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不信任文化的滋长

在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不信任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人们感受深刻且非常普遍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社会处在一个不信任文化滋长而信任文化被消解的阶段,其原因主要在于:社会转型增强了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传统"熟人社会"影响了基本价值观的建立和契约精神的培养;政治运动的"浮夸""杀熟"产生的社会影响尚未能肃清;社会失范信息的快速、广泛传播成为了信任存量迅速下降的催化剂;诚信制度的建设远远落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信任缺乏制度的保障。     

现代政治信任建构的根本原理——兼论制度化不信任的功能与限度

与传统政治信任不同,现代政治信任是一种内含制度化不信任的信任形态。制度化不信任与现代复合民主相契合,由合法性、定期选举和任期、宪政与权力制衡等政治原则与制度形式构成,其理论原型是权力的工具性与人性的"幽暗意识"。制度化不信任主要通过保障公民权利、建构优良秩序、增强政治效能等功能建构现代政治信任。但是,制度化不信任的有效性取决于其有限性:不能始终处于激活状态,惯常性地被动用;不存在统一模式,没有普适性。     

从“信任风险”到现代性的风险——吉登斯现代性理论新探

在现代性的诸种特征中,新型信任机制尤为重要,而由于现代社会信息化、分工化、交往快捷化的特点,信任的基础并非了解和信心,而恰恰是因为对专业知识的无知,不得不信。这样的信任存在着广泛的风险,也是因为"无知",潜在的风险并不能为人所注意。在信任风险背后,就是整个现代性的风险。而抵御这种风险,必须经过现代性的深刻反思与全新的制度建构。     

伦理信任消解的社会学检讨

伦理信任,既是行为自由方式,也是社会精神结构。作为前者,其具体形式是“己-他互利”的道德信任或“纯粹利他”的美德信任;作为后者,它是社会秩序的深层结构,并构成制度、法律、规程建构的本质规范及实践指南。伦理信任的精神本质是“平等-共生”,它遭遇解构的表现形式是道德沉沦和美德消隐,但实质却是“平等-共生”精神结构解构。解构伦理信任的社会方式有两种,即前结构性解构和结构性解构,前者是政治以颠倒伦理的僭越方式设计和创建无伦理信任精神结构支撑的制度、法律、规程,使社会只有刚性的形式秩序;后者是指以伦理信任精神为指南构建起来的社会秩序,在运作进程中遭遇畸形变化的世界力量解构了其深层社会精神结构。两种方式都源于“财富-权力”结构的垄断。因而,改变伦理信任消解状况,重建伦理信任精神结构和伦理信任方式,需要从根本上解决“财富-权力”结构问题。     

代际交往中的“ 弱势感” 建构与信任风险

近年来,媒体频繁报道"年轻人助老被讹"和"老人摔倒无人助"的事件,引发公众对道德滑坡的担忧和学界对于信任问题的热议。2006至2015年间,四大门户网站和三大主流官方网站对93例老人摔倒事件的报道显示出明确的价值导向性,增大老年群体被"污名化"的风险,突显代际信任危机。对代际间不信任现象的一种深层解释是,两代人在社会生活中各自建构起有关自身的"弱势感",与对方交往所面临的信任风险被放大。这种主观弱势感的形成不仅受媒体话语的引导,更反映出中国孝道文化传统和当代福利制度等因素对代际关系的型塑。理解并采用积极老龄化理念来建构社会政策和引导代际交往,对于提升代际信任具有积极意义。     

和谐社会的信任结构及其道德基础

在现代社会中,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建立在普遍主义的社会信任结构基础上的。在普遍主义信任结构中,人与人交往合作的范式是非情境导向的,即不以与自己关系的亲疏远近区别对待他人,这种平等主义的信义原则体现了人之为人应当得到普遍尊重的道德理念。这种尊重超越了一切身份关系与功利主义的计较。     

传统社会人格信任模式及其局限性

与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相适应,传统社会的社会信任表现为一种以具体人格为对象的人格信任模式,它对于维系传统社会的秩序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信任模式及其道德基础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存在着内在的无法克服的矛盾。     

论最低限度的信任及其建构——基于“扶老太难题”的分析

"扶老太难题"既折射出当前社会信任危机,也反映道德冷漠、道德焦虑等社会问题,公正的旁观者、信任自然主义等方案都难以解决这一难题。为了解决"扶老太难题"及其解决方案的困境,最低限度的信任是可选方案。最低限度的信任由诚实与真诚、不撒谎、诚信构成,它对社会稳定、走向更高级别的信任具有重要意义。从允许与认可、重叠共识与道德共同体建构三个层面重构当前社会的信任,以期解决"扶老太难题"及其导致的社会信任危机。     

技术如何“信任”人——算法信任视域下智能风控正义的审思

现代人工智能的“可信任”研究通常关注的是人对智能算法的信任问题。但在风控领域逐渐转向AI“合理怀疑”能力的要求中,算法对人的“信任”也已成为人工智能伦理的重要问题。风险防控本身就是如何信任一个人的问题。在现代未来学思维下,人把对信任与怀疑的规划都交付给技术,以降低风险率。人工智能风控技术以数据和算法作为信任人的方式,这是智能时代“后人类”的一个必然的社会深度脱域特征。因而,人工智能风控相对于其他智能技术需得到独特的哲学关注。但是这种算法信任主导下的风险防控,必然面对正义性的考量。在人工智能物逐渐被作为一种能动主体的情境下,实现其在风控场景中对人的“合理怀疑”也成为智能风控的基本伦理要求。     

临时社会中的政府信任——兼论服务型政府中的信任建构

服务型政府是将信任作为所有社会治理活动基础和前提的政府类型,建立信任也是服务型政府管理活动中最为基础性的活动。然而,服务型政府所处的是一个变动不居的时代,所面对的是一个具有临时性特征的社会。"临时社会"对服务型政府中的信任建构造成了困难,使传统的信任建构方式不再有效。临时系统需要一种快速信任,作为一个由许多临时系统构成的组织体系,服务型政府也需要建立起快速信任的机制。快速信任取决于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一致性,而这将意味着一场组织建构方式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