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本土化实证研究的先决问题法律适用的理论省思

现有研究对先决问题法律适用中国司法实践的关注不够。考察先决问题法律适用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实际运行样态,对我国先决问题法律适用的特点分析、问题发现、理论反思和制度完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先决问题存在于涉外民商事案件中、主要问题的解决以先决问题的解决为前提条件、先决问题具有相对独立性以及当事人对先决问题存在争议,这一先决问题构成的"四要件说"建立在扬弃传统构成要件、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依据法院地关于先决问题的冲突规范确定先决问题准据法的做法,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优越性。     

全球化与文明的冲突——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化的困境及出路

“全球化”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 ,其间包含着“文明的全球化”与“文明的本土化”的“二律背反”。文明和全球化只是创造了不同地域的本土文明进行交流的更大空间和更多契机。在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的同时 ,要警惕“全球化”的陷井。     

论中国人社会化与心理咨询本土化

不同民族的人具有显著的心理差异。西方心理咨询模式与中国人社会化特点存在显著的矛盾冲突 ,其核心是个人取向与社会取向的矛盾。由此决定了心理咨询在中国的发展必须经历一个本土化过程。     

如何面对上市公司MBO

中国的上市公司实行MBO动因与国外不完全一样，主要目的是以激励企业高层为主，充分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因而BMO更多是行政安排为主。刚刚兴起的MBO由于时间较短，配套的法制法规不全，监控也成了盲点。在这种不规范的市场之中，完全按照国外的MBO来进行运作，风险依然较大，盲目地、大规模地掀起MBO浪潮，将会产生更多的后遗症。因此，必须严格控制上市公司的MBO及其实施过程进行监督，保证MBO实施的市场化、规范化，通过定量、定标来控制MBO过程中的风险，使MBO能够建立在企业健康发展、企业更具有内在核心竞争力的方向上来。     

“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叙事变革的价值定位和前景期待

"新时期"以来以马原和余华为代表的先锋叙事大大推进了中国小说叙事的现代化进程.但是这种"推进"实际上具有的仅仅是"移植"的价值,真正的中国小说的叙事革命并未到来,因为这种"革命"的本质乃是创新.而由于中国现今特殊的国情,这种创新已经无法从西方现代小说的移植中培养,所以,"中国本土化叙事革命"也就成了我们热切的前景期待.     

论管理的教育

管理是生产的第四要素。管理教育是提高管理水平的重要举措，也是西方国家提高管理水平的成功经验。文章论述了我国管理教育的现状、成绩和不足，并尝试提出了若干相应对策。     

解构“本土”——全球化时代本土化策略的局限

杨匡汉坚决主张本土化——但不是保守的而是开放的 ,是将他者包容进来 ,在异与变的碰撞中把本土一些相对稳定的、具有历史连续性的观念重新解读 ,以形成当代表述形式并对全球化产生的“反冲击”。孟繁华认为传统的批评方法、基本概念、关键词语已被渐次废除 ,代之而起的是他者的概念群 ,构成了当代文艺学发展的两难处境 ,但经过整合与重建 ,必有新成果涌现出来。金惠敏认为“回到主体”的对话 ,其意义仅在于使对话在预设的原始主体的前提上成为可能 ,而绝不是说在对话中虽身经百战而毫发未损的自我确认。“如果全球化是一种进攻型的帝国主义 ,那么在狭隘民族主义意识中徘徊的则是防御型的帝国主义”。李王君平认为 ,“本土化”不如“本土性”确切 ,因为前者试图“化”一切而显出霸气而后者只是提醒别忘记本土特点因而显得平和一些。“全球化背景”对中国文学理论本土性问题意味着既要从Universal(世界的、普遍的 )角度 ,也要从Manifold(多样的 )或Varied -dimension(多维的 )角度 ,将中国文论的异质性问题考虑进去。王钦峰尝试从后现代主义角度解构“本土” ,认为“本土化”的号召力是以民族文化的过去为基础的 ,其情感成份多而理性成分少 ,它可能把国家或民族推到固步自封的老路上去。林衡勋认为 ,现当     

全球化背景下法律本土化资源的生存与发展

中国正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经历法制的现代化发展,经济发展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法律发展的全球趋同,我们传统的法律本土化资源在全球化时代更有生存与发展的必要。合理发掘传统法律中的精华,融合东西方法律制度的精髓,架构中国特有的现代化的法律制度是我们未来法制建设的方向。     

论高等教育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取向及其本土化建构

一门学科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于其研究成果与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往往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和互补性。对于高等教育社会学而言 ,这一旨趣能否有效实现 ,首先取决于研究者在研究视角与方法的选择方面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学素养及其自觉性。高等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既要遵行社会学研究的一般策略和原则 ,又要从高等教育的实在特性出发 ,将其研究的目的、策略和方法真正纳入到社会学的研究视域之中 ,从而实现研究方法体系同研究主体、客体和具体环境的高度协同 ,这是实施高等教育社会学本土化建构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