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沪上文坛独特的“新感觉”--南洋华侨作家黑婴的“乡愁”书写

史称“新感觉派”后起之秀的黑婴是唯一一位跻身于1930年代中国主流文坛的南洋华侨作家。这位生于荷印棉兰，长于广东梅县，深造于“魔都”上海的新一代南洋华侨，在“民国时态”浓郁的南洋氛围中登陆沪上文坛。在此跨文化的激烈碰撞与深度融合中，黑婴经由“乡愁”的激发与引领，讲述了新一代南洋华侨青年的苦难、迷惘以及艰难的蜕变。今天看来，这种包含着独特生命体验和丰富历史痛感的文化乡愁，正是南侨作家黑婴在“华文文学”和“海派文学”的脉络之外，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真正而独特的“新感觉”。     

“全球史观”究竟是史学理想还是史学方法?——简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史观”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名作中提出"全球史观"的概念,至今风靡一时。但是"全球史观"究竟是一史学理想,还是史学方法,却尚无定论。基于斯氏"全球史观"的概念与内涵,以及从斯氏"全球史观"引发的思考,可以认定,"全球史观"不能算作史学方法的新创造,而是传统史家一以贯之的史学理想,这个理想换了一层新衣,即史家对新千年人类普遍焦虑与迷茫的一种应对与安抚。     

民国学界对于国际移民和国内移民的研究——以《东方杂志》刊载的文章为考察中心

20世纪上半叶,整个世界都处于板荡不安之中,移民问题成为各国学界关注和讨论的重要问题。但在目前的相关研究中,民国学者的已有成果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囿于相关资料的缺乏,关于这一时期国际移民的研究较为稀少,而有关国内移民问题的专题研究也不多见,其引用的材料主要来自过去的地方志、档案、统计资料等,对当时期刊杂志的研究成果征引较少。通过梳理民国时期最大的综合性刊物《东方杂志》前后45年所刊文章,既有助于了解这一时期移民问题的现象与事实,也便于总结民国学者的研究路径与方法特点,对于新时代的移民治理和移民研究,也有所裨益和启发。     

"非师范类"院校之公共史学课程建设

高等院校中的历史学专业受到学科性质和社会需求等方面的影响,毕业生就业的路径相对偏窄,而属于基础教育类别的历史教师逐渐成为"师范类"历史系毕业生的主要就业岗位,进而对广大"非师范类"院校历史专业的发展构成严峻挑战.公共史学课程的设置成为突破高等院校历史学科建设瓶颈的有效路径,不仅有助于提升历史专业学生的专业素养,协调理论教育与实践培养的逻辑关系,而且有利于拓宽历史系毕业生的就业渠道,促进专业建设与市场需求的良性循环.公共史学课程的建设要求高等院校重塑专业培养的目标定位,构建以市场和公众需求为主导的人才培养模式,充分结合国家教育部关于新时代"新文科"建设和实践课程发展的政策要求,利用综合性院校的学科多样化优势,注重历史学与经济学、考古学、文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内在联系,加强以服务公众为目标的人才培养模式.     

社会变迁视角下的民国丧葬礼俗变革

由于社会的变迁,民国时期的丧葬礼俗变革不只是表现形式的变化,更主要的是动摇了丧葬礼俗的伦理精神,由原来维护"亲亲、尊尊"的等级制度过渡到体现民主科学精神,它是一种制度革命,还是一种身体革命,是四千年来的一次巨变。它既是民主科学文化理念的体现,也是民主共和政治观念的巩固。从此,丧葬开始由身份性转向经济性,由礼制走向民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司马迁与中国史学传统

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是中国历史学上一座不朽的丰碑。这部通史,不仅以其丰富而翔实的资料,严谨而生动的语言,使之在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开创了我国优良的史学传统。司马迁开创了以记录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研究方法,他通过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的类别表现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代表人物,这些人物的描述十分生动,丰富     

试析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的贡献

中国近代史学的科学化主要表现在唯物史观的传入与确立、具体的史学观念的变化以及史学方法的更新三个方面。在这个过程中 ,非马克思主义史家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他们所倡导的进化史观、客观的治史态度、广泛的史料范围和严谨的治史方法在奠定我国现代史学发展的新格局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现代性概念对20世纪历史编纂学的意义

历史学家借助历史范畴或概念整理 ,编排和解释历史事件。“现代性”概念是 2 0世纪历史编纂学的核心范畴 ,它指出了大多数国家 2 0世纪历史发展的目的。本文讨论了“现代性”作为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的特征的内涵及其对 2 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意义     

略论晚清学人对传统史学的全面否定与其造因

梁启超等人对旧史的抨击 ,与明治以后的日本启蒙史学有着直接的因缘。日本启蒙史学以福泽谕吉等人发轫的文明史观为主流 ,他们是为日本社会开化而奋斗的启蒙思想家。他们以打破传统陋习为其毕生的使命 ,在文化观上持有一元论 ,以西方代表文明发展的正轨 ,日本文化中如有与西方相异之处 ,也就是落后于西方的病根。他们“关于日本历史的知识 ,并非渊博” ,其史论大半是由于实践的热情。他们接受斯宾塞社会进化论 ,相信人类社会的进程依循着一种普遍的法则 ,且藉此攻击传统史学 ,主张“日本无史说”。而 1 9世纪与 2 0世纪之际的中国危在旦夕 ,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摆脱困境 ,积极学习西方 ,重估文化遗产。在这一时期 ,由于历史起因的相似 ,日本文明史观对晚清学人颇具吸引力。正因为如此 ,梁、刘等人“旧史乃帝王家谱”说和“中国无史”说 ,才会与日本明治初期文明史观有相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