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政治哲学中“礼”“法”“刑”的关系

荀子十分推崇"礼"的地位,认为"礼"是社会治理之根本,他在"隆礼"的同时也强调"法"的作用。荀子哲学以"礼"为主体,由"礼"产生"法",同时强调"刑"的作用,并将"刑"作为一种维护"法"和"礼"的必要手段。在荀子政治哲学中,"礼"是"法"的根基,"法"是"礼"延伸,"刑"则是"法"和"礼"的保障。     

康德道德性"上帝"概念与《易传》"太极"、《中庸》"中"之观念的比较

"道德性上帝"是<实践理性批判>一书的本体概念,将此概念与儒家本原概念<易传>之"太极"与<中庸>之"中"相比较,可以看出,康德之"上帝"与儒家之"太极"、"中"都是其所谓生发万物的本体. "上帝"的"自由"与"太极"、"中"之"性"有相通之处;"敬"于"上帝"与"诚"于"中"有相通处."上帝"与"太极"、"中"又有不同之处:"上帝"在理论上不可知,而"太极"、"中"内在于人性,且能最终达到"大人合一".另一方面,儒家"太极"、"中"在人性返归本体上有较"道德性上帝"和"灵魂不朽"更清楚的运动步骤和实践性.     

我们在何种意义上有权作出“预言”——康德论“预言”之可能根据

"预言"涉及"未来"之"方向"、"状态"和"事件",涉及时间之"绵延",同时也涉及"因果"范畴,因而是"经验"范围内的事。在"经验知识-历史"的意义上,"预言"式的"推论-推测"只有"相对"的意义。康德的"批判哲学"确保了"经验"的"自然科学"作出"科学性""预言"的"可能性",同时也展示了"经验性科学""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同时,康德哲学指出在与"知识"不同的道德层面上,人类"理性""有权"作出"预言":人类历史一直是在朝着"改善-趋善"的方向进步。     

审美“物化”的三重境界浅说

"物化"的境界是一个层进式的三重境界。第一重境界是"兴境",也即"兴而超然之境";第二重境界是"化境",也即"化而无我之境",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无我之境",第三重境界是"游境",也即"游而至乐之境"。这是"逍遥游"的境界,是"神与物游"、"物我两忘"的"至乐之境"。因此,"物化"的境界也就包含了"兴"、"化"和"游"这三个重要的方面,是"兴"而"超然"、"化"而"无我"、"游"而"至乐"的境界。"兴"侧重于心灵内部的提升,是"内孕"的过程;"化"侧重于主体外部的超越(即超越自身,齐平万物),是"外化"的过程;而"游"则侧重于新的主体的自由活动,是"物化"的最高境界。     

关于先秦儒学“人性论”的一些讨论——以孟子和荀子为核心的展开

儒家认为人性既有"自然气性"也有"道德觉性"。中国人文精神的生长是一个从"帝之令"到"天之命"进而"道之德"的历程。"传经之儒"和"传心之儒"是儒学的两个脉络系统,人性论与"天地亲君师"关联。孟子的性善论是就"大体"和"天爵"而言的,性善是"存在的呈现",荀子的性恶论强调从"自然气性"到"社会习性"的转化;孟子由"尽心知性"而"知天",荀子则强调"天生人成"而"化性起伪";孟子正视本心,扩充善性,荀子通过礼教来治理"自然气性"。合参孟荀,儒家"内圣外王"可以充实而饱满。     

从“时间性”论“本质主义”文艺学的终结

相对于作为"意识形态文论"与"审美意识形态文论"逻辑起点的"主客二分","审美生活"或"文学生活"概念理应成为"本质主义"文学理论终结之后"建构"的起点;为此需引入"时间性"角度,才能真正解决"主客"如何"不分"的难题,以及"主"与"客"的构成状态问题。     

试论“君子三畏”——孔子天命思想的存在意义

本文基于海德格尔关于存在自身的思想,考察了孔子的"三畏"及"天命"思想的存在批判特性,及其境域性的"天命"与通常义理性的"天道"理解的差异.由此重新阐释了孔子的"中庸"思想之本源的"情"、"畏"、"中"与后发的"意"、"敬"、"和"差别和关联,从而说明了孔子的"畏"应是"畏敬"而不是"敬畏",以及孔子与后来儒家"内圣外王"在思想超越境界上的差别.     

论儒家伦理的差等与平等之统一

以"仁"为核心的差等之爱与以"礼"为核心的差等格局相统一,共同构成了"差等"这一传统社会文化结构。儒家"差等"思想中包含着"差异性"和"平等性"二重性。"差等"思想中的"差异性"彰显于"仁"和"礼"的内涵中并受到较多关注,而"平等性"则往往容易被忽视。"差等"思想中的"平等性"主要蕴含于"忠恕之道"和儒家对普遍人性和道德人格的探寻中,并通过"差异性"来启发。"平等性"是"差异性"的旨归,"差异性"是"平等性"实现的途径,"平等性"与"差异性"一同构成了儒家的"至平"理想。在"差等"中,人与人虽有不同,但都允许实现自我,在某种意义上,所谓"差等",实质是一种包含差异的平等。     

由“分”而“统”——荀子天人观的内在逻辑

荀子在继承孔子天命观与孟子天道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天行有常"、"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的天人观思想,并通过由"分"而"统"的内在逻辑将天与人的关系统一于一体。一方面,荀子以"职"为主线,在范畴上对"天"和"人"进行了"分",认为"天职"是"天道自然"、"天行有常";"人职"就是"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另一方面,荀子以"礼"为基础,论证了"礼"是天人之"统",认为"礼"既是天道之用,又是人道之极,是形上关怀与现实关怀的辩证统一。     

从"存在"的视域看"道德应该"的悖论

"道德应该"是当下道德哲学的主要问题之一.思想史上对于"道德应该"为"信"的哲学论证都不免陷入某种理论困境,因此,"道德应该"作为问题要从"存在"说起.在"存在"作为"无"而具有的"可能"视域中,"道德应该"的特质是悖论.其悖论意义是指从"道德应该"的规劝出发,沿着人们为"信"的逻辑轨道,必然地推出与其正相反对的"道德不应该"的规劝也是道德的,正相反对的"应该"与"不应该"在道德评价上是等价的."道德应该"的悖论特质来自于"存在"."存在"作为"无"体现为"可能".由存在的这种"可能"与"不可能"的正相反对,就使得在"存在"作为"可能"之"好"、"善"的区别里,已经包裹了"道德应该"的悖论意义."道德应该"的特质是悖论的论断,一方面打破了原有的对"道德应该"普遍必然之绝对意义的理性依恋,另一方面也使我们从追求以普遍必然的"道德应该"作为道德践行评价标准的理论迷雾中警醒.     

谈当代汉语的日源新词“达人”

在新时期产生的当代汉语新词之中，有一些是源自日语的借词。近几年在传媒尤其是互联网上开始出现的“达人”就是一例。此用法不同于汉语的固有意义，也难以在国内出版的各类辞典上找到与之吻合的释义。采用实例分析和汉日语的用法比较，其新意义可以得到厘清。“达人”是指经过长年的锻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在某一领域非常专业，出类拔萃的人，褒义为主。其构词能力非常强，不断地被用来创造新词或临时性造词，而且其构成的新词多是偏正结构的名词性四字短语。     

邓小平的精神气质及其理论的“思想史”意义

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与“活的灵魂”深入贯彻到新的理论和新的实践，在当代视域中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创新，从而在新的起点上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精髓的继承、发展和螺旋式复归。邓小平的实践历程，展现了他独特的政治风范和精神气质，其创新性理论必将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和非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思想史上留下“普世”的价值和意义。     

再论1930年代“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之争

1933-1935年,中国电影界出现了一场引人注目的“软”、“硬”电影之争。这次论争在左翼电影批评家与软性电影论者之间展开,涉及到电影艺术的本质、内容与形式、艺术性与倾向性、批评的基准等问题,其产生的根源在于双方政治立场、文学与艺术观念以及电影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这场论争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左翼电影理论与批评、软性电影理论与批评、左翼文艺理论及新感觉派的文艺观都提供了有力的参照和依据。     

关于高校管理中“双肩挑”问题的探讨

为了做好专业技术岗位聘用工作,高校应该认真研究普遍存在的“双肩挑”人员的管理现状和探索新的使用方法。笔者对高校中“双肩挑”管理模式现行管理政策与措施进行了调查和研究,提出了应加强对“双肩挑”岗位设置的管理,同时,应注重管理队伍朝着专职和专业的方向发展,并在高校中逐步提高学术权力的领导地位、建立新时期高校管理体制的新格局和确保高校人事管理科学发展的建议。     

建设开放宁夏,推动宁夏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特别是扩大内陆开放作出了新部署,提出了新要求。建设开放宁夏,是宁夏发展进步最重要的经验,是加快宁夏发展的必然选择,是顺应国内开放和国际大环境的要求。建设开放宁夏,要有新举措和大作为,解放思想是先导,着力推动区内开放,重视促进周边区域开放,面向全国开放,重点是面向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地区开放,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中主动作为。解决好建设开放宁夏中的重大问题,转变政府职能,优化发展环境,放宽投资准入,优化贸易结构,加快对外开放大通道建设,建设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目的地。     

改革三十年重估“十七年”农村小说中关于土地现代化问题的价值

新世纪农村再次面临土地改革问题。或许此时正是我们认真评估“十七年”作家关于农村题材、关于土地集中问题的思考和现代化想象，而不应因“政”废言。因为当年“十七年”作家正是与新世纪的作家一样面临土改之后，农村土地再次集中与农民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重估“十七年”作家这一方面的探索有助于新世纪作家创作中对农村土地现代化问题、农村改革问题的把握。“十七年”作家对于农村土地集中的可行性探索，合理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民自身对互助组的需求；二是农业自身发展的要求；三是土地集中对人的现代化的促进作用。     

朱培德江西和平“分共”方式探微

史学界对朱培德江西“分共”事件着墨较少。其实,朱培德在江西用“遣送”方式“分共”,既有别于蒋介石集团的血腥“清党”,也不同于后来汪精卫集团的“七·一五”政变,他开创了第三条全新的和平“分共”方式：“分共”不坚决、不彻底,在“分共”的善后态度上先“送”后“迎”。由于当时深刻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朱培德采用了和平“分共”方式,随后不久,又恢复农工运动,共产党人纷纷返赣工作,江西的工农运动再现生机,这是史学界长期忽略的现象,也体现了这一事件对国共关系的巨大影响,并直接为日后共产党人和革命军队云集江西、发动八一南昌起义创造了较好的环境。八一起义后,宁汉合流,朱培德才开始积极“分共”,并由和平“分共”转为武力“清党”。     

“领主属宾句”现象新论

领有名词提升移位现象是现代汉语中特殊的语言现象,这一现象引起了语言学界的广泛重视。生成语法学界对此也提出了不同的方法来对其进行生成分析。但是,以往分析模式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弱点。特别是对于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中＂的＂字的消失没有给出有效的说明。因此,从领主属宾句缺失的＂的＂字入手,以＂的＂字是否可以缺失和何时可以缺失对这种句型的生成提出新的假设,将是解决领主属宾句的一种新的方法。     

“十七年”诗歌的乡村空间与社会认同

在“十七年”的诗歌生产中,“乡村”不仅是诗人激情想象与理性建构的对象,同时也是被多维意义反复浇铸而构造起来的崭新空间。“精神”、“物质”与“权力”是“十七年’’诗人建构乡村空间政治属性的三种维度,被充分“诗意化”的乡村空间以一种隐蔽和柔性的方式重构着民众的精神记忆,被‘‘物质’’所填充的乡村空间交织着民众迈向现代化的渴求与焦虑、紧张与惶恐,刻写了“权力”印痕的乡村空间则参与了阶级身份的界划与指认,赋予了乡村女性新的权力。     

沿海地区借助“一带一路”战略推动海洋经济发展的路径分析——以天津为例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央实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对于构筑陆海统筹、东西互济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利用这一国家新时期开发战略,通过推动海洋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打造"一带一路"双向开放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海洋经济合作平台、构建区域性科技与治理支撑网络、强化海洋生态保护等,借势"海上丝绸之路"开发开放建立跨区域的发展平台,推动天津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更宽领域、更高层次上开展海洋经济的合作和交流,能够进一步加快天津海洋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