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徵的治国方略

魏徵是唐朝杰出的政治家和著名学者,他对初唐国力的恢复与社会政治的清明作出了贡献。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徵在治国大事中配合默契,相得益彰,是“贞观之治”开明盛世得以出现的重要原因。治理国家历来是政治家与关心国家大事的有识之士思考的重大问题,魏徵关于治国的许多言行已成为以后诸多有识之士的借鉴。他深刻指出,德、礼、诚、信为治国大纲,关系治国成败;居安思危,特别强调朝廷与其下属百姓关系的和谐;考察官员的实际政绩,由其政绩优劣来决定对其升降;帝王能听进逆耳忠言,大臣敢进谏逆耳忠言,均很难做到,但对治国关系重大。     

比较魏晋名士与伊壁鸠鲁学派

魏晋名士与伊壁鸠鲁学派都重视追求个体快乐,但是,他们在产生背景、生活方式与哲学基础这三个方面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通过比较,这两个群体能够被人更好地理解.     

对魏源反侵略思想中“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历史评价

用历史的、具体的观点阐述晚清思想家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的反侵略思想内容,并用阶级的观点分析魏源反侵略思想中与时代、阶级相对应所体现出的进步性,以及在封建统治社会背景条件下,其作为封建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特定阶级属性,使其反侵略思想中不可避免的存在对问题根本认识上的局限性。     

“无天可补”的悲哀——从“魏观案”看明初儒士的生存困境

“魏观案”是洪武年间兴起的第一件文人惨案,昭示着文人噩梦的开始。这起案件,从客观效果看,魏现役使灾民浚河修府,违背朝廷法禁,对朱明王朝的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从主观动机看,魏观的确没错,修庙建府是为朝廷推行礼乐教化,体现了明初儒士在元朝异族统治回归汉族统治的历史时期,自觉承担起了回护儒学、宏扬儒学、复兴儒学的重大使命。魏观等人的罹难,不能简单归罪于朱元璋的残酷本性,而有着更深刻的文化成因,它显示了朱元璋对儒家文化的质疑、批判和否定,使得明初儒士遭逢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在迷茫、困惑、失落中痛苦地咀嚼着“无天可补”的悲哀。     

中华民族在近代的觉醒

进入近代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中华民族的生存面临严重威胁,各民族之间空前形成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的关系,中华民族精神也在各民族共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达到了升华.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鸦片战争前后,是发轫阶段;戊戌维新时期,是大力提升阶段;辛亥革命时期,是进一步高涨并结出宝贵果实阶段.探索近代中华民族觉醒的内涵及其发展的阶段特点,不仅将推进中华民族精神这一重要课题的研究,而且对于深化近代历史进程的认识,尤其是对于正确评价近代史开端时期杰出思想家龚自珍、魏源的建树,正确评价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魏文侯及其用人之道

本文立足于史实,着眼于现实,研究了魏文侯的用人之道。文章认为,魏文侯宽厚端严,闻过则喜的优良品质,任人所长,重用不疑的用人方法以及宏观控制、微观松缰的用人艺术,可为今天的各级领导者纯洁思想,端正作风提供借鉴。     

雷沛鸿与韦善美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追求

雷沛鸿与韦善美所处的时代不同，但他们两人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追求脉息相通。雷沛鸿因韦善美而彰显，韦善美因倡导研究雷沛鸿而扬名。     

唐韦君靖“节度使”辨正——与《大足石刻〈韦君靖碑〉题名研究》作者商讨

唐刻《韦碑》与静南军节度韦君靖，唐史失载，史家多认为可补《唐书》之阙如。“王文”首以“韦君靖乃东川一部将耳”等由，对其“节度使”身份提出质疑。本文据以考征、探索，印证韦君靖“都督带使持节兼军号”的节度身份，无可置疑。     

20世纪30年代对“商资归农”活动的三种批判意见——骆耕漠、韦东、李龙门主张之比较

20世纪30年代",商资归农"活动遭到了一些社会人士的尖锐批评,骆耕漠、韦东、李龙门为其中的三个代表人物。他们的批判反映了这场活动中客观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各自的理论依据又不尽相同,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国人对当时中国农村出路问题的思考。     

林则徐和魏源“师夷”思想的时代意识

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包括“悉夷”、“师夷”和“制夷”三个方面的内容 ,内含着富有时代意义的世界意识、救亡意识和维新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