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对抗政治——对代表性原则的理论反思

代表性的理想形态是普遍性或公共性,如果代表过程能够得出普遍性或公共性,代表型民主就将成为以社会共识或公共利益为基础的合作政治.但由于代表制度内嵌于不平等的社会政治结构,代表过程无法体现普遍性或公共性,而只能将民主变为多数统治,结果就造成了不同社会群体和集团为成为“多数”而开展的彼此对抗与在对抗中受到排斥的群体和集团对政府的抗争,使代表型民主变异和定型为对抗政治,代表性也成为了普遍对抗的制度根源.对抗政治激发了社会中的行动主义运动,这些运动要求用“在场”来取代“代表性”,通过在场寻找走向合作政治的途径.     

临时社会中的政府信任——兼论服务型政府中的信任建构

服务型政府是将信任作为所有社会治理活动基础和前提的政府类型,建立信任也是服务型政府管理活动中最为基础性的活动。然而,服务型政府所处的是一个变动不居的时代,所面对的是一个具有临时性特征的社会。"临时社会"对服务型政府中的信任建构造成了困难,使传统的信任建构方式不再有效。临时系统需要一种快速信任,作为一个由许多临时系统构成的组织体系,服务型政府也需要建立起快速信任的机制。快速信任取决于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一致性,而这将意味着一场组织建构方式的革命。     

论风险社会中的自由

20世纪后期以来,确如贝克所说,人类进入了一个"全球风险社会".在这种条件下,需要重建自由的哲学.只有当我们拥有一种全新的自由观,才能在人的自由发展的意义上发现应对全球风险的社会建构方案.如果说工业社会在自由、平等的天赋人权基础上建构起了属于这个社会历史阶段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话,那么,在全球风险社会来临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建构起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在这一模式下谋求合作治理的方案.而服务型社会治理及其合作治理都需要建立在人的自由的基础上.考虑到以往的自由都是与秩序相对立的,全球风险社会条件下的自由应当是与秩序相统一的.全球风险社会中的秩序同样是共同体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这种秩序是基于自由的秩序,自由则是秩序的前提,也是建构秩序的基本途径.     

政治哲学视野中的正义

在人类历史上的不同时代,正义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在农业社会,分配关系占主导地位,所以,"分配的正义"属于最为基本的正义类型,交换正义只是作为"修正的正义"而发挥作用的.到了工业社会,随着交换关系与竞争关系成了主导性的社会关系,"公平的正义"成了基本正义,而分配正义则成了"修正的正义"或"补偿的正义"了.20世纪后期以来,由于竞争关系不断地制造着不平等,公平的正义不再能够维持正义的局面.这一方面引起了分配正义的复兴,进而造就出了福利国家;另一方面又引起了要求"承认差异"的运动,进而产生了"承认政治"的正义主张.承认政治存在着正义的困境,要走出这一困境,需要一种新的正义方案,需要通过合作治理去重建正义.     

论法治国家中的权治——从福柯的研究谈起

近代历史是一段迈向法治的历史,通过法的精神对权力意志的替代,建立起了法治国家.但是,法治国家并没有消除权力意志,反而使其在官僚制组织中得到了保留甚至增强.所以,法治国家在宏观层面、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了法治的气象,但在微观层面、在组织生活中则遗留了权力的阴影.福柯对权力问题有着深入的研究,通过对流行病学史的考察,他发现了权力作用方式的转变及其控制能力的增强;通过对惩罚演变史的梳理,他发现了权力作用领域的改变.     

在共同体的视角中看民主

人类社会是以共同体的形式出现的,在人类历史上的不同阶段,共同体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人类的共同体形式属于家元共同体的范畴;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人类建构起了族阈共同体;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的进程将是合作共同体对族闽共同体的替代.从共同体的视角来看民主可以发现,民主具有一个生成和蜕变的过程.家元共同体是一个完全集权的社会,而族阈共同体则建构起了民主制度和民主的治理方式.但是,族阈共同体中的民主处于差异与共识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从而造成了民主的困境.随着合作共同体对族阈共同体的替代,民主将在蜕变中得到提升,从而成为合乎人类民主理想的真正的实质性民主.     

新市民社会背景下的国家与社会治理——对基于市民社会的国家理论的考察

近代以来,在政治领域中的一切理论探讨和实践方案设计都可以说是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入手的,对市民社会的理解以及如何根据市民社会的要求去规划国家和社会治理过程,是近代以来全部政治学研究的重心。在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分析中,理论分歧主要表现在是从市民社会中的"市民"出发还是"社会"出发。黑格尔提出的是另一个方案,他把市民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然后在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寻找中介因素和环节。但是,黑格尔的理论与现实相去甚远,他所发现的中介因素是不可靠的。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过程中阐发了一种通过消除市民社会中的异化去建构国家的设想。20世纪后期开始的新市民社会运动证实了马克思的设想的科学性。     

在差异与普遍性的矛盾中看权利

权利概念的提出是与工业化进程中的差异觉醒联系在一起的,市民社会的成长促使个体的人的生成,通过自我意识而实现了差异的觉醒.工业社会治理方式的建立无非是在差异之中发现普遍性和提供普遍性.所以,有了权利的观念,并在权利的基础上建构起了完整的社会治理体系.权利作为一种理论设定,应当具有满足差异与普遍性之共同需求的功能,在权利的基石上建构起来的社会治理体系应当承担起承认差异和供给普遍性的双重职责.然而,从近代以来的政治实践来看,权利在形式上满足了差异与普遍性的双重要求,而在实质上却造成了对差异与普遍性的双重损害.20世纪后期以来,"承认差异"的要求再度出现,特别是新市民社会的出现,指示了一条超越权利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