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西周文化异同论

文化史的发展,总是呈现出相当明显的阶段性,从而形成一个一个相对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文化段落。就中国文化史而言,与前面的夏和后面的春秋战国比较,殷商、西周时代显然属于同一个文化段落。文化史的段落,总是包含着若干层面。仔细分析这些不同的层面,我们便会发现殷商与西周文化的诸种异同。     

近代中国社会系统分析初探

目前,中国近代史的宏观研究有两点缺憾:其一,虽然“近代”的下限应断在1949年几乎已成史界公论,但绝大多数论者依然以1919年为界将中国近代史“腰斩”;其二,在腰斩了的半截子近代史的研究中,又津津于到底由哪几个政治事件连成“链条”来概括近代中国历史的争论,而忽视了全景的、宏观的把握。种种“链条”说的通病,就在于它们过分偏重于政治史的研究,而将经济史作政治史的背景条件当成陪衬,将思想文化史作为政治史的观念表现置于附庸。宏观的研究对象,迫切要求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方法论方面有新的尝试、新的突破。本文试图运用系统观点和方法,将1840年至1949年的近代中国历史作为从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形态的整体系统来研究,注重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系统内部及其与环境的相互联系。     

破解"历史的怪圈"--康有为、严复、辜鸿铭合论

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鼓吹学习西方的积极分子如康有为、严复,完全由西方文化培育出来的饱学之士如辜鸿铭,晚年都在文化保守主义的旗帜下回归中国传统文化。这并非“倒退”或“堕落”。表现在康有为、严复和辜鸿铭思想中的所谓“历史的怪圈”,其实一点也不“怪”。他们思想的演进轨迹完全符合个人知识文化素养的本质规定性,完全符合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传统强大生命力的释放规律,完全符合思想大家的个性化特征。学术界所谓规律性“怪圈”论,其实是因为自身的认识陷入了不自觉的误区。     

唐才常维新变法思想浅论

唐才常(1867—1900),湖南浏阳人,与谭嗣同是“二十年刎颈交”,同为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激进派的代表人物,时人称为“浏阳双杰”。过去,人们对谭嗣同维新变法思想研究较多,而对唐则研究不够。本文拟对唐才常维新变法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变法思想的内容和特点作些初步探讨。 一 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到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短短几年间,中国社会迅速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难深渊。《马关条约》的签订,开始了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更加严重的新阶段。资本输出代替商品输出,成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主要形式。帝国主义列强争先恐后地掠夺中国利权,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瓜分豆剖”的危险从“渐露机芽”发展到“迫在眉睫”。中国人民与封建主义、特别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空前激化。严重的民族危机强烈地激发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爱国救亡的决心。十九世纪60—80年代还处于思想伏流状态的维新变法思潮,迅速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代表甲午战后发展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小批爱国知识分子是这一运动的领导力量。唐才常是他们中的姣姣者。《马关条约》签订的时候,唐才常正在武昌两湖书院读书。“和约已成,所约条款,非是和倭,直是降倭,奸臣卖国,古今所无!……窃恐天下瓜分之兆,已先见于台湾矣     

武汉民族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武汉近代民族资本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华中、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的历史前提下产生,并有了初步发展。 武汉在开埠之前,虽然是九省通衢,商贾辐辏,但囿于传统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然经济占着主导地位,商品市场的规模十分有限。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也尚未出现。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资本主义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将汉口开辟为商埠,敲开了由武汉通向内地各省的大门。到一八六一年,西方列强势力便纷     

龚自珍论:亦“开风气”亦“为师”

龚自珍是中国近代文化史初始时期亦“开风气”亦“为师”的先驱人物。虽然我们在他的诗文中 ,找不到直接论及“现代化”的语句 ,但可以明显感觉到 ,他思维的脉搏与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之际社会肌体的新陈代谢息息相关。具体而论 ,首先 ,他开启了对内“变通”、“更法”的风气之先 ;其次 ,他开启了对外“筹边”、御侮的风气之先 ;最后 ,尤具学术与政治双重意义的是 ,他开启了知识分子依本传统文化研讨现实问题 ,“喜以经术作政论”的风气之先     

中国文化与欧洲启蒙运动——兼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若干通则

18世纪中叶,启蒙运动在欧洲兴起。启蒙思想家在继承古希腊、罗马以来西方理性主义精神遗产、尤其是近代实证论、经验论的同时,又把目光投向欧洲以外的广阔天地。他们惊喜地在东方发现了一片理性之光照耀的国土——中国,发现了在2000年以前就以无比清晰的语言说出他们想说的话的伟大哲人——老子、孔子。莱布尼茨兴奋地宣布:“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文明,即大陆两极端的二国,欧洲及远东海岸的中国,现在是集合在一起了。我相信这是有命运的安排。”     

关于文明悖论的思考

自从十九世纪进化论诞生，并从生物学领域扩展到社会历史领域之后，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真诚地相信，数以百万年计的人类历史，就是社会不断发展、文化不断进步的生生不息的过程，由野蛮到文明，由愚昧到聪慧，由罪恶到善良，由痛苦到欢乐。我们正一步一步向着美好的明天迈进。在如此乐观、亢奋的情绪之中，反观2500年以前中国的一个古怪老头老子鼓吹“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复归“小国寡民”社会的古怪主张，人们显然无法理解，并且发出鄙夷的嘲笑。但是，仅仅一百年以后，不仅这种肤浅的嘲笑失去了市场，而且那位古怪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