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民间黄巢传说的口述史意义

在壮族地区流传着一些黄巢的传说。在这些传说中，壮族民众展开联想和想象，传达他们的历史记忆，抒发他们的思想感情和理想愿望，表达他们关于黄巢这一历史人物的评价与认识。壮族民间的黄巢传说可以补正官方历史文献，具有珍贵的口述史意义。     

论样板戏的非作者性

以"集体"署名取代个人署名,是革命样板戏的一大标志。对样板戏诸版本进行文本分析,重点比较版本演变中人物角色和情节结构设置变化与作者署名变化的相关性,可以考得样板戏具有"非作者性"。由个人创作者赋予文本的人格化、个人化的元素在集体创作的语境中被消解,文本及人物的非真实性有赖于非作者性,而非作者性又确保了文本及人物的非真实性,两者互为因果。由多个成员组成的集体创作班子之所以能以合作的方式创作出形式与内容高度完整的样板戏,是由于凌驾于创作班子以及其他所有关心并提出修改意见者之上的"全知视角"起了统领样板戏文艺路线和引导方向的作用。集体创作作为全知视角的忠实执行者,旨在通过样板戏的展演诱导观众对剧中正面英雄人物形成自我指涉,这是样板戏的最高审美目标。     

中美司法方法的三大共通点

在全球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正当程序是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公认的法治要素之一,是中美法官处理纠纷的共同制度前提。中美都需要客观公正的程序使诉辩双方信赖司法裁判的过程,同时也需要能够贯彻形式法治的司法方法。在程序法治之下,中美法官所运用的司法方法有三大共同点:其一是遵循释义学解释,中美法官执业的第一要求均是首先理解法律文本的意义;其二是坚守形式理性,在结合案件事实适用法律时应确保推理过程不掺杂非理性的因素,中美法官均在可预测的诉讼程序之上借助全国统一的法律数据库和智能系统进一步确保实体法裁判尺度统一;其三是追求法律之真,现代科技的蓬勃发展使得现代法治国家更加重视物证基础上的法律真实。     

论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区别不仅在于对事物的认识程度不同 ,而且更重要的是其内涵的价值选择的不同。本文分析了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内涵及其法律意义 ,结合我国的客观实际 ,提出我国的证据标准应该理性地适用法律真实的观点。     

《伍子胥变文》的历史真实性及价值取向

伍子胥的事迹最早出现在<左传>中,<左传>到<伍子胥变文>,是从史书到文学作品的改变,伍子胥则由历史人物变成了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本文以<左传>为本,兼及其他文献,探讨<伍子胥变文>的历史真实性.文章认为<伍子胥变文>的内容许多与历史事实相违或为史实所无,至多算是七虚三实.作者突破了忠君观念和家族血缘观念的藩篱,以正义和道德作为评价人物的唯一标准,美善击败丑恶、弱小战胜强暴是作家构思文学情节的尺度,作者的价值取向非常明确.     

论沉默权的价值

沉默权是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之人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其价值体现在 :它可以增强辩方的防御能力 ,是形式上保持控辩双方对抗格局的重要因素 ,有利于维护刑事诉讼构造平衡 ;有助于刑事诉讼公正、科学、文明地进行 ;也有助于发现事实真相。沉默权不仅有其程序性价值 ,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对人格尊严的极大尊重 ,沉默权制度是刑事司法中最重要的人权保障机制。     

《礼记·乐记》作于公孙尼之说辨误

《礼记·乐记》是一份集中体现先秦儒家音乐思想与礼教思想的重要文献。过去，人们一直以为它的作者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公孙尼。本文通过分析考证，以可靠的文献资料为依据，否定了这种错误的观点。澄清《乐记》的作者问题，对于我们准确理解《乐记》以至整部《礼记》的编纂性质，从而正确而有效地发挥其文献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真实人的存在叙事策略--新历史小说研究述评

历史真实、人的存在、叙事策略是新历史小说研究中的三个最为重要的方面.在如何对待历史的真实上,研究者们主要围绕着如何重构客观存在的历史客体、如何重构历史观念展开了褒贬评价截然对立的激烈争辩.对新历史小说中人的存在及其呈现形态,研究者们从人在新历史小说中的地位、新历史小说中人的种种生存形态、与人的存在血肉关联的历史形态等几个方面作了相当充分的探讨.关于新历史小说的叙事策略,研究者们主要从叙事视角的变化、历史与今天时空的跳跃性、叙事的自我解构这三个方面作了较全面的剖析.     

纪昀的西域谪戍生涯及《阅微草堂笔记》反映西域风土人情的特点

乾隆三十三年 ,纪昀因为“漏言”被谪贬至西域乌鲁木齐。与古代其他谪贬文人所不同的是 ,他并未完全沉浸于穷愁怨艾的情绪中 ,而是以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面对现实。他的《乌鲁木齐杂诗》及《阅微草堂笔记》多方面地展示了西域的风土人情。但两者在内容及视角上有所不同 ,《乌鲁木齐杂诗》以丰富见长 ,但多粉饰之意 ;《阅微草堂笔记》以深刻取胜 ,真实而颇见其洞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