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杀嫂——从“萧峰杀敏”看金庸小说对传统英雄母题的继承和改造

传统"英雄杀嫂"故事多借助英雄在"酒与色"、"江湖与家庭"、"兄弟与妇人"等多元选项中做出既合乎江湖规则又合乎伦理道德的选择,以确立英雄在江湖中的地位,为此,作品往往以丑化妇人,杀死妇人作为叙事策略.金庸在借用这一故事类型的同时,也必然地沿袭了故事所传达的主题,这是作者无法自主的.金庸对这一传统母题的创造性改造主要表现在叙事时空的安排上.     

牛郎织女研究批评

国内的牛郎织女研究大约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纵观八十余年学术史中的120余篇论文,大多乏善可陈,其种种流弊,折射出整个人文科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不尊重前人研究成果、二手三手材料的反复转用、不合逻辑的材料堆砌、牵强附会,乃至重复操作、以讹传讹,都在牛郎织女研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从目前的资源储备与研究范式看,至少在牛郎织女研究领域,传统的历时研究已经陷入困境,资料匮乏,明显不足以支持更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因此,实地的田野调查与活形态的共时研究就有了别开生面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体现为新材料的进入,也体现为研究范式的转换。     

早期民俗学者的田野考察及其方法探索

田野考察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方法,是近现代以来的人文现象。本文通过追述20世纪早期民俗学者的田野考察活动及其方法论探索,以及他们的困惑、遭遇、成败得失等等。本文试图探讨:一种新兴的学术方法是如何在自觉意识的指导下,经由“田野意识———追求数量———寻求规范”的有趣实践,从而成为一个学科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     

大陆新武侠与武侠小说的民间性

体现在武侠小说中的民间智慧与欢乐精神,是衡量这一文类创作成功与否的突出指标.而武侠小说乃至所有通俗小说的情节模式,是特定边界与特定规则前提下的优化选择.实际创作中的"自由创造",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有限变异".     

多学科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笔谈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研究的重大议题。这一议题内涵丰富,兼具学理性和实践性,意义深远而又充满挑战性。这方面的研究涉及面广,纵横交错,往往因时因地而异,可谓机理玄妙,非有一个多学科学术共同体通力合作、长期跟踪、潜心钻研而不得将其研究透彻。学科是对于人类知识体系的划分,而现实社会是一个系统性的整体,许多问题的解决需要综合运用多种学科的知识来实现。多学科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可将主题置于更为系统宏阔的学术视野,避免单一学科的诸多局限。多学科交叉融合能为学术进取提供强劲动力,有效的融会贯通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理论突破和实践创新。学科融合也是新文科理念的要义所在,以问题为中心,各学科围绕问题通力合作,互学互鉴,在交叉融合中守正创新。要而言之,加强、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从打造学术共同体走起。为此,严庆教授创意策划,本刊邀请多学科专家参与主题笔谈,并设专题栏目,以期实现星光交彻,集聚智慧,凝聚共识。     

金庸小说的对照法则与蒙古想象——以《射雕英雄传》郭靖英雄形象的塑造为例

金庸在《射雕英雄传》一书中,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蒙古人生性质朴,敬重英雄好汉”的理想品质,但是,这些蒙古想象并不出自金庸对于蒙古文化以及蒙古生活的现实了解。金庸的蒙古想象更多地是出于郭靖的英雄形象塑造之需要。因为需要塑造英雄形象,所以需要有各种陪衬形象来完成这一塑造,于是,有了各种对照人物的出现。同样,因为需要塑造英雄,所以需要有适合英雄品质生长的土壤。金庸选择了蒙古作为英雄生成的土壤,自然也就只能按照英雄的生长条件对于这一土壤的要求来对蒙古进行艺术想象。可见,《射雕英雄传》中的蒙古想象,主要是出于结构的需要,而不是对于现实的临摹。     

山寨概念的价值转换

刚才白烨老师已经说到,所谓的山寨文化至今还在发展变动之中,我们要对山寨文化下一个定义还为时过早.我现在要做的,只是追溯一下它已有的源流和变迁.     

在生死线上打捞欢乐——评程文超《打捞欢乐的碎片》

一2005年3月5日,广州连日冷雨,下午好不容易有一抹阳光打在窗前。我的心情,却不与阳光同在。我一直流着泪,断断续续地读着程文超老师的遗著《打捞欢乐的碎片》(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书,我还没有读完。泪水没干的时候,我就坐在电脑前敲打着这篇文章的标题。标题不用花我的脑筋,都是从程老师自己的文字中摘出来的。我无法把它写成一篇纯粹的书评,保证做到什么客观性、科学性,因为我知道自己做不到。我有太深的感情寄托,我将用泪水来记录我的最真实的思绪。书中有些篇章是我过去就已经读过的。我喜欢程老师的文字,俏皮风趣,充满灵气,他…     

学术运动对于常规科学的负面影响——兼谈民俗学家在非遗保护运动中的学术担当

民俗学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的主要学术力量,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家"多数由民俗学者变身而来。民俗学者们普遍认为,参与非遗保护运动是民俗学不可推卸的社会职责和学术职责,同时也是一次新的历史机遇。可是,作为一门常规科学,民俗学的处境却显得非常尴尬:学术与时政的结盟必然导致学术独立性的丧失;常规研究的停滞也将进一步削弱民俗学在整个学术格局中的学科地位;对基础研究以及既有范式的放弃必将导致民俗研究后继乏力;而一旦非遗保护运动落幕,久违了常规研究的民俗学家们必将进退两难。     

钟敬文与中山大学民俗学会

自 1 92 7年始 ,钟敬文与顾颉刚等一批早期民俗学者在中山大学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民俗学会。他们大量印行书刊 ,进行民俗调查 ,设立风俗博物馆 ,开设民俗学传习班 ,广造声势 ,使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确立。本文力求通过对钟敬文当时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复述 ,重现一个执着于民俗学事业的青年学者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