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的理论和实践:从利维斯到威廉斯

威廉斯和利维斯的文化定义都是文化史理论,他们之间的交锋既发生于文化史理论的层面,又发生于历史书写的层面。在文化史理论的层面,"作为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超越了"作为语言运用的文化","选择性的传统"超越了"传统";在历史书写的层面,"文化扩张论"颠覆了"文化衰落论","文化参与"取代"文化质量"成为书写的线索,对报业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超越了文化批判。"共同文化"与"有机共同体"分别构成了两种文化理论的核心,其现实语境则分别为成人教育和剑桥"批评革命",理论与现实的密切关联给历史书写带来了张力。     

文化史

文化史是通史的分支,它研究今昔无文化民族的历史发展。如果我们把考古学家和人类语言学家这类专家统称为人类文化学家,那么文化史几乎总是他们研究的对象。这个定义意味着,专业史学家研究的历史同文化史学家研究的历史原     

殷商文化与河南省动漫产业的创新发展

随着经济文化的繁荣,河南省动漫产业发展迅速,但创新等方面仍显不足。将殷商文化元素融入动漫产业对于动漫创新及地方文化传播有重要意义。可考虑在剧本创作、造型设计、衍生品开发与营销等方面将殷商文化与河南省动漫产业相结合,以殷商文化推动动漫产业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使殷商文化通过动漫产品得以广泛传播。     

解析陈寅恪文化本位论

文化本位论是陈寅恪文化史观的核心,它是否有体系一直是学人争论的问题。通过研究,认为它有“文化”本位论、中国文化本位论、儒家文化本位论三个层面的含义。这三个层面所体现的从文化角度研究历史、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以及儒家文化精神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等思想,对陈氏的史学方法与信念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共产党学术史:中共文化史研究的新视野

中国共产党学术史是中共文化史和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探讨中国共产党学术史,既能深化中共文化史和中国现代学术史的研究,也能为理解中国共产党与先进文化的关系提供历史的论证和学理的依据。中国共产党学术史的研究主要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探讨作为政治团体的政党组织对促进中国现代学术转型和发展的作用;二是党的部分群体和个体成员的学术思想与中国现代学术构建之间的互动关系;三是马克思主义学派与其他学术流派之间的关系。     

《赫哲族文化史》述评

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李德洙等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开创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与文化史研究的新局面,至今仍是学术界众所乐道的热门话题。其中,黑龙江省民族史学家杨茂盛先生撰写的《赫哲文化史》可以说是,在当今文化研究的学术热流中,犹如装载着赫哲人文化瑰宝的一叶扁舟。这是一部尽可能地吸取学者们研究赫哲族文化史的最新成果,对赫哲族的族名文化史、物质文化史、社会文化史和精神文化史,全面、扼要地研究和阐述的首部专著,对于人们全面地了解赫哲族的文化源流、特点和丰富多彩的文化面貌,以及弘扬和发展赫哲族的优秀民族文化,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殷商音乐谈概

殷商音乐是殷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音乐发展的重要阶段。探讨殷商音乐的发展状况,不仅对理解殷商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有重要意义,而且对认识中国古代音乐以至文学艺术、美学思想的发展,对发展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音乐,     

晚清上海文化:一组短论

近代的上海文化,属于近代中国文化的一个特殊的侧面.它是中国的若干城市率先突破中世纪文化范式的一个表征.在近代历史的任何时期,它都不具有普适性,因为它总是超越同时期的整体意义的中国文化,但它又具有典范性,因为它总在预示中国文化的某种取向.倘若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近代上海的文化史,那末我们的陈述或者评估,也许更能恰如其分一些.就是说,我们用不着渲染它的普适性,也毋需否认它的典范性.     

略述契丹辽文化研究成果——怀念王承礼名誉会长

契丹辽文化的研究领域成果突出 ,诸如《契丹族文化史》等多部论著 ,对契丹辽文化的各个层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名誉会长王承礼先生 ,他多年来的主要研究成果是在渤海史、辽史、东北历史与考古等方面 ,辽史研究则侧重于辽代文化、宗教、礼仪习俗等方面     

五四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化发展方向的选择——兼论什么是“五四”精神

1 七十年前的五四运动,在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史上明显地树起一块界碑,它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生革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对于这个结论的科学性,学术界近年似乎产生了一种怀疑的意见。有人喜欢把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的发端推逆到本世纪初,仿佛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就开始了现代思想文化史的进程。这种见解,尽管考虑到了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运动的內在连续性,尽管考虑到了近代一些思想家在文化史上的独到贡献,尽管也注意到了把中国文化的更新与改革放     

切斯特顿随笔与共同体文化

切斯特顿随笔对共同体的关注主要体现在传统与文化断裂、思考惰性与文化危机、教育与文化愿景这三个层面。传统的存留不仅是一个凝聚着社会关注的思想焦点，也是一个事关共同体文化发展的社会问题。切斯特顿对传统的态度更多意味着一种充满辩证法的审慎与稳妥，体现了一种对既有秩序感的依恋，以及对共同体未来的文化忧思。在切斯特顿看来，思考的惰性与对进步概念的误读其核心是一种智识缺席，这种缺席不仅阻碍了社会进步，也危及了共同体文化的良性发展。切斯特顿对教育的关注不仅具有文化史研究的现实关怀，也以一种对话精神渗透着一种事关共同体文化发展的愿景思考。     

赤峰岩画初探

内蒙古东部赤峰地区近年来发现了大量岩画。做为原始艺术的一部分,它对于研究原始文化及殷商文化迁移,殷商的起源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国文化史的过去和现在

(一) 凡是关心现代中国史学的人,谁都知道中国文化史并不是近年才出现的一门新学科。尽管“文化”一词至迟在西汉晚期已经习用,但如今常说的“文化”,却是随近代“西学”输入的一个舶来概念。关于它的涵意,八十多年来歧义时出,难以确定文化史的界域。然而,有一点却是众人所见略同,即文化是一个整体,一个烙上人类实践活动的特殊印记的整体。因此,所谓文化史,便是综合考察这个整体的发展过程的历史。     

新书简讯

陈植锷副教授的专著《北宋文化史述论》出版我校国际文化交流学部副教授陈植锷博士的专著《北宋文化史述论》(列入《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最近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精印问世。该书总计45万余字,共分“时代背景”、“宋学及其发展诸阶段”、“宋学的主题及其精神”、“宋学和佛老”、“宋学和北宋其他文化层面”等5章。该书以集中反映赵宋王朝文化特色的宋学为核心,深入探讨了宋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宋学的发展及其诸阶段,揭示了宋学的主题及其议论、怀疑、批判、创造、开拓、实用和兼容,内求等基本精神,论证了宋学对佛老思想的积极吸收,并以宏大的视野论述了宋学在北宋其它文化层面——宋文、宋     

殷商时期玉石仪仗用具所反映的中原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

玉器是殷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玉石仪仗用具在其中占有显著地位。玉石质的仪仗用具借助玉石贯通天地的灵性,被赋予神威,具有象征意义。殷商王朝和周边方国的玉石仪仗用具,既显示出各自的时代和地区特色,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殷商王朝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     

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化史批判”

理论界多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史批判"等同于"唯心史观"的批判,这应是一个误解。19世纪人类学勃兴,文化多通释文明,意指特定时空中的总体社会发展形态,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习惯用法。两人对是时的"文化史"写作不甚满意多有原因,如马克思反对它们仅仅把鲁滨逊一类故事看作对现代文明的反动,怀旧与自然同在的浪漫主义倾向。但这一切并不构成对"文化史"本身的否定。结合观念和现实来写历史,特别是文化史;确认产生了特定的生产关系,并且始终在调节改进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的现实性,将最终说明观念形态的文化的生产,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文化史批判给予我们的最终启迪。     

当代小说——在历史“涡流”中裂变

本文以当代社会史,文化史为参照,对当代小说的历史逻辑作出一个简明判断。文章把五十年代作为当代小说的一个段落,着重强调了这一段落在整个历史流程中的正面的和负面的作用。文章把七十年代末以来的小说作为另一个重要段,指出它从表层多元向深层多元发展的路径。从“主流文学”的二极结构,到归于一尊的一元结构,到多元共存结构,这,便是当代小说的历史逻辑。     

评陈安仁的《中国文化史》

本文主要探讨陈安仁在《中国文化史》中所阐发、运用的“文化”概念、文化史研究理论方法及文化通史编撰形式,通过分析、评价其得失,指出其中值得今天文化史研究反思和借鉴之处,并由此强调一部好的文化通史著作应做到理念、方法、材料和文本的兼容与和谐.     

文化转向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以王笛研究成果为例的分析

西方新文化史的兴盛和文化转向的思潮对于历史学影响深远,中国的社会史研究也由此开始呈现出文化转向的潮流,王笛的著作就是文化转向下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成功实践,传统社会史向新文化史转变以及大众文化史和微观史研究的兴起,都将会是社会史研究的大转型.新文化史与其称为社会文化史,不如作为社会史研究的新范式.新文化史、大众文化史及微观史的研究取向对社会史研究具有很强的方法论启示意义,一是拓宽了社会史研究视野,二是对社会史研究中的写作方式的转变具有革命性的影响,三是带来了新史料观念,四是历史观的重大转变.但在文化转向过程中也出现一些问题,需要防范泛文化主义与历史研究的碎片化.     

解读变动时代的文化履迹——关于近代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简单反思

中国近代可以说是一个变动的时代。从千年以上的长时段思考,以共和政体取代帝制为象征的巨变既是全方位的,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相对而言,文化层面的变动更带隐而不显的特征,而"文化"一词的含义也始终没有充分的共识。近代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不妨稍宽泛地界定"文化",先对"近代中国"得出整体认识,复以会通的眼光观察具体的点滴履迹,更从细节入手去认识整体,以尽可能展现新旧中西各方面多层次互动的动态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