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艺术传播的语境转换与基本维度

民俗艺术虽剥离自民俗学，然其与民俗学千丝万缕的历史关联使其从未脱离对于乡土社会的关注和重视，民俗艺术广泛且深入地存在于民间生活之中。民俗艺术的乡土本位的确立主要源自于社会环境、文化心态和地域分布三个方面的影响，而自上个世纪末开始，随着民俗艺术存在空间发生改变，民俗艺术从乡土走向城市，其乡土文化气息与特色逐渐向城市文化渗透，民俗艺术的这种转变造成了其传播语境的由乡土本位向消费语境的转换。在语境转换过程中的民俗艺术的传播场域中，呈现出了三个基本的空间维度：精神性维度、社会行为维度和信息技术维度，这三个维度自有特点又相互勾连，在民俗艺术传播的时间坐标中呈现出它们的不可或缺性。     

旅游目的地形象的社会文化建构:“文本与语境”的分析范式——以湖南凤凰古城为例

在一定程度上,旅游目的地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旅游目的地包括物质属性和非物质属性两个方面,社会对旅游目的地的建构,主要体现在对目的地的非物质属性的建构。本文借用语言研究和解释学传统中的"文本与语境"范式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社会建构进行分析。根据这个范式,旅游目的地可以被看做是一个文本,它具有什么意义,取决于它所处的语境。旅游者正是根据某一目的地对他们所具有的意义而决定是否到该目的地去旅游的。本文借助"文本与语境"的范式,以凤凰古城为例,揭示了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和意义(即其非物质属性)的社会建构动态过程。     

语境变易与经典阐释的“理据重构”

经典文献是在语境中被理解与阐释的。语境可分为文本语境和超文本语境两大类别,对于古代经典文献而言,超文本语境主要是文化语境。文化语境对文本语境具有“投射作用”,不同层次文化语境的变易,都可能导致阐释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对经典文献进行“理据重构”。另一方面,汉语语词的多义性和文句关联的可塑性特征,也为文本语境的重新分析提供了可能,从而从言语训诂的角度为经典阐释的“理据重构”提供了学理支撑。“理据重构”是经典阐释的重要内在机制,也是经典阐释能够不断因应时代发展,彰显经典文献时代价值的根本原因。     

网络民俗研究的理论逻辑和“概念性框架”

数字化传播时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习俗环境被互联网影响和重塑。互联网中勃勃新生的大量新型民俗事象，反映出传统民俗在现代社会生活语境中发生了深刻衍变。这类在网上生产、传播的新民俗，虽保留了传统民俗的“种”的基因，但也反映出因社会生活内容更新、数字化传播所带来的诸多衍变，且已蜕变为栖居网络空间的“新民俗”。基于数字化时代“民俗”出现的变化，民俗学研究既要关注数字化时代社会正经历的“再习俗化”过程，聚焦网络民俗的“元问题”并作出整体性观照，展开网络民俗的多学科、系统性研究；同时也要积极跟进互联网时代生活数字化带来的民俗学概念性框架的新议题，拓展原有的研究方向和内容，推动民俗研究理论范式创新和现代民俗学学科建设。     

谁的原生态?为何本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的原生态现象分析

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语境下,作为日常生活的民俗一旦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便从其生存的文化环境中脱离出来,进入被生产、被建构的陌生化过程,使非物质文化越来越远离其日常生活形态的本真样貌.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对"原生态"的追求,与民俗学探求本真性以及民俗学浪漫主义传统有密切关联.民俗学探求本真性的传统主要包括探讨媒介化民俗的真实性以及探讨民俗文化本身的真实性两个方面,在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探求本真性的传统主要集中在后者:民俗学浪漫主义传统是尚古主义、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在当代社会中则主要表现为挖掘独特的地方文化,通过与现代都市文化相比较的文化反差,运用具有巨大差异性的文化元素刺激人们对地方文化的消费欲望,地方则建构了自我的文化身份认同.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作为活化石的民俗,只有当人们抛弃了原生态的幻象,以传承、变化、发展的眼光看待民俗的时候,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俗才具有生生不息的活力.     

中国古代思想语境中“自由”语词源流考论

在早期佛教语境中,"自由"主要表示修行达到最高层级意义上的通畅无碍;在唐宋禅宗语境中,"自由"逐渐摆脱神秘主义色彩,意指个人识见本性之后的了无物碍;唐代诗人多用"自由"表达不受世事羁绊、随意适性的情感追求;宋代全真教则以"自由"表示清心寡欲、回归真我的得道境地。这些不同语境中的"自由"词义虽有细微差别,但皆视"自由"为自我具足之事,必待消解外物始能获得解脱。对于儒家学者来说,这种"自由"乃是最大的自私和破坏,因而始终对其抱有拒斥态度。     

语境分析方法与历史解释

"剑桥学派"代表人物昆廷·斯金纳对传统思想史研究中以文本为中心的方法进行了反思,并在前人思想基础上对"历史语境论"展开研究。他采用历史的方法,对文本产生的具体语境进行复原,视具体的、变化着的"概念"为其研究对象,从语言行动视角对概念在不同语境下的内涵进行考察,从而达到对文本意涵及作者意图的正确解读。此外,斯金纳用"历史语境论"方法修正了"国家"和"自由"的概念史,作为一种解读文本的方法,它为政治思想史甚至哲学史开辟了新的研究路径。     

科学中“错位”——“科学实践”视域的思考

科学中的"错位"在方法论上源于赖欣巴哈的"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语境"之分。这种区分凸显出哲学对自然科学的规范性作用。然而,由于这种区分脱离科学实践,受到了科学家的普遍质疑。21世纪初,科学哲学家开始用"论证的辩护"去取代"辩护的语境",使科学实践进入科学哲学的研究视域,使科学哲学不仅重构了"发现的语境"中具身性认知秩序,而且还展现出这种秩序是如何上升为"辩护的语境"中秩序的过程,从而消除了科学中的"错位"。     

论“互文语境”在文学与图像研究中的功能

在文学与图像的互文研究中,语境是不可或缺的微观研究视域和方法。因为"互文性"本身所具有的"语境"内涵,以及互文性理论发展的需要,"互文语境"在学理上是合法的,且在文学和图像的微观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绝对功能、解释功能、滤补功能和生成功能等。     

言外语境与文本解读

文本的意义生成是在传播者和接受者的互动中合作完成的。接受者对文本的解读受文本和语境两大因素的制约。语境能够影响文本意义生成的方向、广度和深度。     

语境下的互文翻译:"任性"不能任性译

对于2015年3月2日全国政协新闻发布会"大家都很任性"的翻译问题,需要从语境、互文性与翻译关系的角度进行讨论,深入分析"任性"一语在网络媒体环境中的互文指涉意义,考察"任性"与"capri?cious"在目的语文化中的语义匹配与文化效应.研究发现:在政协新闻发布会的具体语境下,"任性"因具有正面、积极意义,可寻求更多比"capricious"更符合语境的翻译.     

生态批评的"环境文本"建构策略

重新框架文本是美英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策略.生态批评将文本对象设置于"环境语境"中,在关照文本的文化语境时,也强调人类发展史与环境史的互动.从生态批评研究的多种"环境文本"可以看出,生态批评试图召唤一种阅读语境的根本性转换--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语境转换到一个"地球大生态圈"视阈中的环境语境.     

民俗的国家化与国际化——以斯库科拉夫特的"吉希-高森"个案为例

全球经济的增长使得地方性原生的文化形式得到扩展,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边界.民俗——从面对面的事件进入印刷及其他传播媒介,乃是"去语境化"的运作.但是事实上,每一次去语境化,同时都是再语境化及再次使其文体化的过程.无疑,这种分析策略对于思考当下正在进行的文化展演、文化观光等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本文提供的对于具体文本的个案分析,可看做是对基于"民俗"、"语境"、"表演"等概念的过程学说的详细阐述.     

翻译研究新范式：认知语境转向

翻译研究的"认知语境转向"以人类的认知和理性存在的本体论为基底,其哲学根本是体验哲学与历史事件.认知语境具有认知与语境的本体论特征,体现客观实在性和认知相对性的统一.认知语境转向从翻译的言内认知语境和言外认知语境及其互动的关系出发,考察翻译主体的认知、语言、存在的互文顺应关系,在宏观和微观上探索译学发展途径,避免译学"语言学转向"的语言泛化、"文化转向"的文化泛化等倾向,把焦点集中在解决译者思维与文本、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翻译研究的"认知语境转向"的取向大大拓展了翻译研究"认知转向"视野,也有利于译学的建构.     

从"一般民俗志"到"作为研究方式的民俗志"——兼论刘铁梁"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的当下意义

近年来,在借鉴人类学反思民族志理论思潮和成果影响下,民俗学界对民俗志的书写范式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和探索,以摆脱民俗学的危机.但只有刘铁梁的"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理论与实践,彰显了与民族志的区别,具有特别的学理意义.民俗学学科的特点决定了民俗志需要作适当的层次划分.在民俗复兴的今天,我们应该让"一般民俗志"和"作为研究方式的民俗志"共生共荣,使民俗知识有更好的机会和渠道与社会契合,实现民俗学的大发展.     

媒体中英语码转换的“翻译”

媒体中广泛使用的不译的中英语码转换形式,要求受话者一要克服语言障碍;二要越过字面意义,挖掘出其语言符号的深层内涵.在无法越过语言障碍时,作者认为增加解释词使内在的"翻译"和外在的语境相结合,广义地推导出语码转换言外的特殊意义.让语境来翻译其含义,有利于避免含意推导过程中造成的语义模糊,保持交际的流畅.     

“大众形象”:当代小说研究的一种视角

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来看,每一个文学潮流代表性的作品中都存在着生动而丰富的"大众形象",然而以"大众形象"为视角的小说研究却少之又少。"大众形象"虽在不同时代语境的小说作品中体现出相异的涵义,但他们具有匿名性、静态性、文化逼真性等共同的特质。在文学作品中,"大众形象"主要以文本难点或者文本"顽症"的曲折方式来协助完成文本主题意义的建构,这首先在于"大众形象"身上交织着复杂的集体无意识与社会意识。同时,"大众形象"在事件冲突所支撑起的意义场域具有一种驳杂的动态性,这也是构成"难点"与"顽症"的重要原因。"大众形象"不仅丰富地体现了社会转型过程中新旧力量的相互交叠、重合、对抗以及妥协,而且还如滤镜般折射了作家审视和反思历史现实的价值立场与基本态度,成为解读转型社会特征的另一种独特方式。     

我国“媒介批评”研究的概念语境

我国的"媒介批评"概念主要有三种语境,一是"社会文化批评"的语境,它关注媒介的社会意义和文化蕴含,突出对媒介文化的一种批判和反思;二是"新闻传媒评论"的语境,它主要来自传统新闻学的思想,突出对与媒介相关的新闻理论和业务问题的批评反思;三是"报刊批评与报刊审读"的语境,在当下主要与第二种语境形成勾连,对新闻审读、媒介管理、媒介监督等问题比较关注。     

从“地域”到“世界”:“一带一路”倡议的东方语境创设

民族交往与世界交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命题。资本逻辑主张并推进的"异质趋同"博弈于文明主体声称并坚守的"排他斥异",引发了东西方文明交锋的结构性演绎,摹画和编织了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场景。作为从"地域"走向"世界"进程的产物,"一带一路"倡议所蕴含的东方语境以多元互补、相互依存、平等对话的协同进步,诠释于世界交往文明互鉴的应然态势。在现实性上,语境创设的话语表达生发于文化意蕴的结构谱系,不仅关涉政治实体的文化软实力,而且指涉经济实体的物质硬实力。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东方语境创设的历史承载,传统丝路精神的当代发展阐释于合作共赢、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东方特质。从范式的理论模型和结构图式出发,"一带一路"的空间延展体现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交互、目标性与系统性的相织,并在本源上形塑了东方语境创设的共生关系和发展向度。其"共商、共建、共享"的范式建构凸显了"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价值归旨。     

“以中国为方法”——对中国现代性的重思

目前时兴的"现代性"话题实际上是在西方语境中被提出与阐释的。伴随着中外诸多学者对现代性的隐忧进行的多方面质疑,"谁的现代性"这一提问再次触及到了文化中心主义问题,中国现代性的构建离不开中国语境,多元现代性的提出调和了现代性的普遍价值和民族传统的关系,重建精神主体性,重思中国近代思想的流变,才是中国现代性独特的"剧情主线",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对象是考虑中国现代性的一种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