心、反权威、反制度化的解构倾向契合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语境，使得“元小说”这种由来已久的艺术形式受到了众多作家的重视与青睐。     

“缺失的风景”:先锋小说与微小说叙事之比较

先锋小说与微小说,作为中国当代文学近几十年变革中的两大突出现象,其产生的背景虽然不同,但在叙事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两者在创作上都体现出了叙事主体感情的缺失,叙述深度模式的缺失以及人物形象的缺失。     

文学叙事的跨学科机遇与挑战——论小说的“多重叙事”

小说“多重叙事”是应“泛叙事”浪潮中文学叙事的机遇与挑战而提出的。小说以“多元化统一”的语言表意方式与“以小见大”的叙事审美特点,在建构方式上形成了以叙事主体与“个体—群体—国家”相关联的“多重叙事”结构。小说“多重叙事”理论的提出,在理论层面,推动了文学领域“双重叙事动力”的深入与细化;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小说文本内外真实性的多重解构与再建构。     

古小说“释氏辅教之书”叙事范式探究

基于宣传佛教的需要,古小说＂释氏辅教之书＂集中表现为五种叙事范式,亦即记得道僧尼行传以促进僧传文学建构,叙僧尼与鬼神交锋以彰显佛教徒之神能异术,述人鬼遇合以明因果报应之理,说观世音灵验以诱趋利避害之徒,谈亡魂显形、死而复生以证崇佛之好处。受汉译佛经、佛教义理、本土信仰及其相关宗教活动的综合影响,＂释氏辅教之书＂以佛教灵验为特色的志怪叙事,总体上呈现出程式性、世俗性、交叉性、社会性等特点,最终扩大了佛教在中世民间的影响力。     

论沈从文小说中“杀人”叙事的精神向度

沈从文有不少小说涉及杀人.尽管沈从文将杀人叙事控制得如此不动声色和若无其事,但仍可窥见其中所蕴涵的多重诉求:以展示当权者滥杀无辜的事实否定军阀政治;从剖析愚昧的国民精神状态切入,昭示实现人的现代化之必要;从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病症"入手,引发构建现代文化的热情.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与现实诉求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蔚为大观,其题材丰富多样,而以"革命"、"家族"、"文革"和"抗战"等最为突出,这与中国乡村社会的现实诉求相关,并因此透露出浓郁的时代焦虑。在重写乡土历史时,作家们也感到难以摆脱既有的乡土"历史叙事"传统尤其是"十七年"和"新时期"传统的影响。在现实与美学的双重焦虑中,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有了诸多新的艺术特质。     

新时期小说“魔幻叙事”的文化开掘及其意义

中国新时期小说的"魔幻叙事",绝不是文学的轻飘飘的纱衣或作家故弄玄虚的噱头,而是包蕴着现实历史的剪影和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心理的丰富沉积的创作现象。魔幻叙事对传统的儒释道文化和绚丽多彩的地域文化的开掘不仅丰富了文学的内涵,也体现出重要的文化意义,有利于传统文化资源的转换利用,     

中国报章新小说“惊人夺目”的叙事策略

中国近代新小说强化了“卫星”为重的故事安排、虚实互渗的情境设置、巧设悬念的结构处理,引入“陌生人”视角关照现实,其“惊人夺目”的叙事已然越过报章小说吸引眼球留住读者的浅层目的,具有探究事物本身、彰显社会痼疾的深度追求,兼具启蒙新民和谋取稻粱的双重意义.这是作家面对报刊传播影响阅读语境和读者心理做出的策略调整,体现了传播、消费、读者等场要素对文学的生产和压迫功能.     

十九世纪俄国小说儿童叙事中的“视点”问题研究

"视点"问题是叙事学中最核心的问题.以乌斯宾斯基视点理论的四个层面:意识形态评价层面、话语特征描写层面、空间和时间层面及描写的主观性/客观性("心理")层面为理论基础,分析十九世纪俄国小说中的儿童叙事"视点"问题,将儿童叙事中的叙事声音与叙事眼光的问题加以区分,将形式与内容问题分析相结合,使视点问题不再限于"看"之表层的言说当中,不再囿于"儿童视角"的简单阐述当中,将作者的观点、作者的艺术技巧、儿童的情趣融入到小说的整体叙事当中,再现出十九世纪俄国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     

小说的动态叙事与静态叙事

小说是叙事门类文学作品的重要体裁之一。可以说，叙事是小说的最基本的特征。因此，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和研究小说作品，不仅为小说的批评和研究拓展了新的视野，而且为探寻小说的艺术构成提供了一种新的比较能说明问题的重要阐释途径。本文试图从小说叙事的角度，研究小说两种不同的叙事效果，即动态叙事与静态叙事，以说明造成小说艺术形象生动与否的一个重要原因。一、动态叙事和静态叙事的概念在小说的审美过程中，我们常常感到有些作品非常生动，它们所叙述的故事很容易把我们引入那个虚构的形象世界中，有的作品则非常乏味，絮絮叨叨…     

“外来者故事”模式与当代汉族作家的“边疆叙事”小说

“外来者故事”模式是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中常见的叙事模式,当代汉族作家的边疆题材小说亦有类同的模式安排.这种“外来者入边疆”的故事类型,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小说中是“拯救苦难”与“文明使者”的形象,隐含的是民族国家话语植入的功能;新时期之初,则是一种外来落难者沐浴着边疆人性温情的模式,它既是书写者历史记忆的复现,又是国家重启现代性工程进行社会动员的需要.从1980年代中后期直至新世纪,“外来者入边疆”主要是寻求精神救赎和对边疆异质文化的膺服,以此缓解现代性的逼迫和挤压.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成了汉族作家进行现代性思考的各取所需的一种资源,而它们很少以“自己”主体性地进入汉族作家的书写视野.     

乡村女性叙事的新维度——论新世纪小说中的“女乡贤”叙事

"女乡贤"是指有德行、有声望,热爱乡村并奉献乡村的乡村女性。在历经乡村女性叙事嬗变以及艰难的跨越后,新世纪以来小说中涌现出一批区别于传统乡村女性的"女乡贤"形象,显示出乡村女性叙事的新维度。整体上看,"女乡贤"叙事表现出三种转向:从传统女性到现代女性,从注意私德到注重公德,从家庭空间到乡村公共空间。无论是在文学还是乡村文化层面,"女乡贤"叙事的出现,都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