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National Writing of Shiji (史记) and Sima Qian' s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史记》民族书写体现出司马迁已初步产生了将天下各族视为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体体现在创设少数民族专传的民族传记书写、主张少数民族与华夏族祖出一脉的民族同源书写、倡导和平处理民族纠纷的民族关系书写等三个方面.司马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两汉大一统格局的完成与巩固、家国一体与和合大同的儒家观念以及著家本人的著史意愿与品格三者的交互作用下生成,影响深远,促成了古代中国多民族友好大家庭的建构以及当代中国各民族大团结大融合局面的稳固.     

论《史记》中的人文主义

中国传统的人文思想发端于对天和人的认识。天人台一，构成中国古代文化的显著特色。司马迁第一次提出“究天人之际”，尽量避免用“天道”来说明人事，如对高祖、陈胜、项羽的成败，就都采用了人文主义的分析方法，而对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则在“义、功、利”三者的谐和统一中加以体现。     

《史记》的真实性与新闻的真实性

《史记》不仅是历史学家的学习典范 ,而且也是文学家学习的典范 ,也应该成为新闻从业者学习的典范 ,因为它处处都闪耀着史家力求再现历史真实的人性光芒。司马迁所开创的“太史公笔法”“寓论断于序事” ,这与今天我们从事新闻工作所提倡的“坚持新闻传播的真实性 ,用事实说话”原则不谋而合 ,也正是我们新闻从业人员在《史记》中最应汲取的精华     

《史记》“互见法”再论

<史记>叙事首创"互见法",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然而,今人在嘉许<史记>"互见法"首创价值的时候,对部分互见文字的真伪要谨慎,还应看到<史记>"互见法"体系并不完备,<史记>"互见法"的运用还不很自觉,特别是"互见法"对于今人还原<史记>"一家之言"的哲学真相有很大的干扰.     

论《史记》的情感魅力

本文着重分析讨论了《史记》中所蕴涵的情感魅力的具体表现及其生成原因,认为在《史记》一书中,无论是司马迁直接的议论抒情,还是他所使用的多种艺术表现手法,都鲜明地体现了一种强烈的情感色彩。而《史记》这种强烈的情感色彩,既与司马迁对史学创作中情感作用的理性认识有关,也与他确立的著史目的有关。     

《史记》与《淮南子》

《淮南子》是汉代黄老道家著作，它对《史记》的影响主 要在思想方面。《淮南子》在构建天人古今知识体系、对待先秦诸子的思想方法、倡导法与 时变、礼与俗化、主张审微、重时等一系列问题上，给《史记》以深刻启示。《淮南子·天 文训》与《史记·天官书》之间也存在着学术联系。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评司马迁的社会历史调查

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不少材料来自民间的轶闻轶事。司马迁著《史记》,曾在民间做了大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其调查的内容涉及古代历史、地理、民族、民俗等。他还对古代遗址、遗迹和实物进行过实地考察,他将调查搜集的资料与文字史料相映证,纠错补漏,使《史记》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他在民间所作的社会历史调查,对他的某些思想观点也有影响,他的社会历史调查的踪迹范围以今天的行政区划来看,跨越十六个省区     

第六讲：酒与兴亡成败

在史料中，正式出现关于酿酒记载的是一篇关于讲兴亡的材料。《战国策·魏策二》记载了一次战国期间诸侯的盟会，事情发生在当时的魏惠王时期。据《史记》说：“十五年，鲁、卫、宋、郑君来朝。”由此，此次盟会当在公元前三五六年。鲁惠王设酒招待四国诸侯，当时正是战国之中期。《战国策》说：梁王魏婴觞诸侯于范台。酒酣，请鲁君举觞。鲁君兴，避帝择言曰：“昔者，帝女令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干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也’。”这里说的魏婴即魏惠王，鲁君应是鲁共公。当时魏是一个屡被各国诸侯攻打的国家，而魏惠王又是一个耽于酒色的人，所以鲁共公借饮酒的机会向他讲了大禹对酒的态度，他说帝女曾命仪狄做酒进献给禹。     

中国文学原型在日本文学中的置换变形——以《史记》与《平家物语》为中心

文学原型的置换变形,不仅包括时间上的纵向置换,也包括空间上的横向置换。就空间向度而言,在异质文化背景下,特定的地域、自然环境以及特定的文化、社会规范的影响都使得原型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中国文学原型在日本文学中的置换变形,反映了日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反映了日本深层文化不同于中国之处。     

文化模式对史家神话编纂的影响——以《史记》与《历史》的比较为例

文化模式对一个时代的史学思想及史著风格具有重要影响,这尤其体现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史家关于历史时期神话现象的记载方面。中华民族自先秦以来就具有"重现实,轻玄想"的理性主义传统。受此影响,司马迁在撰述《史记》的过程中对先秦以来历史文献中本不丰富的志怪材料加以斟酌削减,仅存留那些能够代表重要政治人物政治活动的神话事件。相比较而言,希罗多德著述的《历史》则透露出"人神不分",主张人神二者共同创造历史的认识论倾向,这与作者所处古希腊城邦制社会条件下浓厚的神话氛围紧密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