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的终结——吴满有“投敌”的历史真相

吴满有是延安时期最为著名的劳动英雄。作为典型，他是政治组织、媒介合谋的结晶，然而他的结局却充满历史的疑云。相关历史资料，甚至是国民党党报互为佐证之后，可以看出，吴满有的“叛变投敌”本质上是国民党及其媒介操控下的“被投诚”，但也有其无法诠释的疑点，这最终成为战化语境下吴满有悲剧的诱因。     

关于转化犯问题研究

转化犯是在基础犯罪的过程中改变罪质的一种罪数形态,主观上具有故意,客观上具有转化、联系的特征,按照其犯罪构成要件和转化条件可分为四种不同类型,且在罪质和犯罪过程上区别于其他罪数形态。对于转化犯的研究有利于理论创新和指导司法实践。     

法国大革命中杜木里埃叛变事件初探

今年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活动已在世界各地展开。今年元旦,法国首都和外省放飞了98只热气球,标志着大革命200周年庆祝活动的开始。400部关于大革命的著作已陆续问世。多年来,研究大革命各个方面的论文虽多如牛毛,但仍有漏点。本文揭示的内容就是在大革命期间军事上发生的至今未解之迷—1793年3月革命法国前线军队总司令杜木里埃(以下简称杜)叛变投敌事件。这一事件对当时革命法国影响很大。直到现在,国内外研究法国大革命史的一些学者对于这一事件的许多重要问题没有彻底弄清。诸     

论侵犯著作权罪的特殊犯罪形态

对于侵犯著作权罪的特殊犯罪形态，刑法理论上探讨的不是很多，但其在司法实务中存在一定的疑难问题。关于侵犯著作权罪的法条竞合，应着重分析该罪与诈骗罪的竞合问题，应按照“重罪优于轻罪”原则处理。关于该罪的共同犯罪，须特别注意受委托制造行为的性质。而关于该罪的犯罪停止形态，需要结合该罪的行为形态进行分析。关于该罪的罪数形态，则要注意想象竞合犯、连续犯、牵连犯等问题。     

生活在大城市的30项成本

选择在大城市生活,就意味着叛变———叛变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叛变轻松悠闲的生活节奏,叛变低风险、低污染、低物价的生活环境。唯一没有叛变的是欲望本身,它被打扮     

走私毒品罪若干问题研究

走私毒品罪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是一种比较常见、多发的犯罪,对于走私毒品犯罪进行打击非常必要.这是因为该罪不仅违反了国家对毒品管制的法律、法规,而且违反了国家海关管理法律、法规,在客观上实施了将毒品进出国(边)境的行为.因此,其对国家的外贸和毒品管制危害极大.为了有效地打击和惩治该种犯罪,从理论上弄清本罪的概念,从犯罪构成要件上来把握本罪的特征,正确地把握本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犯罪的罪数形态、共犯形态和停止形态,对于司法机关正确地认定本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挪用公款罪的停止形态探析

故意犯罪停止形态之分析应以刑法规定为依据,以刑法理论为指导.我国《刑法》第384条规定的挪用公款罪有三种行为模式,因而本罪的停止形态应具体分析.非法活动型挪用公款罪的实行行为是“挪用＋进行非法活动”的复合模式,其中,“挪用”是手段行为,“进行非法活动”是目的行为,也是本罪构成要件之结果.非法活动型挪用公款罪是隔时犯,其存在四种停止形态,“挪而未用”构成犯罪时属于未遂形态.营利活动型挪用公款罪与非法活动型挪用公款罪在构成要件上具有相似性,亦存在四种停止形态,“挪而未用”构成犯罪时属于犯罪未遂.普通使用型挪用公款罪是非隔时犯,不存在未遂和既遂形态,只有预备和中止形态.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主观罪过及形态问题研究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很多争议 ,笔者从刑法基本理论的角度入手 ,着重对该罪的主观罪过、犯罪形态问题深入分析 ,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本罪主观方面是一种“非典型的直接故意” ;本罪不存在未遂形态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若干问题研究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作为一类较为新型的犯罪,囿于罪状表述及理论准备不足,司法实践中在主观罪过认定、与其他法条关系、此罪彼罪的区分、死刑适用等方面存在众多分歧和值得研究之处,本文根据刑法理论对其中一些争议问题进行了科学界定和探讨     

论定罪情节

定罪情节是指体现行为的客观危害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及其程度,从而决定行为的犯罪性质以及罪行轻重的犯罪构成事实。根据其在定罪中的作用,定罪情节可以分为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基本罪与轻罪（重罪）、共犯形态、停止形态和罪数形态六种类型。定罪情节与犯罪构成、量刑情节之间既有密切联系,也存在明显区别。厘清这些基本关系,对于准确定罪和公正量刑具有重要价值。     

略论非法行医罪的主观方面

通过我国刑法的罪过理论分析,认为非法行医罪的基本犯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包括间接故意,并不要求牟利的目的的理解,才符合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并且,认为本罪的结果加重犯的罪过形式为典型的复合罪过,即过失和间接故意,并给出了自己的理由。     

以客观解释论解读重婚罪

依据客观解释论,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理解“婚姻”,可以导出“合法性”不是婚姻的本质属性;以刑法的理念为指导解读“夫妻名义”,可以知道“夫妻名义”是婚姻实质的客观表述而不是口头的宣称;以刑法的目的导向洞察“重婚”,能够明白“重婚”的本质是二个或二个以上婚姻关系的并存与重合。     

中国古代缘坐制度考辨

缘坐是指在中国古代法时代存在的,以家族本位、罪人以族的观念为基点,正犯本人和相关亲属连带受罚的一项特殊归责原则。缘坐制度在宗法网络的基础上,勾勒出一个与之对应的刑法体系。缘坐制度在展示不同的时代具有代表性刑法的同时,揭示了中国古代法深厚的宗法文化底蕴。     

许霆案之法学反思

“许霆案”是一个由民事行为转化为犯罪行为的典型案件,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比之于法院判决“盗窃罪”的定性,其定性为“侵占罪”更为合适。“许霆案”的启示是,刑法既不能冤枉一个无辜者,也不能放纵一个犯罪人;而且,应罪刑相适,罪轻则刑轻,罪重则刑重。这是现代社会刑法理念下普通公民、立法者、司法者应该追求的法律公正。     

错位的惩罚---谈谈医疗事故罪的刑事责任

当代各主要国家的刑法典均对医疗事故罪进行了规定,国外的通说认为,医疗事故罪作为业务过失犯罪的一种,其处罚应当重于普通过失犯罪。然而中国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刑法典规定的医疗事故罪的法定刑不仅轻于普通过失犯罪的法定刑,而且轻于其他的业务过失犯罪。这与我国刑法的罪刑相适应原则是背道而驰的,笔者就此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非法行医罪的主观罪过问题新探

根据刑法第336条对非法行医罪犯罪构成的具体规定与内在结构来看,非法行医罪是情节犯,也是行政犯。在情节犯与行政犯的双重视野下,基于刑法中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的立场,非法行医罪的犯罪构成注重的是行为无价值,主观罪过是犯罪故意,并且只能是直接故意。行为人对加重结果的主观心理一般是过失,但也不能排除间接故意的存在。     

论犯罪和犯罪构成的质变

研究犯罪和犯罪构成的质变,是对各种特殊的犯罪构成进一步具体分析,用动态的眼光将其视为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运动过程,使刑法分则的理论体系增加一种动态的思维模式,促使其更能适应理论和实践的要求.     

论我国刑法研究中的期待可能性问题

期待可能性是刑法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根据我国刑法理论,期待可能性是刑事责任能力的要素之一,期待可能性判断应以行为人标准为妥,适用于包括故意犯罪在内的所有犯罪形态。我国刑法应增设关于期待可能性的统一的明文规定。     

论澳大利亚的刑事陪审制度

澳大利亚的刑事陪审制度正式确立于殖民地时期的新南威尔士,1900年的联邦宪法规定了陪审制度,但陪审法仍然属于各州或地区的立法权范围。澳大利亚的陪审制度继承了英国普通法的传统,属于英美式的陪审团制。陪审适用于可诉罪,不适用于简易罪;陪审团必须具备社区代表性与公正性,前者通过选民名单的随机挑选来实现,后者由回避申请和藐视法庭罪的刑事制裁等程序来加以保障;除了联邦犯罪以外,各州法律允许陪审团做出多数裁决,但有程度不同的、较大的限制;法官对陪审团具有司法指导的职能,如果证据存在高度缺陷,可以指导其做出无罪裁决;对陪审团的有罪裁决可依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上诉,理由主要是裁决导致了审判不公以及证据缺乏可靠性可信性等。澳大利亚的刑事陪审制度对我国人民陪审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具有参考价值。     

中国古代刑法典的编纂体例和结构特点--兼论中国传统刑法文化的作用和影响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古代刑法典在编纂体例和结构上呈现出以下特点:由总则和分则两部分组成;采用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合一的编纂体例;由低层次的“以刑统罪”向高水平的“以罪统刑”的方向转变和发展;分则篇目依据犯罪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危害大小,从重到轻进行排列;具有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特征;只规定了刑事责任及其刑罚制裁的实现方式。这些特点体现了当时的立法宗旨,对于维护古代社会秩序起了重要作用,对于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和近代以来的中国“法治”建设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