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对贾谊故居的保护

历经二千一百余年的长沙贾谊故居，为历史文化名城长沙“最古的古迹”。在历代文献中，贾谊故居有不同的名称：贾太傅故宅，贾谊旧居、贾谊宅、贾太傅祠、贾谊祠等。虽经漫长岁月的风雨剥蚀、频繁的战乱，然贾谊故居仍毁建相继、基址不变，“长沙第一井”贾谊井与故居一直相沿至今，这种中国文物保护史上的奇迹得以出现，既是贾谊本身的光辉、历代湖湘人民艰苦努力的结果，更应该看到，西汉一代所作保护工作的关键性意义。西汉一代，保护贾谊故居并使之留存于世，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和广泛的社会基础。一关于贾谊故居被保护及建祠的初始时间…     

班固的思想和文风

一班固不是汉代最伟大的作家,却是最正统的作家。在汉代文章的作者之间,班固的思想是最正统的,文风也是最“醇正”的。他的《汉书》以及赋颂杂文,都可称为大汉文章的正统作品。要看汉代文章的正统特征,典型的作家不是贾谊、晁错,也不是司马相如、司马迁,而是班固。贾谊、晁错、司马相如、司马迁诸家之文,或“疏直激切”、或“虚词滥说”、或“纵横变化”,大抵都带有先秦诸子的余风,都带有过渡的时代性质。思想固然“不正”,文风也并“不醇”。而班固,生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百几十年之后,风气移人,已经形成一套正统思想,所为文章,也就很富大汉王朝一统天下的时代气息和特征。     

论贾谊与《左传》之关系

贾谊实际上是西汉最大《左传》学派的开山祖师。贾谊是构建西汉《左传》“传训故”特色的先师。贾谊《左传》学著述早佚不传,其关于《左传》之遗说俱见《新书》。贾谊《左传》学派薪火相传,然至两汉之际,终于晦没。其晦没主要原因在于刘歆《左传》学派的形成与兴盛。     

论贾谊的政治思想

贾谊(公元前200——168年)河南洛阳人,是西汉初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贾谊所处的时代,是同姓诸侯王各霸一方,向中央政府闹独立;匈奴不时犯边,民族矛盾上升;富商大贾,投机取巧,牟取暴利,危害农业的时代。贾谊建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削弱诸侯王的割据势力;主张用“三表”“五饵”的“战德”之术降服匈奴;“强本抑末”打击工商业奴隶主势力,使天下“归之农”。他极力提倡“与民休息”,形成了著名的“民本思想”。     

贾谊散文的特点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正> 在汉初,贾谊堪称为散文大家。他的散文主要是议论文,其中包括史论、政论以及少量学术论文。另外《新书》中有一部分故事杂编,虽有较多的叙事,目的却在于说明一定的道理,也可算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议论文。贾谊散文的最突出特点,是有一股很强烈的气势。其史论和政论表现得更明显。这种气势给人以悲的感觉,却不流于哀怨;有壮的成分,但也还不是雄伟豪放。明人方孝孺用“深笃有谋,悲壮矫讦”①概括贾谊文章的气势,是比较恰当的。贾谊散文具有强烈气势的根源,是作者本人有着丰富的感情。贾谊年青气盛,眼光敏锐,关心政治,富有理想,仕途又坎坷不平。这一些,使得他时而自得自信,时而愤激不平,时而感慨不已;使得他笔下的议论文,往往不仅能晓人以理,而且动人以情。贾谊散文时有夸饰之辞。这种夸饰,在其一部分文章中,强调了他的论点,写出了他的感情,能够给读者以情绪的感染。如用“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樐”(《过秦论》上)形容秦摧枯拉朽、横扫六国的强大声势;用“斩木为兵,     

贾谊赋论

贾谊是西汉初期杰出的政治家、政论家,也是杰出的骚赋作家。班固在《汉书·贾谊传》赞语里说:“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这个看法不符合实际,是为以汉文帝为首的最高统治者排挤贾谊辩解。《史记》贾谊传明明写着:“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雒(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     

贾谊儒学的思想来源

春秋战国后期 ,诸子各家思想已逐渐形成融合统一的趋势。贾谊积极吸收各家思想之精华 ,完善、成就自己的思想体系。他以道家的形上学为立基 ,以儒家思想为落脚 ,建立思想的本体框架 ;以“法”为辅 ,以“礼”为主 ,形成政治理论体系。贾谊虽吸收多家思想之精华 ,但始终没有离开儒家思想这一中心 ,为汉代儒学的重铸作出了积极贡献     

贾谊与汉政、汉制

本文从“政”、“制”两个概念入手 ,探讨贾谊政治思想的精髓。贾谊以批判秦政、制为开端 ,将儒家的政治理想 ,推置于汉代政治实践 ,为汉王朝确定了“政”和“制”。前者为汉文帝所采纳 ,化为其“以德化民”的实践活动 ;后者没有被汉文帝采纳 ,但对后世影响深刻。贾谊成为将儒家政治思想运用于汉代政治实践并初见成效的第一人。     

贾谊──先秦士人的终结者

一 公元前１７５年，汉文帝五年，四月孟夏一个黄昏将至的时候，一只　鸟飞人长沙太傅府贾谊房中，意态悠闲地停落在室中一隅。这只据说是主凶的鸟儿的突然到来，使得“　罪长沙”已三年之久的贾谊思绪万端，抑郁已久的情绪再难控制，援笔写下了古今传诵的名篇《　鸟赋》。此时的贾谊，面对多　命运，内心充满疑虑与忧伤，他对自己的事业前途和人生追求感到空前的仿惶不安，甚至绝望。“忽然为人，何足控揣；化为异物，又何足患！”他似乎预感到自己为之努力和向往的某种生活方式的结束，这种具有历史性的终结发生在贾谊身上，他感到了难以…     

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汉魏六朝赋研究

“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最早是扬雄对赋体创作加以反省而提出的概念。他写道:“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①李轨认为辞人之赋:“奢侈相胜,靡丽相越,不归于正也。”在扬雄看来,从楚国景差、唐勒、宋玉,到西汉枚乘、贾谊、司马相如,都是走的“辞人之赋”之路,其中司马相如就是“辞人之赋”的代表。     

论汉赋

<正> 两千多年来,人们对汉赋的评论分歧是很大的。毁之者如西汉的扬雄,视汉赋如同“童子雕虫篆刻”,因而誓曰:“壮夫不为”(《法言·吾子》)。誉之者如南朝的沈约则说:“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簿云天,自兹以降,情志愈广。”(《宋书·谢灵运传论》)但对汉赋最推崇的莫如近代学者王国维,他视汉赋为汉代四百年文坛的总代表,并把它放在与唐诗、宋词、元曲并驾齐驱的地位。解放以后,人们对汉     

论贾谊悲剧的原因

西汉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贾谊,从政时间只有11年,而他却以一个悲剧形象留在后人心目中,曾经引起历代文人的关注。从历史原因、政治背景、性格因素三个层面探讨,不难看出贾谊悲剧的必然性。历史原因:贾谊提出的礼治方案和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是汉初发展的必然要求,但由于“实际上不可能实现”,这是造成贾谊悲剧的根本原因。政治背景:在朝老臣的嫉妒诋毁;汉文帝爱其才而不用其人。性格因素:志洁行廉,竭忠尽智;自恃其才,藐视大臣;感情脆弱,“不善处穷”。因此,其命运注定是悲剧性的。     

“枯槁之士宿名”辩

在《庄子·杂篇·徐无鬼》中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即“枯槁之士宿名”,这句话在初读时很容易被略过,但细细想来,此句之意又颇值得玩味。在历代《庄子》注本中,对这一句话的解释并不很完备,而尤其对“枯槁之士”四字竞无详细注解。而在陈鼓应先生的《庄子今注今译》中却直接解释成了“山林隐士留意声名”…,这样一来,本来作为一对相悖概念的隐士和声名就发生了关系,让人摸不着头脑。在通过对《庄子》书中涉及的“枯槁”“隐士”和“名声”这三个概念进行考察后,发现陈鼓应先生的这一解释并不恰当,并且在文章最后给出了一个旁证,进而确定出“枯槁之士”的真正含义是可与贾谊所言的“烈士徇名”互训的。     

穿越中西方象征诗林的“[服鳥]鸟”与“OWL”——《[服鳥]鸟赋》与《猫头鹰与夜莺》中的“猫头鹰”意象之比较

文章对中国西汉贾谊的《[服鳥]鸟赋》与中世纪英国匿名诗人的中古英语代表性辩论诗《猫头鹰与夜莺》中的“猫头鹰”意象作了深入比较,对诗赋中的“猫头鹰”意象的文化原型与象征意蕴、文化耦合与文化差异及文化传播与中西对话进行了跨文化解读,批判了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     

论贾谊政治思想对中华帝国的贡献

汉儒贾谊总结强秦二世而亡的政治教训,认为秦统治者在政治形势变化的情况下没能做到政治方略的调整,即从战时的“高诈力”转换为治国所需的“贵顺权”.贾谊关于“取予守不同术”的认识涉及获取政权和构建国家、维系政治秩序的不同政策原则,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关于重民,贾谊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告诫当权者不可与民为仇敌.这是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个非此即彼的命题:统治者要么善待百姓,可以长治久安；要么实施暴政,最后被百姓推翻.道理看似简单,却涵盖了中国古代社会数千年君主政治治乱相继的全部过程.贾谊的政治思想从政权的获取与维系层面,为统治者提供了实施政治调节治国方略和实行仁政以缓解政治冲突的理论依据,又通过对“以民为本”的诠释,为统治者实施仁政的必要性作出绝对化判定.这就是贾谊为绵延二千年君主政治的中华帝国在政治认知上作出的贡献.     

西汉“过秦”风潮与儒者的“王霸之辩”

汉初陆贾对秦朝灭亡原因的检讨，依托战国诸子“帝王霸亡”的叙述模式展开，着意于凸显秦政之苛暴，客观上丰富了先秦以来诸子批判暴政的历史素材。此后贾谊之《过秦》在继承诸子论政传统的同时，开始从秦统一历程的视角反思秦政之得失，初步指出秦亡于不行王道。后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则明确强调秦政的“霸道”属性，进而将“周秦之别”作为“王霸之辩”的历史参照，从而反向论证儒家王道政治的合理性。从中可以看出，随着时代发展，西汉初年的诸子政治哲学至西汉中叶已逐渐让位于儒家五经之学，而儒家倡导“王霸之辩”的历史与学理依据也日益完善。     

晋文公“请隧”辨正

春秋中期,晋文公趁周室内乱,定襄王于郏,于是“请隧”,楚庄王借征伐浑戎,过周都之洛,从而“问鼎”,同被视为王权衰落的标志,向为史家所重视。但是,晋文公“请隧”一事,史书记载语焉不详,诸家作注所据各异。贾谊认为是请葬礼之隧道,韦昭认为是请乡遂之六遂。汉魏至今,尚无定论。因此,深入探求,寻其真象,对古史、特别是晋国史的研究,应有一定的意义。     

贾谊美学、哲学思想抉微──从《服鸟赋》的核心细胞“道”谈起

本文力图廓清贾谊研究中材料的误区，重点解剖《服鸟赋》的基本范畴：“道”，认为它是贾谊美学、哲学思想的核心细胞，其实质乃指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变化法则，并从宇宙论、本体论和人性论等方面分别作出证明。在贾谊看来，万物乃现象、傀儡，外于连续不断的生灭、合散，消息之中，其背后有一更为决定性的力量，即造化。造化是永恒的，而万物只是瞬间存在。同时，又以贾谊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来源支撑了上述看法。     

立国传统中的礼法与立事：以苏轼治体论为中心

苏轼对宋代政治中任法特征的批评,显示出来自治体论传统的思维启示,这一点从他对贾谊、陆贽之学的推重中可以得到印证。任法与任人的治体类型辨析,对应着苏轼关于三代、汉唐与宋代历史政治的解读,蕴涵了一套由公私政治原则、政治主体养成、职官法度及治理绩效所构成的治体逻辑。苏轼强调在多重立国传统中形成时政立场,对于立国之初政权建构的前提性肯认折射出礼法政治心智的成熟,以“规摹”先定为导向的立事论展现出治体的实践行动维度。追求富强的新政如何避免政治社会的结构性震荡、尊重立国成宪、优先政治主体养成而非大规模变法,是作为立国思想家的苏轼超越党争时潮的政论特质。这既指向重审中国政治思想传统的关键线索,也为理解国家治理传统提供了丰富资讯。     

论中国封建主流法律思想的形成和特点

西汉初年,刘邦集团因农民起义而得天下。他们为巩固政权,探讨过秦亡的教训。各种思想政治派别曾一度活跃非常。陆贾请求事诗、书,奉礼义。贾谊主张定经制,礼法并用,约法省刑,弃法尚儒,显现出法律思想由法向儒的转化势头。陆贾提出:“万世不易法,古今同纪纲。”①要求建立以儒家伦理纲常为指导的法度,继承中国的宗法制,达到“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道,长幼之序”,“百姓以德附,骨肉以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