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产业复杂度与经济增长

科技创新能够通过产业复杂度的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以1995—2019年世界银行和哈佛大学Atlas数据库的科技创新为研究样本,运用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考察科技创新如何通过纺织类、农业类、钻石类、矿产类、金属类、化工类、汽车类、设备类和电子类的产业复杂度变化来影响国民生产总值,从而揭示了科技创新如何通过产业复杂度的变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科技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产业复杂度的中介效应量为90.83％,具有显著性,其中农业类、钻石类以及矿产类相关系数为负,其他类别相关系数为正,电子类作用程度最高.区分经济体类型的研究结果显示:产业复杂度的中介效应存在异质性,发达经济体、亚洲经济体、技术密集型经济体存在相对优势,而且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增长开启了"机会窗口期",后发经济体可以实现"弯道超车".这一研究结论有助于丰富科技创新领域的相关成果,能够为引导产业转型升级方向、提高国家经济增长能力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借鉴.     

中美科幻小说的创作及研究进路考察——基于1990年代以来的科幻文学视域

科幻小说诞生于19世纪的欧洲,是科技与文学的一种融合.这种文学形式,以其特有的叙事方式,承载着人类探求未来世界、认知未来社会的精神寄望与诉求.作为世界的共有资源,中美两国的科幻小说在其创作及研究的进路中有着较大的距离差别.美国的科幻小说虽较晚于启蒙国英国,但作为科学技术大国、强国,其创作和研究的超越提速是较大的,出现了诸如罗伯特·海因莱因及《星船伞兵》、艾萨克·阿西莫夫及"基地"系列、"机器人"系列等等这样的科幻小说巨头及巨作,研究的深入跟进亦趋于世界前列;相对而言,中国科幻文坛虽曾有过20世纪50年代的辉煌,诞生了郑文光等名家,但中国现代科幻小说的创作及研究是滞后的.20世纪90年代以降,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王晋康的《逃出母宇宙》等科幻大作的出现,使中国科幻小说的创作及研究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其影响在改变着这一滞后的局面.世界科幻王国终于有了中国的声音.     

论18—19世纪东南亚海参燕窝贸易中的华商

海参与燕窝是东南亚地区自元代以后向中国出口的重要奢侈品,中国国内市场海参和燕窝价可比黄金白银。巨大的利润与价值,极大地刺激了东南亚地区海参和燕窝的采集与贸易,各族群商人纷而争之。东南亚土著商人以及欧洲商业势力占有"地利"和"天时"之先,因此有人认为:"16世纪以降,环中国海的中国海商贸易网络急剧萎缩、衰败,中国海商失去独立性,成了欧洲商业势力附庸。"然而,实际上中国海商仍能通过贸易网络的扩张以及独有的行业专业技术,即"人和"的因素在东南亚海参燕窝贸易中占有优势。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2条“准备工作”的含义、作用及适用

国际(常设)法院对"准备工作"的态度经历了由排斥到逐步接纳的过程;DSB强调其适当作用。第31条到第32条本身需要澄清。"准备工作"问题包括其含义、范围、作用和适用等:"准备工作"无强制性;其范围乃条约的成立史,包括与条约谈判、缔结相关的所有书面资料和仅作为例外而使用的口头资料;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真实性、完整性和可得性,但缺乏证据价值;其存在局限性,包括资料的浩繁性、矛盾性、缺失性、含糊性、自利性与失灵性等。不同内容和来源的"准备工作"材料价值、意义相异,解释者应依《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持谨慎态度并严格审查,以识别其相关性。WTO案例将"准备工作"效力及于后加入国家;单方来源的准备资料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相关性。     

亨察尔：十九世纪的俄狄浦斯王

英国作家哈代受古希腊悲剧的影响是明显的,对其小说《卡斯特桥市长》的分析可为此提供个案视角。从小说主人公亨察尔与古希腊神话人物俄狄浦斯的故事模式的比对,可以看出哈代对古希腊命运悲剧遗绪的继承,可以看出主人公亨察尔的悲剧既是性格悲剧,也是命运悲剧;通过对亨察尔这一形象的重新解读,可以从四种原型模式来观照《卡斯特桥市长》。     

从契丹诗歌的演进看契丹人的汉化进程

契丹诗歌留存不多,但其中蕴涵的文化信息却十分丰富。契丹诗歌的演进过程,就是契丹民族汉化进程的形象展现。通过对这个过程的分析研究,揭示出契丹民族的习俗由“无礼顽器”到文质彬彬;思维模式由简单平直到二元对立;情感由简单粗放到委婉细腻;思想意识由原始状态到汉民族多种哲学相互融合。     

学者型翻译家梁实秋翻译思想研究

本文通过对学者型翻译家梁实秋在与鲁迅先生的论战、莎剧翻译和莎学研究、以及对其他外国文学作品翻译和评论活动的分析,全面分析和梳理了这位学者型翻译家的翻译思想。     

商业银行董事会治理的独立有效性研究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组织关于公司治理的相关原则、指引和法律规定,对商业银行董事会的独立有效性进行了综合分析,得出商业银行董事会的独立有效性主要体现在独立董事的独立性,职能委员会的独立性以及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的比例3个方面以及规范的独立董事、职能委员会的产生机制和明确的独立董事、职能委员会的责权利制度是确保商业银行董事会独立有效性基础的结论,并提出中国商业银行董事会的适度规模为11人,其中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的合适比例为50％以上的建议。     

论邓小平的代价观

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 ,针对中国的特殊情况 ,他不仅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代价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而且还指出中国在改革开放中产生代价的客观必然性以及如何正确看待改革中的代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