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统一局面的再认识

秦始皇时代实现统一,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后人称之为“六王毕,四海一”,“六王失国四海归”.其实,秦始皇实现的统一,并不仅仅限于对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控制,亦包括向北河的军事拓进以及征服岭南之后南海等郡的设置.而秦帝国版图的规模,于是也远远超越了秦本土与“六王”故地.《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西北斥逐匈奴”与“略取陸梁地”事,系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然而据《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及《秦始皇本纪》在二十六年(前221)记述中已言“南至北向户”,二十八年(前219)琅邪刻石有“皇帝之土,……南尽北户”语,可知这两个方向的拓进在兼并六国后随即开始.秦始皇的政治志向和秦人的进取精神,因此可以得到更深刻的理解.后人对于秦统一后来能及时进行政策转变导致灭亡的批评,也可以在这一认识的基点上作新的分析.     

里耶秦简“捕羽”的消费主题

里耶秦简所见"捕鸟"、"捕羽"、"捕鸟及羽"简文,提供了可以反映秦时生态条件以及以猎捕禽鸟为形式的社会生产活动的重要信息。"买羽"、"买白翰羽"、"卖白翰羽"简文,说明鸟羽的消费需求以及"羽"进入市场的情形。除了制作"翭"以供应军国之用外,以鸟羽作装饰材料体现楚地传统风习,亦曾影响中原社会生活的情形更应当受到关注。在统一的秦帝国的赋役体系中,也许"羽赋"的征收,最重要的消费主题是用以满足追求富丽秀华的装饰需求。     

秦汉时期法家的命运

法家学说经历战国时期数次政治试验 ,在秦国获得成功。秦王朝统治时期 ,法家理论得以全面实践。秦的短促覆亡 ,使得政界和学界都特别看重法家学说的负面影响。然而从出土文献资料看 ,在汉初标榜黄老“无为”政治的另一面 ,又体现出对秦代法制的继承。汉武帝时代儒学地位空前上升 ,但是法家理论依然发挥着一定的影响。汉宣帝所谓“本以霸王道杂之” ,就反映了这样的影响。东汉末年 ,法家学说的文化地位在一定意义上又得以重新上升。     

匈奴“僮仆都尉”考

在汉王朝对西域实施有效控制之前,匈奴势力对这一地区有显著的影响。这就是所谓"西域诸国"皆役属匈奴"的时代。《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记载:"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僮仆都尉"是汉文义译匈奴官职特例之一。分析"僮仆"取义以及"僮仆都尉"居地和"僮仆都尉"设置的时段特征,对于理解和说明这一阶段的西域史和匈奴史,是有意义的。     

秦汉"酒徒"散论

"酒徒"称谓可能最初出现于战国阶段,而秦汉时期以"酒徒"自称者曾经有突出的历史表现.如<史记>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记述"高阳酒徒"郦食其故事最为著名.<汉书>记述郦食其自称"狂生".所谓"狂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作<史记>"酒徒"的一种解说.司马迁笔下记录的酒宴场面,可见反映"酒徒"生活的具体情状.秦汉时期"酒徒"的社会形象,似乎并不光彩.<论衡>说"酒徒非圣人",<潜夫论>亦批评"酒徒无行之人".<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可见"宿猾、酒徒、戏客"并列,"酒徒"身份与"不义""不轨"行为相联系.孔融有关"郦生以高阳酒徒,著功于汉"的说法,则提示了汉末又一次面临乱世时,开明士人对"酒徒"评价的微妙变化.而魏晋之际名士好酒风习一时盛行,或许也可以理解为这样的历史文化脉流的延续. ".所谓"狂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作<史记>"酒徒"的一种解说.司马迁笔下记录的酒宴场面,可见反映"酒徒"生活的具体情状.秦汉时期"酒徒"的社会形象,似乎并不光彩.<论衡>说"酒徒非圣人",<潜夫论>亦批评"酒徒无行之人".<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可见"宿猾、酒徒、戏客"并列,"酒徒"身份与"不义""不轨"行为相联系.孔融 关"郦生以高阳酒徒,著功于汉"的说法,则提示了汉末又一次面临乱世时,开明士人对"酒徒"评价的微妙变化.而魏晋之际名士好酒风习一时盛行,或许也可以理解为这样的历史文化脉流的延续.     

岭南移民与汉文化的扩张——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的综合考察

秦征服岭南,确定了统一帝国南境超越楚人控制区的版图规模.然而,秦末至西汉前期又曾经出现割据政权.岭南地区秦汉考古资料多有体现中原文化元素遗存的发现,相关历史文献也明确记录了汉王朝对南越、西瓯地方的强力征服和成功管理.这一历史过程表现的汉文化的向南扩张,是以北方移民的大规模迁入为重要条件的.以元始二年(2)和永和五年(140)户口数比较,岭南七郡户口,增长率分别为户144.8%、口100.8%.当时的全国户口则呈现出负增长的趋势(户-20.7%、口-17.5%).据有关记载,建武年间,交阯郡"西于一县,户已有三万二千".但是,永和五年文化中枢地区三辅郡级行政区的户数,京兆尹不过5.3万,左冯翊不过3.7万,右扶风不过1.7万.自秦代直至三国时期的北方向岭南的移民运动,得到中原王朝出于强化行政控制动机的积极倡导,而移民高潮的真正形成,却是在西汉末年以及东汉末年王朝政治影响力衰微的时期.实现汉文化向岭南扩张这一历史进程的主要动力,并非汉王朝最高执政集团的积极策划、中原将士的军事远征或者地方长官的行政实践,而是千千万万普通流徙民众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大量农耕劳动者将北方田作经验和生产工具乃至日常礼俗带到岭南地区.下层文人的流入,也促成了岭南地区文化的进步.岭南移民运动的发生,有北方灾荒频繁和战乱危害的因素,而气候的变迁也是不宜忽视的原因之一.     

河西出土汉代纺织品的色彩与丝路史的关系

汉武帝时期列置河西四郡,打通西域道路之后,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意义更为显著。对于汉代丝路贸易具体方式的考察,限于资料缺乏,推进颇有难度。结合出土汉简资料与遗址发掘收获了解河西地区民间市场的中原织品,可以增进对于当时丝绸之路经济与文化功能的认识。中原制作染色织品史称“缯采”或“采缯”,服务于上层社会,也通过贸易等方式,满足外域需求。士卒贳卖衣物,是汉代中原织品流向河西的特殊形式。出土汉简简文与汉代遗址发掘获得的实物资料可以证实相关现象。通过烽燧遗址考古发掘出土色彩多样的纺织品,对照汉代制度“公主、贵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锦绮罗縠缯,采十二色”与“特进、列侯以上锦缯,采十二色”等制度规定,可以推知这些多彩的纺织业产品不大可能为戍卒自己使用,而具有贩运“远国”的商品的性质。汉简所见河西军人服用多为“皁”“白”色衣物,也证实了这一点。而西汉南洋航路也有“杂缯”输出的明确记载。相关现象也可以说明汉代纺织生产的水准,以及当时社会的审美意识。而西来毛织品多种色彩的发现,也可以增进我们对丝绸之路贸易实际情形的认识。     

前张骞的丝绸之路与西域史的匈奴时代

在张骞"凿空"之前,被后人称为"丝绸之路"的东西通道已经发挥着促进文化沟通、文化交流、文化融汇的作用。匈奴强盛时期,曾经控制西域地方。对西域的经济掠夺,包括商业利润的获得。对于分夺商业利润的利益追求,可能会促使匈奴在西域的军事行政势力对商贸采取支持和鼓励的政策。而长期以来西域"商胡""贾胡"的活跃,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匈奴控制时期西域地方以及整个丝绸之路交通体系的商业形势。     

战国秦汉即墨形势的海洋地理学分析

即墨与临淄、平陆曾经并称"三齐"。战国秦汉人言齐地资源与经济实力,有"东有琅邪、即墨之饶"的说法。就此有"二地近海,财用之所出"的解释。即墨"实表东海",是依托海洋条件取得"三齐"形胜的地位的。即墨的优越地位和特殊形势,体现出齐人海洋开发的成就。     

文身的意义和特点

一、马克萨斯人的文身文身,英语称作“tattoo”,法语称作“ta-touage”,都源自波利尼西亚语——准确地说,即塔希提语的“tatau”。白种人的文身是欧洲人与太平洋的居民接触后模仿的当地习俗之一。实际上,波利尼西亚人是世界仅有的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