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洞庭湖区水灾原因及荒政特色

1931年,洞庭湖区遭到了特大水灾的侵袭,灾情十分惨重.民众于大灾之年挣扎度日,其境况惨不忍睹.水灾的爆发既有自然原因,又有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湖南省政府的赈灾措施体现出与传统荒政和当时国内其他地区荒政的不同之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荒政的近代化进程.     

《左传》中的水旱灾害

《左传》是我国古代的优秀历史著作,保存着先秦时期的大量珍贵史料。其中所记载的当时水旱灾异的情况,使我们今天仍能窥见春秋时期气候变化之一般。     

1917年京直水灾与赈济情况略述

1917年,京直地区出现了数十年未遇的大水灾,一百多个县被淹,几百万人口受灾,灾情十分严重。水灾发生后,北洋政府和社会各界予以高度重视,施行了一系列赈灾措施,使灾民的困苦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在赈灾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的弊端,使赈灾效果大打折扣,这是由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所造成的。     

论政府在灾荒救济中的作用——以武汉1931年水灾为个案的考察

在1931年江淮流域大水灾中,武汉三镇是受灾最重的城市。水灾发生后,政府认识到了这次水灾的重要性,并进行了较为积极有效的救灾行动,同时设立救济水灾委员会,作为代表政府的最高赈济机构。通过考察救济水灾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可以看出,南京政府是这次水灾救济的主导者,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中央政府在社会救济中应有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局限性及职能缺失。社会力量则弥补了政府实际行政能力的不足和在救灾体制方面的缺失,充当了国家救济替补者的角色,形成与政府广泛的合作与互补。而灾荒反过来又促进了政府和社会的成长,促进了国家防灾救灾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反腐烈士“李青天”

清嘉庆十三年(1808)秋,江苏淮安一带发生特大水灾,老百姓流离失所,衣食无着。朝廷对灾情非常重视,拨出专款赈济灾民。按照清朝的惯例,凡是赈灾必须查赈,以防地方官中饱私囊。这年九月,新科进士李毓昌被派到淮安府山阳县查赈,结果引出一桩震惊嘉庆皇帝的反腐败血案。李毓昌(1772—1808),山东即墨人。自幼勤奋好学,以     

1910年奉天新民府水灾与救济——以《盛京时报》为中心的考察

1910年奉天新民府发生严重水灾,灾民遍地,损失惨重.水灾发生后,官府及社会各界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劝募及赈济活动.官方稳妥地进行灾后救济并处理好善后事宜,安靖地方救济工作较为成功.但由于水灾过后未能根治柳河,为以后水患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三十年代水灾对灾民社会心理的影响——以两湖地区为例

1931年、1935年两湖地区发生了特大的水灾,水灾不仅招致两湖地区的工商、贸易、金融、农业等方面的衰退,也对灾区灾民的社会心理产生了严重影响.水灾使灾民对灾害产生恐惧心理,一些人以自杀作为逃脱灾害及饥荒折磨的办法,一些人常常在无奈中显露其野蛮、残暴和为求生存不择手段的一面,一些人在灾害面前往往产生"在劫难逃"之感,不得不把自己的这种企盼和追求寄托于上天神灵,每逢灾害发生时,两湖地区农村中的民间迷信活动就会急剧增加.与灾后困境格格不入的奢侈之风在灾区也随处可见.消除灾害的消极影响,树立良好的防灾减灾意识,加强防灾体系的建立是十分重要的.     

晚清山东的黄河水灾

晚清时期,黄河下游的山东频受黄河水灾,特别是1855年黄河改道山东入海后,黄河水灾频仍.黄河水灾导致晚清山东的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百姓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社会矛盾激化,沿黄地区民众的文化教育水平下降,居住习俗深受影响,并出现河神信仰盛行的现象.     

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的“义赈”及其作用

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采用委托慈善组织办理赈济的办法,使义赈组织成为此次救灾的主体,并有效促进了民间义赈事业的发展。为加强各义赈组织之间的合作,专门成立京畿水灾赈济联合会,开创了义赈组织联合办赈的先例。义赈组织不仅为此次水灾筹集了大量资金,而且受委托办理"急赈"和"官赈",并在"散赈""灾民收养"和"灾后恢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赈灾款物筹集困难、义赈组织间的协调性不强等原因,导致"义赈"多集中于某些重灾区,且赈灾款物分配不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义赈"在此次水灾救济中的效果和作用。     

水灾与明清开封城市民生的变迁

明清时期,开封城水灾深重,人口数量及百姓营生、水产品种类、灾后生活、日常用水、赏游地点与内容选择等基层民生的诸多方面无不发生较大变迁。为救灾恤民,政府展现出了积极的应对态度,使备灾救灾实现了常态化,但由于缺少其他卓有成效的改善民生的行为,城内居民还是迈入了日渐艰窘的生活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