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第安人服用致幻植物的风习

神圣的蘑菇在美洲大陆的土著居民中,常常可以看到巫师在仿拟神灵作法时,有食用致幻植物的习惯。例如,墨西哥东部瓦哈卡州的马萨特克人在诊断和治疗疾病时,就食用吃后即产生幻觉的种种蘑菇。有的考察报告指出,在这种治疗仪式中,巫师在毒蘑菇的作用下所说的话,被认为是这种蘑菇说的话。他们对这种蘑菇怀有崇拜的心理。     

清人上海竹枝词透露的近代化气息

上海是近世中国较早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窗口，是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具有先行性的典型性的新兴都市。考察上海近世以来的社会巨变，可以将清人上海竹枝词作为一种文化标本。这些诗作，大多以平直的风格记录了上海当时的民俗文化和社会风景，不仅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直接的史料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面对近代化潮流的复杂心态。     

汉末政治风暴与“处士”的文化表现

汉末社会的激烈动荡中,处士作为"党人"的对照,在历史记忆中保留了鲜明的文化形象。这一情形,可以看作儒学群体分流的迹象之一。与激进的"党人"不同,"处士"对政治取全面回避的态度,坚守平民立场,以纯正的在野方式始终保持和执政者的距离,始终不与当权者合作,不为最高执政集团服务,表现出"崛然独立"的风格。历史文献称他们彻底的"独立"意识的表现为"绝迹"。他们与"党锢之祸"受害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消极倾向,研究者也有探索其心理背景的必要。后世对汉末"处士"的评价各有褒贬,亦表现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人等、不同文化倾向的差异。     

汉代河西的"茭"--汉代植被史考察札记

汉代河西简牍资料中所见"茭",当是指饲草."茭",其实接近于"髍".居延汉简所见"大司农茭"或"大农茭",似可说明河西地区有数量可观的生长"茭草"的土地,在规划中即将辟为农田.了解居延士兵有以"除陈茭地"为任务的劳作内容,对于我们认识当时河西地区自然植被状况因人为因素改变的情形,也是有益的.河西汉简除"伐茭"外,又有关于"伐苇"和"伐蒲"的内容."苇"和"蒲"都是水生草本植物."伐苇"数量一例竟然多至"五千五百廿束",可以作为反映居延地区植被和水资源状况的重要信息.居延汉简又可见"伐慈其"、"艾慈其"事."慈其"并非"食用菜类",其实也是饲草.     

两汉时期“梁宋”地区的商路

两汉时期“梁宋”地区在全国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一地区有自早期商业兴起时形成的传统 ,交通条件的优势也形成了便利商运的经济地理基础。司马迁“洛阳……南贾梁、楚”和“陶、睢阳亦一都会也”的说法 ,反映了“梁宋”地区与“在于土中”的洛阳和有“天下之中”地位的陶之间 ,有特殊的经济地理关系。在两汉时期 ,连接“陶”、“洛阳”和“梁宋”形成的三角地区 ,是全国经济生活的重心地区。这一地区的商业活动相当活跃。“梁宋”地区的商路 ,在全国商业网络中是运营繁忙的主要干线     

清人竹枝词所见女军史料研究(下)

文章归纳研究了清人竹枝词中有关女性参加军事生活的史料,从一个侧面探讨了古代女性在军事斗争中的地位与作用。     

“度九山”:夏禹传说的农耕开发史解读

夏禹的功业 ,据说开辟了黄河流域迈向文明的道路。而“决江浚河”、“疏河决江”一类传说 ,其实多有夸张。当时农业的进步 ,可能主要体现于山地农田的垦辟。人们离开河滨 ,走向山林 ,避免了洪水的威胁 ,也开拓了更广阔的经济发展空间。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 ,凿井技术的发明有重要的意义     

西汉长安的“胡巫”

西汉时期，有出身北方少数民族的巫者，即所谓“胡巫”，曾经高踞接近王朝统治中枢的地位，进行过活跃的文化表演。他们的活动，反映了当时各民族文化交汇的时代趋势。他们的宗教实践，曾经对国家的政治走向和民间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值得重视的影响。分析这一现象，不仅有助于了解西汉时期的民族关系，认识西汉帝国的民族政策，对于理解双文化的多源的特质和复杂的构成，也有一定的意义。本文试就西汉长安“胡巫”的存在和文化影响进行讨论，指出甚至在以往认为汉文化正统内容的皇家祭于巳札仪中，也能够由此发现可以溯源于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基因。本文还指出，“胡巫”作为“巫蛊之祸”这一政治变局中的重要角色，在思想文化史上写下了具有神秘主义特征的外来文化因素通过介入上层权争，显著影响汉文化主体的引人汪目的一页。     

“汉三颂”交通工程技术史料丛说

"汉三颂"不仅语词华美,笔力雄逸,文字亦包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其中有关当时交通工程的历史资料,尤其珍贵。考察其中有关内容,可以深化对当时交通建设景况的理解,若干交通道路修造技术的方式,也更为明朗。当时交通工程的组织和管理形式,也可以通过与其他资料的比照,获得有以说明的条件。     

西汉长安居民的生存空间

有关西汉长安居民户口的数量,《汉书.地理志上》提供的数据是“户八万八百,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有学者以为户均3口的数字偏低,若每户以5口计算,当在40万以上,再把皇族、士兵、僮仆等计算在内,全城人口当在50万左右。或说“西汉长安城在鼎盛期的实际人口数可能远远不止五十万。”有的学者根据关东漕运至长安的粮食数量,估算可以养活46万人。有的学者则就其计算方式提出异议。论者认为,“汉代城市中有不少农民。大城市中农民比较少,但也不是没有。”以为长安城中居民有在城外耕作的农民的说法,尚需提出充分的论据。以考古数据与文献记载相结合,我们可以较为真切地认识西汉长安居民的生存状况。元康四年“诏复家”时居于关中的“亡国”“列侯”家族成员,有长安40例。分析相关现象,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西汉长安居民人口控制的政策。西汉长安城内有限的平民居地集中“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以当时的居住习惯判断,生存空间十分狭小。然而通过“乡”的设置,推想有部分长安户籍资料统计的民众居住在城外的可能。而长安大都市功能的实现,又因诸陵邑的作用而有以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