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六日作出的《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指出:“共产国际用了一切可能的力量,在一九二四年,当孙中山先生在世时,帮助了国共合作的形成,随后又帮助了北伐战争的胜利。”本文试图就共产国际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过程中的历史作用问题,作一点研究和探索。     

论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组织形式

<正> 同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组织形式不同,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组织形式。这一组织形式在其存在的过程中,前后是否雷同?起了什么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它为各国共产党提供了那些经验教训?1943年5月28日,延安《解放日报》社论《论共产国际的解散》,讲到马克思主义者在解决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的关系问题时谈了三点。其中第二点要求“对于组织形式”要“作无条件的历史考察”,第三点指出“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基本政治利益的,组织形式是为每个特定时期的具体历史环境及由     

评向忠发给共产国际的两封信

本文根据俄罗斯新公布的联共 (布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档案资料 ,对向忠发于 192 8年 2月在莫斯科分别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主席团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写的两封信进行述评。该信是很重要的历史资料 ,对研究中共党史、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向忠发在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原因都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 ,同时 ,弄清向忠发通过两封信向共产国际反映中共“党内分裂问题”是不真实的和诬告陷害中共主要领导人是他别有用心的。进而 ,使我们更加了解到他是中共党史上很不光彩的总书记。     

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史研究的进展问题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研究,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影响和推动有目共睹。这种影响和推动,一方面在于它开拓了深入发掘中共历史档案文献资料的一条有效途径,另一方面也在于它为推进历史包袱沉重的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崭新视角。许多中共党史问题的突破,就是得益于此。但人们或许还很少意识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有助于厘清1919年至1943年共产国际这一国际革命组织存在期间中共与莫斯科鲜为人知的各种复杂关系,它更重要的还在于为众多中共党史学者提供了一条全面研究和深入思考中共与莫斯科关系的历史线索。循着这条线索去思考问题,我们就不难发现,来自莫斯科的影响,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其实始终存在,它并不会因为共产国际的解散就烟消云散。     

遵义会议前后的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

中共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是必要的抉择。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第三国际加入条件》规定:“每个加入共产国际的党的纲领,都应该有例行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等。中国共产党在加入国际之后,必须服从这些条件,就必须在国际的高度集中领导下进行中国的革命斗争。然而,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全盘执行国际的指示致使我党的事业遭到了挫败,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开始走上政治舞台,使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开始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布哈林哲学思想新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1888—1938),生于莫斯科的一个教师家庭。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任联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主编等职。1938年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50年后,即1988年2月苏联最高法院决定,撤销对布哈林的判决,宣布为该案件平反。布哈林是苏联早期著名的理论家,他的著作涉及到哲学、经济学、政治理论、文学艺术     

试论共产国际解散的原因

共产国际的解散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根本原因在于共产国际内部的矛盾——高度集中的领导制度与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各国党独立自主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同时,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要开辟欧洲“第二战场”这些外在因素也是与之相关的重大事件,在客观上决定了共产国际解散的具体时间。     

共产国际的错误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

1924—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是与共产国际息息相关的。这场由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具体领导、共产国际直接指导的轰轰烈烈的革命,最终失败了。就其原因来说,是极为复杂的。然而,有两个重要因素却可以肯定。一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犯了错误,二是共产国际的指导错误。我党所犯错误,主要表现在执行了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共产国际的错误,则表现在大革命后期对中国革命主要给予了脱离实际的指导。那么,共产国际的错误对于我党所犯的错误起着什么作用呢?我们只有认真弄清这一问题,才能正确的、科学的和客观的认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下建立的,更作为国际的一个支部在其直按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大革命期间,我党还十分幼小,很不成     

试论共产国际批判社会民主主义的经验教训

回顾共产国际对社会民主主义进行批判、揭露和斗争的历史画卷,在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泛滥的今天,很有意义。 一、批判社会民主主义,公开树起共产主义大旗 第二国际破产后,共产国际这个统一的世界共产党组织便在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和其它革命左派同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斗争声中呱呱坠地。列宁和共产国际之所以与破产的第二国际决裂,是因为思想上建党是列宁的一个重要建党原则。共产国际公开树起了共产主义这面大旗,以对抗社会民主主义。 众所周知,1914年一战爆发,社会民主党逐渐分化为左、中、右三家。右派属于社会改良分子。他们骨子里不想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     

世界革命视域下共产国际的实践逻辑

共产国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影响深远的"世界共产党"组织。对共产国际的研究,可聚焦两个基本问题:世界革命理论和世界共产党组织。"世界革命论"是共产国际建立的理论基础,但存在着对世界革命进程长期性的低估。共产国际是统一的"世界共产党"的组织载体,但存在着对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之间、各国共产党相互之间、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关系复杂性的低估。作为典型个案,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建立起了紧密的关系,但存在着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低估。在共产国际解散71年后,通过构建宏观维度与微观维度相结合的框架正确分析共产国际的基本问题和历史功过,是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发展与世界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一项重大理论课题。以史为鉴,有助于在全球化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依据和时代价值。     

也论共产国际六月来信对我党富农政策的影响

<正> 1929年6月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信(以下简称“国际六月来信”),批评我们党在农民问题特别在富农政策方面“犯有极严重的错误”,从理论到具体政策上,阐述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富农问题的基本观点,引起我们党对富农政策的变动。本文试就“国际六月来信”后,党中央对富农政策何时发生大的变动,对革命根据地何时发生影响,以及其后果等问题谈一点粗浅看法,以求党史研究工作者指正。     

任弼时向共产国际两次报告的历史贡献

193 8年 3月 ,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 ,任弼时被派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交涉重要事项的缘由。任弼时向共产国际两次报告 (一次书面报告 ,一次口头说明与补充 )的主要内容及其历史功绩。由王稼祥带回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案》和《决定》以及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头指示 ,既在政治上肯定了以毛泽东代表的路线正确 ,又在组织上明确“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 ,对开好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有重大作用。本文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成文时间专门加以说明 ,厘请党史学界长期以来以讹传误的说法。     

从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到共产国际成立代表大会——1919年3月关于共产国际成立问题的辩论

1919年3月初,52名来自21个国家的35个共产主义政党和团体的代表们在莫斯科举行国际会议.由于德国共产党反对立即成立共产国际,3月1日的预备会议和3月2日的正式会议先后两次把会议定名为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而非共产国际成立代表大会.列宁认为成立第三国际已经刻不容缓,于是审时度势,把握时机,引导会议展开有关成立共产国际问题的辩论,最终以表决的方法通过了关于成立共产国际的提案,使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最终转变为共产国际成立代表大会.辩论的实质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道路和方法的两种方针的较量和斗争.其历史意义在于通过不同思想观点的交流和交锋,使大会最后克服分歧、达成共识和明确方向,从而为共产国际成立奠定了统一的思想基础.     

李先念对西路军和正确认识西路军问题的贡献

于1936年10月24日时任三十军政委的李先念,奉中央军委命令率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党中央命令组成西路军后,李先念率领的三十军作为西路军的主力,和兄弟部队一起,为执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西征河西走廊,与敌血战.在永昌时,作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之一,李先念曾向西路军总部领导提出过合理化建议.最后,他作为负责军事的最高领导人,率西路军余部到达新疆,受到党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陈云和滕代远的迎接和慰问,为党保存了一批战斗骨干.毛泽东因此称他为"不下马的将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陈云同志的关怀下,李先念重新调查西路军问题的来龙去脉,为恢复这段历史的本来面目,又作出了重要贡献.     

试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美共的影响

1939年 8月 2 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莫斯科签订 ,苏联与德国握手言和 ,降下了反法西斯主义的旗帜。这一事件在国际上激起了轩然大波 ,在国际共运内部也引发了强烈振荡。共产国际向所属各国共产党发出指示 ,要求他们同苏联在外交政策上保持一致 ,其结果使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蒙受了奇耻大辱。美共是共产国际支部之一 ,自然也坚定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 ,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但国内学术界在论及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时基本上都没有涉及美共所遭受的损失。因此 ,研究美共的这段历史有助于弥补国内学术界的这…     

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苏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苏关系是关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包括中国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的关系、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还涉及中美英、中日、苏美英、苏日之间的关系。中苏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影响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变化又影响着中苏关系。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各级国民经济部暂行组织纲要

(一)国民经济部在中央隶属于人民委员会,称国民经济委员部,设部长,副部长各一人,省县在执行委员会之下,称省县国民经济部,省设部长副部长各一人,县设部长一人,区市暂不设国民经济部。 (二)省县国民经济部,在行政上直属于上级的国民经济部,绝对执行上级的命令,但同时受同级执行委员会及主席团的指导与监督。 (三)各级国民经济部之下设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央以九人到十五人,省以七人到十     

共产国际七大对外政策转变探因

共产国际对外政策是国际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领域的一个核心问题.本文以共产国际于1935年发生的重大政策改变为例,即共产国际一改对社会民主党的敌视态度,并且作出联合社会民主党等进步力量确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努力,来阐释此政策改变过程中起作用的重要因素及其作用途径.本文认为,1935年共产国际的政策转变是在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社会民主党力量迅速增长的国际背景下,以苏联国内政治斗争造成的国家实力下降以及苏共针对法西斯作出的威胁评估为基础,并受到斯大林个人性格的影响.     

程序弊端导致中国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

对于中国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指导的错误，大多学者认为“东方战略”是主要原因。其实，共产国际在整个决策和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弊端共同导致了其错误的形成。决策过程中的问题主要是对中国的情况把握不准，没有能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思考中国的问题，决策者不能够吸收各方面的正确意见。执行过程中的问题主要是共产国际代表将决策环节的争论延续到执行环节，增加了中国共产党执行的难度，甚至造成了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混乱。     

福建事变前后陈铭枢等人与共产党的交往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等群众组织积极支援19路军抗战。但是处在王明“左”倾错误统治之下的临时中央以及共产国际对蔡廷锴、蒋光鼐等人持批判、否定态度。另一方面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与陈铭枢有秘密来往。1933年5月陈铭枢从欧洲回国后，为使十九路军摆脱困境，派人到上海与中共联络。9月李济深、陈铭枢起草了19路军司令部给中共的建议，并为自己的谈判代表开出了全权证书。中共上海中央局收到建议书后马上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作了报告。与苏联有密切关系的共产国际在对待19路军和福建事变的问题上总体上说是错误的。时任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博古秉承共产国际的旨意，没有给19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以应有的支持和帮助，结果自己也失去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历史机遇，被迫走上了漫漫长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