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亿不信” ：信息“ 缺场” 的信任选择———论孔子的信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常识来说,信任的前提必须是对信任对象的信息有所了解,那么对象的信息,包括品格、身份、名誉等将成为信任的条件。但是,现代开放社会中面临的更多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的交往通常面对的都是对象道德品格信息的"缺场",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习惯于对信任的"不选择"或不作为,这就导致了现代社会巨大的信任危机。而在现代社会中,却存在着其他形式的信任,即基于专门知识、体制和一种所谓商业精神的信任,这些信任虽然可以允许对象信息的缺场,但是其信任的根基却是规则或契约信息的完全"在场",而非对主体本身的信任。孔子曾提出"不逆诈,不亿不信"的原则,即不随意臆测他人是否相信自己的待人原则,这恰恰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信任品质,这种无条件的信任的风险和风险的担当诚然需要社会正义来支撑,但这种作为道德的信任上升为一种当代社会的伦理精神却是必要而迫切的。     

中国产能过剩防范的逻辑分析与路径选择

通过全面落实"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从化解过剩产能阶段全面转入防范产能过剩阶段,防范产能过剩具有长期性,需要采取可持续综合措施。从产能充分利用、经济高速增长、行业资本产出比、高质量制度供给、工匠精神铸造以及产能利用统计等多个维度分析防范产能过剩的内在逻辑关系,提出防范产能过剩的路径选择。     

数字孪生的哲学审视

数字孪生是近年来从概念提出到实践应用快速发展的新兴信息技术,在实现物理世界与虚拟信息世界实时互动沟通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在智能制造等领域中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然而,数字孪生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不仅将深刻变革世界,也必将深远塑造人本身,亟需在哲学层面对其本质、优势及其局限性等重要问题进行深入探究.数字孪生是有"限定"的实在和人类意志的外化,是主体认识世界的思维和实践工具;数字孪生在提升人的认知能力、应对复杂系统的不确定性以及扩展人类经验等方面具有独特价值.同时,数字孪生技术在其思维模式、具有强计算主义倾向以及可能形成数字"座架"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在纪念金岳霖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词

2015年是金岳霖先生诞辰120周年,为此,清华大学哲学系特隆重举行金岳霖纪念会、第六届金岳霖学术奖颁奖会和金岳霖思想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是国内哲学界的一次盛会,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现实意义.     

美国华文传媒:多元文化主义背景下的发展状况

20世纪60年代始,美国族群政策取向发生了由同化主义向多元文化主义的转向,由此推动了华文传媒的蓬勃兴起。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政治、经济与文化政策方面的落实带来了宽松的族群传媒发展环境,华文传媒迅速成长起来并形成了伞状竞争格局,集团化、本地化与跨媒体的生存形态以及由政治依附到商业运营的运作方式转型。但是,多元文化主义在理念与实践中存在的文化个性与共性的冲突、文化与权利结构之间的矛盾、资本圈地下多元文化主义滥用等难题也对华文传媒发展提出挑战。     

生命伦理学中的“反理论”方法论形态——兼论“殊案决疑”之对与错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生命伦理学更应该被看作是实践伦理学而非应用伦理学,这在某种程度上否认了以一种演绎的模式将抽象理论或原则带入具体的生命伦理学问题的方法论。作为替代原则主义以及高级理论之演绎性应用的另外一种方案,殊案决疑得以突出个案特征与实践情境,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其在解决实际问题上立竿见影的效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完全否定了理论的解释力甚至实践意义,毋宁说,它在某种程度上激励了原则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自身的反思、修正与发展;这缘于道德直观与道德反思总是在辩证地互相调节和修正,而理论存在的意义即在于此。     

百年大党的成长逻辑、辉煌历程和鲜明优势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中蕴含着其发展壮大的基本逻辑。在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用行动充分诠释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实践自觉、理论自觉和革命精神。能够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结合好、结合深,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与争取全人类解放的实践结合好、结合深,将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结合好、结合深,是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所在,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鲜明优势。     

资本逻辑下政府宣传策略的改变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来看,资本逻辑导致现代人的异化。作为社会中人的思想引导与思想反映的媒介,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资本逻辑下的媒体变革中,政府宣传策略又会出现什么改变,用以适应已经异化的"传播者"与"受众"。从以上分析,推论出资本逻辑是美国商业媒体的决策前提,政府机构正是利用这一点实现了与其的互惠互利,从而让国家意识形态顺利进入媒介。资本不仅仅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我们要利用好这种资本逻辑,分析中国媒体的走向,准确把握政府宣传策略的改变。     

永远“在路上”的身份构建——对奥威尔《牧师的女儿》的解读

奥威尔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了4部小说,其中《牧师的女儿》长期受到评论界的忽视.在这部小说中,奥威尔面对社会庸俗伪善的现实,准确把握了主人公多萝西的内心挣扎与变异.主人公为逃脱人格逻辑悖论,离开家乡进行身份越界的探索,希望以构建新身份的方式得到身心的解放,但流浪漂泊和从业生涯相继失败,最终在回归后以重拾宗教信仰来拯救自我,而这种拯救又是在不断关爱他人中构建自身,所以多萝西的身份构建永远“在路上”.这种构建身份的新方式也体现在奥威尔后期小说代表作中,成为个人面对极权统治的生存选项之一,因此《牧师的女儿》对我们进行奥威尔小说研究具有特定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