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春秋穀梁传》的农业经济思想

《春秋穀梁传》的农业经济思想的本质是在维护君权前提之下的具有某些民本主义色彩的富民、裕民的农业经济思想。《春秋穀梁传》的农业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以政治和道德干预农业经济,特别是干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占有,以政治和道德干预水资源的使用。《春秋穀梁传》在粮食储备问题上具有深深的危机感。一个国家要储备九年以上的粮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春秋穀梁传》对于农业生产非常重视,是把农业生产当作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来对待的。特别强调不使百姓财尽,要使百姓小有余钱。制民之产的富民、裕民思想是《春秋穀梁传》重要的农业经济思想。士民、商民、农民、工民通过交换关系共同构成一个和谐社会,和谐发展,各得其所。《春秋穀梁传》提出应该实行税什一的税收制度,减轻赋敛,以便促进农业经济发展。     

廖平《公羊》学的特点

廖平认为,《公羊传》独守西汉今文经学家法,为今文经学的重要代表著作。《公羊传》虽为子夏所作,实际上是经汉代经师增补而成。《公羊传》的主要性质就是保存了西汉今文经学所讲的"义例",所以多"非常异义可骇之论";廖平《公羊》学的特点,一是以阐发《春秋》微言大义为宗旨,二是以笃守今文家法、复明两汉师说为旨归。在晚清《公羊》学中独树一帜。     

浅析《春秋穀梁传》的“内鲁”思想

《春秋穀梁传》中存在浓厚的“内鲁”情结。但是与《公羊传》“王鲁”、“当新王”的思想不同,《穀梁传》的“内鲁”观念首先是对《春秋》书写记录的技术性方式的客观反映;其次,“内鲁”体现了宗法秩序下血缘性的亲疏情感;再次,“内鲁”还与周公及周礼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内鲁”在文化意义上是对周礼精神和内容的抢救与尊重,显示出一种文化认同和政治秩序的意味。     

阐释的权利:《公》、《穀》释例举隅——春秋笔法与今文经学(上)

西方现代阐释学的"视界融合"理论,肯定了接受者对文本视界再创造的权力。这为我们考察今文家对《春秋》的阐释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理论方法。"《春秋》无达辞"虽出自董氏,客观上却是《公》《》解经与董氏释经共有的逻辑前提。这一逻辑前提不仅为今文家释经提供广阔的阐释空间,同时也道出《春秋》的可阐释性和阐释的无限性的特点。《公羊传》、《梁传》对《春秋》"微言大义"、"褒贬书法"的训释,是《春秋》视界与今文家视界相互融合的表现;其"咬文嚼字"的功夫也有益于汉语训诂学、修辞学的建立和发展。     

穀梁子“受经于子夏”之说不可信

从文献源流梳理来看,穀梁子"受经于子夏"说有很明显的"历史的层累"迹象;从《穀梁传》的解经方式上看,以"受经于子夏"为基础难以解释穀梁子以事解经的基础逻辑;从《穀梁传》对待孔子的态度看,书中对孔子的态度和对尸子、沈子等人的态度并无明显区别,书中提到孔子只是作为材料出现,并无特殊的尊崇意味,引用孔子的言论只是为了增加论证的力度。因此,穀梁子"受经于子夏"之说并不可信,《穀梁传》应该是穀梁子解读《春秋》的一家之言,与子夏授经无关。     

《春秋穀梁传》华夷思想初探

华夷之辨是《春秋穀梁传》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穀梁传》的作者看来,华夷之辨首先源自于双方的自然差异,这一差异的扩大化则形成了"华夏为尊,夷狄为卑"的等级观念和"尊王攘夷"的政治主张。《穀梁传》巧妙地赋予"华"、"夷"概念以文化的内涵,并通过"贬夏为夷"和"进夷为夏"的双向流动,从根源上消解了华夷对立的基础,为华、夷在更广阔意义上的融合提供了契机。     

《穀梁传》叙事比论

通过《穀梁传》十五则叙事文字与《左传》、《公羊传》同题故事逐一比较可以发现,有穀梁氏优于左氏、公羊氏者,有三家各有千秋者,有穀梁氏不如二氏者。穀梁氏多数故事不如左氏,少数互有短长。穀梁氏叙事与公羊氏相差无几。出现上述差异的原因在于,穀梁氏、公羊氏是经学家,重在解释《春秋》经义,故事只是为释义的补充而已,因而忽视叙事的完整性和生动性。左氏是史学家兼史传文学家,长于叙事,重视细节的真实性和情节的完整性,解释《春秋》经义只是偶尔为之。     

阐释的权利:《公》、《榖》释例举隅--春秋笔法与今文经学(上)

西方现代阐释学的"视界融合"理论,肯定了接受者对文本视界再创造的权力.这为我们考察今文家对<春秋>的阐释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理论方法."<春秋>无达辞"虽出自董氏,客观上却是<公><榖>解经与董氏释经共有的逻辑前提.这一逻辑前提不仅为今文家释经提供广阔的阐释空间,同时也道出<春秋>的可阐释性和阐释的无限性的特点.<公羊传>、<榖梁传>对<春秋>"微言大义"、"褒贬书法"的训释,是<春秋>视界与今文家视界相互融合的表现;其"咬文嚼字"的功夫也有益于汉语训诂学、修辞学的建立和发展.     

《春秋榖梁传》的作者为榖梁子

真正意义上的《春秋榖梁传》当始于榖梁子，榖梁子从传说的子夏所传之笼统的《春秋》阐释之学中分离出来，形成了《春秋榖梁传》。榖梁子对于《春秋榖梁传》的开创之功是不可抹杀的，可以说榖梁子是《春秋榖梁传》的第一作者，《春秋榖梁传》最初的古文文本的写作年代当在战国中期。     

论两汉《鲁诗》学派

汉初四家《诗》,以《鲁诗》出现和立为博士的时间为最早。今文三家《诗》在西汉时期的地位大致相当,在东汉则《鲁诗》最受朝廷重视。《鲁诗》所以能成为三家《诗》学的主导,是其严谨的学风和解经体系决定的。《鲁诗》经师大都崇尚气节,志操高尚,洋溢着峻洁完美的人格魅力,也进一步助长了这一学派的发扬光大。     

董仲舒解读《春秋公羊传》之法

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解读《春秋公羊传》之法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他使用了几个概念和判断提示了对文本达成统一之理解的方法,二是揭示了达成统一理解的内在根据。     

《春秋》《左传》经传关系析论

关于《春秋》与《左传》经传关系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虽然《左传》解经不同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春秋》和《左传》不是两本独立的书,《左传》也不是一本伪书,更不单纯是一本史书。参照《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可知《左传》不仅”以义解经”、”以事解经”,还”以礼解经”。     

《诗经·商颂》作年补证

关于《诗经·商颂》的创作年代,虽然早在两千年前就有争论,但是直到今天这一争论仍在继续,并没有取得一致的见解。尽管主张"商诗说"的学者日占上风,但是并未取得决定性胜利。从春秋时期人们对于《商颂》的赋诗引诗情况来看,《商颂》应为商人所作,否则,《商颂》何以在春秋时期那么受人重视就很难解释。从《商颂》的性质和语言形式来看,《商颂》应创作于商代中晚期。在今文诗三家中,我们只能找到鲁韩二家主张《商颂》为正考父所作的证据,而找不到齐诗学者也主此论的证据;今文诗家不仅在《商颂》是否为正考父所作的看法上不统一,而且在《商颂》究竟是"商诗"还是"宋诗"的看法上也不统一,这些分歧也为"商诗说"提供了反面证据。     

《小说月报》语境中的《怀旧》——兼论《怀旧》阐释史上的几个问题

学术界对于1910—1920年间《小说月报》的考察,无一例外地给予署名"周逴"的文言短篇小说《怀旧》以格外的关注。除小说自身的价值外,与作者是鲁迅也不无关联。现有的研究成果在引用和分析《怀旧》文本时,多依照《鲁迅全集》,而很少借助《小说月报》,造成《怀旧》阐释史上的一些问题。借助《小说月报》提供的历史语境和文本形态考察《怀旧》,将鲁迅创作的小说文本与恽铁樵撰写的评点及附志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照,不仅有助于更有效地阐释《怀旧》的文本特色和文学史价值,对于鲁迅研究而言,或许也有着特殊的意义。     

《春秋穀梁传》与法家思想

《穀梁传》阐发的《春秋》义法带有明显的法家色彩,它抛弃了先秦儒家以及西汉公羊学说所秉持的政治批判意识,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宣扬君尊臣卑、君权至上的政治理论。这种思想的形成,与穀梁学和公羊学在争立学官上的对立与交锋有直接的关系,从一个侧面表现出汉儒通经致用的实质。     

论《公羊传》的阐释策略

本文主要探讨《公羊传》使用疑问句的阐释策略。文章认为，《公羊传》首先预设《春秋》的陈述是真陈述，然后在此预设基础上弥合《春秋》语言字面义和表达义的分离。为此，《公羊传》提出了《春秋》语言的各种原则，并在此原则之下引申《春秋》大义。本文认为，《公羊传》疑问句的转换实际上就是这种阐释策略的主要表现之一，从中可以启发人们思考古代经学语言的伦理特性。     

给先秦典籍注入新的机能——简论《今文尚书语法研究》

《今文尚书语法研究》是在语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到语法的层面来解剖《尚书》,通过历时与共时的对比和定量透彻的语法分析,科学地揭示了今文《尚书》中的语法特点,总结出今文《尚书》的全部语法规律。作者是把《尚书》当作是一个活的机体在研究,把原本不为人所知,或原本不为人所重视的经典文本的意义和功能复活起来,给《尚书》注入新的机能与活力。     

《资治通鉴》文本的内外语境——兼说《通鉴纪事本末》的体裁障碍

《资治通鉴》的文本,并非单纯为记录历史而存在,其间对史料的剪裁,蕴含了司马光诸多有现实针对性的政治思想.对于不同时期同类事件的叙述立场,司马光力求保持其统一,形成文本的内部语境.而内在语境的形成,往往又取决于司马光身处的现实政治环境,是司马光现实政治意见的反映.这又可视作文本的外在语境.内外语境的交错,使得这部编年体通史背后的含义变得复杂,因而任何对《通鉴》文本的改动,都可能造成对内外语境的双重破坏.通过对《通鉴》处理安内、拓外两者关系的分析,同时参照《通鉴纪事本末》对相关内容的改写,即可看出原有语境是如何在改写过程中被破坏的.     

《公羊传》与《韩非子》政治思想来源比较研究--从学术流派的角度考察

从学派来说,《公羊传》的政治思想直接来源于儒家学派的主张,而《韩非子》则集先秦诸子之大成,偶、墨、道、法、刑名诸家均影响过《韩非子》.尽管来源不同,但两者的目的基本相同《公羊传》主张天下一统,《韩非子》倡言君主专制,在中央集权问题上的观点却是相同的.     

《好了歌》与《好了歌注》文本间的科举因素

《好了歌》《好了歌注》是小说《红楼梦》中两篇著名文本。以往的研究者多借助探究二文本所传达的内容意涵、思想倾向等方面来考察小说作者曹雪芹的精神世界,而并未关注二文本间所存在的科举因素。首先,《好了歌》《好了歌注》都是小说作者曹雪芹代小说中人物之所作,与八股文的"代古人语气为之"相似。其次从作注人的身份来看,甄士隐是一名曾做过七品官的乡宦,这一身份标示着甄士隐曾经有过科举经历。再次,从《好了歌》《好了歌注》二文本的关系来看,其借鉴了注疏体、骈体文以及律诗的某些特点,这些都与八股文所具有的特点相符合。由此可知,科举在《红楼梦》的创作过程中的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