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时期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形式及路径

十六国时期是各民族共创中华历史进程中的关键阶段,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这一时期各民族共创中华主要有六种形式：一是相互吸纳族体;二是共同开拓疆域;三是协力发展经济;四是维系历史文化传统;五是丰富中华文化宝库;六是共育中华民族精神。各民族主要通过如下路径共创中华：一是追求“正统”与实现“一统”;二是强调“以德怀远”与“示之信义”;三是主张“迁徙胡汉”与“胡汉兼用”机制。各民族本为一家的族源认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认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是十六国时期各民族共创中华的三大认同基础。     

河朔地区胡化与汉化的两种趋向

学者每每谈论河朔地区,皆称胡化。《新唐书》作者说:“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新唐书·史孝章传》)近人倡导这一观点而且影响最大的是陈寅恪先生。他认为,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都与河朔地区的胡化有关,并直接了当地说:“当日河北社会全是胡化,非复东汉、魏晋、北朝之旧”。(《唐代政治史论述稿》第27页)这一观点,至今尚少人讨论。我认为,这种观     

论褚遂良的民族关系思想

论褚遂良的民族关系思想崔明德褚遂良是唐太宗和高宗时期的一位重要人物，曾在朝廷中历任要职。他勤奋好学，被唐太宗誉为＂博识＂之臣。在总结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经验教训基础上，褚遂良根据当时民族关系的需要，形成了以＂先华而后夷狄＂，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民族关系...     

唐对回纥“赐币十二车”质疑

《新唐书·回鹘传》卷217下,载有:崇德可汗死后,其弟曷萨特勒立,唐“遣使者册为爱登里罗汨没蜜施合毗伽昭礼可汗,赐币十二车”,其实“赐币十二车”的说法是很值得怀疑的。《旧唐书·回纥传》卷195在叙述同一件事时是这样记载的,长庆元年(公     

少数民族助唐平乱的历史考察

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终被平定下去了。在平乱中,唐朝将士的活动和人民的作用,已有人作了专题研究。但是少数民族助唐平乱的活动和作用,尚未引起史学界的重视。为了更好地了解唐与小数民族的关系,对少数民族助唐平乱的历史进行一些考察,显然是很有必要的.     

试析前秦谶言的产生及其应验

试析前秦谶言的产生及其应验崔明德谶言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神秘文化现象，前秦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出现谶言较多的时期之一。前秦的创建者苻洪和继承者苻健、苻生不仅是谶言的忠实信徒，而且也积极利用谶言达到自己的目的。前秦的名君苻坚在即位前后，把谶言作为推翻苻生的残...     

论隋唐时期的“以夷攻夷”、“以夷制夷”和“以夷治夷”

隋唐时期,在中央王期的四周有许多少数民族政权,东北主要有契丹、奚、室韦和靺鞨,西北主要有突厥、回纥、吐谷浑,西南地区主要有吐蕃、南诏,等等。由于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民族格局变化等方面原因,这些政权大都与隋唐王朝发生战争及和好关系,有的对隋唐构成了严重威胁。 中央王朝应当如何处理与其他政权之间的关系呢?不同时期的不同君臣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唐太宗曾对侍臣们说:“北狄世为寇乱,今延陀崛强,须早为之所。朕熟思之,唯有两策:选徒十万,击而虏之,灭除凶丑,百年无事,此一策也;若遂其来请,结以婚姻,缓辔羁縻,亦是三十年安静,此亦一策也。未知何者为先?”在唐太宗看来,解除北狄的威胁只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战争彻底解决问题,二是通过和亲积极羁縻。唐武宗时的宰相李德裕也对这一问题作过概括:“自古御戎只有二道:一是厚加抚慰,二是以力驱除。”由于封建史学家对战争的议论及行动,对和亲及抚慰的记载和描述很多,便给后人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战争、和亲及抚慰是隋唐王朝解决民族关系的根本途径。     

李陵·拓跋氏·黠戛斯──兼论汉唐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寻根现象和认同心态

李陵为汉代的一位名将，战败投降匈奴；拓跋氏为鲜卑族的一支，于公元３８６年建立北魏；黠戛斯为古族名，于唐太宗时归附唐朝，约于１０－１２世纪大批移至天山西部地区。从表面看来，李陵、拓跋氏和黠戛斯之间没有多少联系，但由于李陵新的婚姻、其后代的迁徙及婚姻，如同一根纽带将三者连在一起。而且通过对这些关系的考察，可以进一步分析少数民族的寻根现象和认同心态。从长远来看，寻根和认同有利于少数民族增强民族自信心，也便于与汉族沟通。     

关于王昭君的几个问题

关于王昭君出塞和亲的故事,自汉迄今,广为流传,妇孺皆知。但对历史上王昭君的本来面貌,人们不仅知之甚少,而且还有一些不当看法。本文拟就学术界对王昭君有争议的几个问题谈几点看法,请读者指正。 一、关于王昭君的籍贯问题 关于王昭君的籍贯,《后汉书·南匈奴传》说“南郡人”。文颖注解《汉书》时说她“本南郡秭归人”,(《汉书》卷9《元帝纪》)比《后汉书·南匈奴传》的记载更具体一些。但是,再具体的记载     

对两宋时期和亲理念的初步考察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绝大多数朝代都有和亲或具有和亲性质的联姻关系,只有宋明两朝没有与少数民族政权和亲。从表面来看,由于宋、明没有实行和亲,似乎使中国古代和亲历史中断了两个朝代,其实则不然。仅就宋朝而言,既有部分大臣对历史上的和亲问题作过反思与评论,又有君臣讨论如何应对辽及西夏的求亲,也有大臣就和亲问题与辽进行外交谈判。两宋时期的大臣大都借助对历史上的和亲的反思与评论而阐述自己的民族关系主张。大致说来,北宋时期的大臣对历史上的和亲大都持肯定或基本肯定的态度,而对现实的和亲则大都持反对意见;南宋时期的大臣大都对和亲持否定态度,以评论和亲而反对南宋与金议和。他们所谈论的和亲,多数指两个政权的通婚,有时也指议和。两宋时期的和亲概念,无论是其内涵还是性质,都已发生了变化,与汉唐时期和亲的概念有很大差异。所以,对两宋时期出现的和亲,切不可全部以通婚视之。宋辽之间就和亲问题的外交谈判,充分体现了当时宋朝君臣对和亲问题的认识程度。北宋之所以拒绝辽和西夏的求婚,主要在于宋朝君臣的民族偏见,他们把和亲政策与伦理道德对立起来,从体面、尊严等方面审视和亲,提出“和亲辱国”的极端看法。加之辽在开始时明确要求宋朝皇帝的女儿出嫁,进一步加重了宋朝君臣的心理负担和羞耻感。宋朝的“和亲”概念及和亲理念,丰富、发展和深化了中国传统的和亲思想,是中国古代和亲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