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智联 “智能+”助力传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正>“这是我们参与搭建的西部首个5G+工业专网和自主独立可控的工业操作系统——海星XYZLink工业互联网平台，运用它，可以实时监测生产设备运行、完成人员安全管理工作等。”2021年，华为、中国移动携手攀钢集团及其旗下的成都星云智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云智联）等企业共同启动了5G智能采矿技术研究，通过5G、“智能+”、远程遥感操作等，让矿产开采更简单，更安全。     

“我们”，如何在一起？

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是什么?不是"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问题,而是"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问题。这一问题的哲学辩证要求调整关于文明的理念与态度,由"轴心文明"走向"对话文明",回到"我们"的第一人称复数,回到人类文明史的简洁智慧,回到人的生命和生活本身。苏格拉底之死、上帝之怒—孔子周游、老子出关,中西文明的诞生史虽万种风情,却以悲剧和喜剧的不同体裁演绎着同一主题,这便是人类从伦理世界中分离和回归的悲怆情愫。"上帝死了—尼采疯了"、"打倒孔家店",现代文明的"青春期危机"反绎了同样的文化密码,只是问题式由"我们如何在一起"的终极追问,演进为"我们能否在一起""这个世界还会好吗"的终极怀疑。走出危机,有待哲学地反思:"‘我’,如何成为‘我们’?""‘我们’的世界缺什么?"。"我们在一起"的和而不同,需要两大哲学条件,一是伦理,二是"精神",它凝聚为一个口号和信念:"学会在一起"。     

长江经济带工业集聚与生态环境脱钩时空分析

工业集聚在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不时伴随资源浪费、能源高耗、污染物直排等生态问题，而长江经济带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其生态环境保护一直是重中之重。本文以2006—2015年为时间界限，以T1、T2、T3、T4和T55个时期为时间尺度，以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空间尺度，从长江经济带、区域和市域视角，运用区位熵、熵值法，构建Tapio脱钩指数模型和追赶脱钩指数模型研究工业集聚与生态环境的脱钩关系，并结合空间分析方法使用ArcGIS10.4得出二者脱钩关系的空间分布图。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时空演化及耦合关系研究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借助改进的TOPSIS法、重心模型、重心耦合模型刻画了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空间演变特征、重心迁移路径及耦合态势，结果发现：（1）研究期内我国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水平逐年提高，各省份存在较大差距。（2）变异系数逐年减小，且乡村振兴的变异系数大于新型城镇化，各地区乡村和城镇发展的空间非均衡现象趋于缓和，乡村振兴的区域差异大于新型城镇化。（3）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重心均位于河南，分别呈现向西南方和西北方移动的趋势，东西方向的移动距离远大于南北方向，东西方向更容易产生区域发展不均衡现象。乡村振兴重心的移动幅度大于新型城镇化重心的移动幅度，但乡村振兴重心的移动方向更稳定。（4）两个重心空间耦合态势呈现波动式靠近，空间距离整体缩短，空间重叠性上升，但变动一致性指数在正负之间来回波动。     

海外移民与近代汕头城市的发展及空间转变——基于HGIS的考察

随着近代以来中国城市化的推进，华南地区开埠城市的发展和空间形塑过程因深受海外移民的影响而呈现丰富的面相和地域特质。汕头于1860年开埠以后，成为韩江中下游地区移民出洋的重要口岸。通过对汕头口岸人员往来的分析，可以看到韩江流域地区和汕头与海外各地紧密而不同的联系，其中尤以中国香港、新加坡和泰国等地区和国家较为密切。海外移民及其跨国资本，充分利用汕头与香港、东南亚之间的贸易和汇兑关系，在汕头地方货币政策改变和城市建设期间推动了汕头城市空间的生产和变迁。将侨房产权和城市地籍图等资料结合GIS技术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华侨房地产以印尼、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侨和香港同胞的投资占大多数，其业主华侨、归侨、侨眷的身份反映了投资形式的多样化。这些华侨房地产主要分布在商业核心区，在汕头的城市化和近代化过程很大程度形塑了汕头的都市景观。     

日本对未来大流行病的准备

<正>过去25年的大流行病历史警示我们，大流行病必然会到来。过去25年里，人类感染过七种新的呼吸道病原体，这七种病原体都是病毒，三种是冠状病毒，四种是甲型流感病毒，其中有三种已经成为全球大流行病：SARS、H1N1-2009和COVID-19。七种病毒出现的平均间隔为5年。这三种大流行病的间隔为6—10年，平均8年左右，而其余四种病毒性疾病好在并没有发展成大流行病。历史警示人们，每5年将遭遇一种新的病毒，而大流行病预计每10年发生一次。     

我国国有资产流失的经济伦理学论析

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的强弱及其对经济社会辐射作用的大小已经成为我国能否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发展成世界强国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30多年来,虽然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但是,以国有资产流失为标志的一系列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国有企业对交换伦理的背离以及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交换伦理认识不清则是导致上述危害的浅层经济伦理因素,深层原因在于国有企业伦理责任不清、政府经济伦理的不健全所形成的国有资产所有者主体缺位。只有增强国有企业及政府的经济伦理意识,并构建以现代企业制度为代表的制度安排,才能从根本上破解国有资产流失的难题,实现社会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