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英美刑法共谋罪之可罚性依据——一个社会心理学的视角

社会心理学中的认知失调论认为,作出决定的行为会引发认知失调。群体极化理论认为,群体作出的决策会较个体决策更为极端。群体身份认同理论认为,对群体身份的认同会引起内群体偏袒。从社会心理学视角来看,英美刑法将达成不法协议作为共谋罪的处罚对象,有助于打消共谋者参与共谋的念头,避免共谋者产生认知失调;在极为早期的阶段瓦解共谋犯罪群体,避免更为极端决策出现;弱化共谋者的犯罪群体身份认同,实现法益保护的早期化。这一视角对我国刑法学研究共谋罪规则具有借鉴参考价值。     

涉罪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实证考察与治理路径

[提要]涉罪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从地方试点到全国推广，以特殊预防、社会控制和修复关系等理念为制度着眼点，蕴含着人文主义的善治观，可有针对性地矫治涉罪未成年人并回归社会，可有效控制涉罪未成年人的羁押率与重犯率。然而，通过问卷调查与实地考察可窥见，司法实务中社区矫正存在着矫正主体不明与矫正举措单一，尚未形成有针对性的矫正项目与矫正组织，以及缺乏相应的惩罚性措施与配套性机制等问题。针对践行障碍，有必要走社区矫正的善治之路，明确矫正主体的权利义务，实现矫正内容的实质化，建构全面、科学、专业化的矫正项目和风险评估体系，设立递进式惩罚性措施以及完善基础性设施等，逐步实现社区矫正从“技术性改良”走向“制度性变革”。     

人工智能体的刑事风险及其归责

人工智能在推动人类社会智能化变革的同时,其不确定性(自动性)所衍生的侵害人类法益的刑事风险是亟待认真对待的"真问题",绝非凭空臆造、危言耸听的"伪问题".对人工智能体被滥用于实施犯罪的刑事风险,应根据现有刑事归责原理,按照具体行为方式以及主观罪过形式,分别追究人工智能体背后的算法设计者、产品制造者与使用者(管理者)故意或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对人工智能体脱离人类控制侵害法益的刑事风险,赋予人工智能体以刑事责任主体地位的肯定论归责方案,存在持论依据及论证路径方面的诸多误区.以刑罚规制人工智能体刑事风险缺乏适宜性,应当借鉴"科技社会防卫论",通过建构保安处分机制,由司法机关在参考专业技术意见的基础上,对严重侵害人类利益的人工智能体适用以技术性危险消除措施为内容的对物保安处分,回避以刑罚规制人工智能体刑事风险必须具备可非难性的局限,进而为人工智能的发展预留必要的法律空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的民法路径——以公益性私权时代价值研究而展开

党中央发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要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益性私权曾在个人本位法向社会本位法转型的历史阶段肩负着矫正个人主义价值观下极端自由主义引发的恶果,维护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社会公共利益,在更高程度上弘扬私权应有的终极人文关怀的重大历史使命。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指引编纂民法典的重要历史时期,公益性私权依其本质属性与功能,以及内在的道德品格,仍具有助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法典的时代价值。在民法理论上深入研究梳理公益性私权的理念、体系,并在民法典各篇章中予以具体落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最佳民法路径。     

再审审查制度对司法公信力的检视与提升——以A省B市的司法实践为分析样本

再审审查制度是保障当事人申诉权和纠正错案的重要法律制度，其有效的配置和运作能助推司法公信力的提升与强化。但其功能和价值 “有限”，现行司法政策在启动再审的标准上遵循“可能有错”的判定基准，显得过于泛化，无限放大其功能和价值，不仅不利于秩序价值的生成与固化，而且与创新现代社会管理模式之内生性精神与理念存在冲突，易引致社会管理风险，增加管理成本。完善的方向应立足于制度功能“限度论”，在法治的内在诉求以及现代社会管理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应在肯定再审审查制度的有限意义与价值基础上，严格界定准入门槛，适用“确有错误”的启动再审标准，并健全相应的审查程序。     

论刑事辩护全覆盖的保障

随着2017年10月《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的出台,刑事案件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率先在北京、上海、浙江等8个省(直辖市)开展了积极的探索。审判阶段刑事辩护全覆盖对提高我国刑事案件的律师辩护率、对人权保障和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刑事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一些试点地区对辩护律师的认识还存在着偏见,刑事辩护全覆盖对律师数量以及辩护质量等方面也提出了诸多挑战。我国在今后的司法改革过程中应充分吸纳试点地区经验和教训,结合我国的司法现状,采取消除观念偏见、逐步增加律师资源数量、稳步提升律师辩护质量、加强对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以及探索资金来源多层次化等保障措施来逐步实现刑事辩护全覆盖。     

苏格拉底是否主张子为父隐——兼评郭齐勇与邓晓芒关于《游叙弗伦篇》的争论

最近十多年关于"父子互隐"的论战一度波及苏格拉底。一方认为苏格拉底主张子为父隐,另一方认为苏格拉底赞同子告父罪。双方针锋相对,都指对方误读了柏拉图的《游叙弗伦篇》。通过对《游叙弗伦篇》的解读和相关资料的考证,可以发现,苏格拉底的确质疑游叙弗伦告父杀人,但他质疑游叙弗伦的原因并非因为主张子为父隐,而是因为不能确定游叙弗伦的父亲是否犯有杀人罪,不能断定游叙弗伦告父杀人是否虔敬。《游叙弗伦篇》既未断言苏格拉底赞同子告父罪,也未显示他主张子为父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