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国际市场带来的机会和风险

1978年12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的重大决策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这个决策应当如何来理解?中国以往的三十多年来(即从1949年10月1日全国解放以后)从事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建设工作。中国在1949年这场革命主要目的是要改变社会,国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从而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作了相应的调整。虽然中国的学者与政治家对中国革命和社会改革的发展有明显的阶段性并无异议。但对如何具体划分阶段则意见很不一致。因为解放三十年来,每个阶段都有激烈的政治运动,有人就建议用这些政治运动来作为区分阶     

蒙古人的藏语名

藏语名在蒙古牧民及猎人中间流行,无疑是西藏喇嘛教在蒙古大地传播的后果之一。西藏红(帽)教代表人物最先接受了对蒙古可汗的邀请,其中有人甚至升任国师,便不遗余力地在封建贵族中传扬宗教。后来黄(帽)教崛起,蒙古人虽不懂却用来念经的藏语紧接着传入了我国。     

“欧洲的民族文化过程:历史和现状”讨论会

1985年9月30日至10月6日在莫斯科苏联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举行了欧洲民族学和民俗学国际协会理事会常务局和《欧洲民族学》杂志国际编委会成员联席工作会议。10月2～3日举行了《欧洲民族学》杂志国际编委会会议。该刊创刊于1967年,现任主编为著名民族学家B·斯托克伦(丹麦)。刊物既发表全欧范围的研究著作,也发表区域性的、但对各国学者具有理论价值的著作。参加编委会的有20个欧洲国家的代表,包括匈牙利、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     

卫国战争伟大胜利的社会经济条件——研究工作的某些总结和任务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深入研究了战争胜负的社会经济条件的一些基本问题。在他们的著作中,论证了关于经济作用,人民群众的作用以及他们的觉悟和组织性在取得胜利中的地位,阐述了战争中精神因素作为深刻社会的、阶级的,因而也是政治的现象的特点。列宁关于社会经济条件对战争胜利的思想,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和其后我国的历史时期,得到了继续发展。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共纲领指出,伟大卫国战争是对新制度的严峻考验,它光荣地经受住了这个考验。苏联人民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苏维埃国家的国际威望。     

从语音间歇窥视汉语的结构

语言是声音和意义的结合体。语音最基本的单位是音素,由它构成音节;语言的结构单位和表意单位是语素、词、词组和句子。语言表现出来的特点是线形的,即组词成句的各种单位只能一个跟着一个依次出现,在时间的线条上绵延,不能在空间的面上铺开。所谓线形,表示它向一个方向延长。如要把线形中的起伏间歇状态都描写出来,还可以加一个修饰语叫审珠式的线形,珠与珠之间还有大小不等的各种间歇.语言的大小     

畏兀儿一蒙古文学交流

在现代蒙古文化中,有许多因素可以说明它与毗邻民族文化早已有所交往。在前后共约三四百年(十三世纪至十六世纪)的时间中,属于突厥语族的畏兀儿人也充当过文化媒介角色。畏吾儿文化人和文学家哺育了十三世纪的蒙古文字和文学。畏兀儿文字作为一种得手的巩固与积累的工具,曾服务于蒙古语言——从成吉思汗义子失吉忽秃忽的断事文书到Д·纳楚克道尔吉的诗作,从失传的史籍《金册》到人民蒙古三十年代的新书。至今,蒙古语中还     

西凉府潘罗支政权始末考

前言北宋时,凉州通常称为西凉府。这个地区,自唐末经五代到宋初,始终由属于吐蕃族的部落所盘据,他们的历代统治者对中原王朝保持朝贡关系。由于李继迁的不断侵挠,北宋朝廷逐渐认识到这个民族的重要作用,遂对其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咸平四年(1001年),封潘罗支为西凉府六谷大首领,统辖吐蕃各部,形成一支牵制夏州政权的强大势力。本文拟对与李继迁针锋相对的潘罗支政权的成立经过及其结构加以考察。     

技术与公民社会:控制问题

技术的非人化并非技术发展自发过程的产物;技术发展过程的合理控制问题也不是仅靠市场机制调节或专家管理控制所能解决的。我们必须构想对技术的有利于人的发展的控制,而这种控制取决于建构一个尊重多元价值的公民社会。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

我首先所要解释的一点,就是民族主义思想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所起的具体的社会历史作用及其含意,而不是仅仅谈论其人所共知的、沙文主义和分裂主义形式的、庸俗的政治表现。因此,事先就应当对我们这里的中央集权主义、一统主义和大国霸权主义的某些鼓吹者的一切企图予以坚决的回击。他们说什么民族主义是民族意识、忠于本民族和关心本民族的权利与正当利益的一种正常的表现。不能从一统主义的中央集权主义和任何一种霸权主义的立场去反对民族主义,只有在每一个民族具备使该民族得到全面确认的一切可能性     

蒙古人民共和国研究蒙古封建制历史的概况

与世界上所有其他民族一样,大多数游牧社会都经历过封建制社会形态这一发展阶段. 对于游牧封建制度的起源与发展问题,学术界至今尚无一致意见。一些人认为,游牧经济的特殊性、不发达的文化和原始的观念使游牧民族无法超越部落制的限制。另一些研究者认为,游牧封建关系没有获得完整彻底的封建制形式,只是同定居封建制国家发生相互影响,游牧民族的进一步发展才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推动。第三部分人将东方社会的封建制,特别是蒙古人的封建制,与西方典型封建制形式区分开来,将前者称为东方型或国家封建制。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