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表新论

刘表（14－208），字景升，山阳高平（今山东鱼台县）人，是刘汉皇室的后裔。他少年时代曾随同郡经学家王畅求学，深受儒家学说的熏陶。刘表成长之时，正值东汉王朝政治衰败的本世。当时皇权腐败，士大夫集团与宦官势力间的斗争十分激烈。在土大夫人物看来，当时社会最大的危机就在于宦官专权；所调整肃政策，就是要铲除宦官势力，以挽救统治危机。为此，全大夫社会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宦斗争风潮。他们“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责执”，以致“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①。据《后汉书．党铜传序》描述这一风气…     

论刘牢之

本文基于对东晋后期社会变革的宏观把握,系统地评述了作为低级士族阶层崛起过程中的第一位代表人物——刘牢之一生的重要事迹,并重点剖析其成败得失的时代与个人的原因。文章认为东晋中期北府兵的建立和强大,使刘牢之等低级士族人物在高门士族蜕化过程中逐渐控制了军事大权,成为东晋后期决定性的政治、军事力量。但在其不断壮大的趋势中,由于精神素质的缺陷,刘牢之却可悲地成为历史的殉葬品。     

关于南唐的统一方略及其流产

唐宋之间,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日渐南移及诸多割据政权的兴起,南方地区在全国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与影响得到了相应的提高与扩大。基于这一宏观把握,本文较系统地论述了南唐政权在五代后期统一进程中的具体活动,以为南店先主统一方略的制定与中主对南方诸地的规划标志着这一进程的开始,从而给所谓当时南方地区的“政治自觉”这一论题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证明。     

论蜀汉之学术文化风尚

蜀汉统治者刘备、诸葛亮等皆出自寒门 ,在思想文化上儒、法诸家并蓄 ,表现出“驳杂”的特点。立国后 ,他们治国重法术 ,学术上尚能重儒 ,借儒者以完善典制、推广教育。蜀汉侨寓学者多习古文经学 ,给蜀地带来了新风尚 ;本土人士虽仍多因循今文经学 ,但在外来学风的影响下 ,正逐渐发生变化。     

略论南唐烈祖李昪

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历史舞台上,李昪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但以往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笔者尽力检索了有关的历史资料,组成此文,以企对李昪的重要历史事迹做一系统的评介,不当之处,恳请教正。一南唐烈祖李昪(888——943),字正伦,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人。据载,其出身微贱,六岁丧父,后流落淮西濠州一带避难,为唐淮南节度使杨行密的重将徐温收为养子,取名徐知誥。徐温是杨吴政权中卓有才识的人物,李昪生活在他的身边,不免受到一些言传身教的薰陶。十多岁时,徐温就让他总管家务,有意识地培养他的组织能力,后随徐温参加政治活动。到912年,年     

论西晋上流社会的纵欲风气

纵观中国历史,象西晋上流社会那样自始至终沉湎于奢靡风气之中,公开地纵欲享乐,这是罕有其比的。本文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具体地描述一下这一现象,进而揭示它的社会影响和历史根源。一所谓西晋上流社会,是指以高门士族为主体,包括皇族宗室、后妃外戚和其它达官显贵在内的特权阶层,他们是当时大地主阶级的代表。西晋时     

论东晋孝武帝、司马道子之重用宗室、寒士与寒人

由于高门士族的衰弱,东晋孝武帝时期一度皇权强化。为巩固皇族的执政地位,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不断起用宗室人物、士族社会中门第较低的儒学寒士,甚至大力拔擢门寒地微的寒人。以上几类政治群体,对皇权具有一定依赖性,而对高门势族则有抵触,特别是社会基础薄弱的寒人,他们甘于充当皇权与皇族的政治附庸与工具,肆意攻击士族,加剧了皇族的乱政。新的政治势力与群体的出现及其相关政治举措,预示着晋宋之际社会变革的某些趋向,成为南朝政治的先声。     

论东晋南朝琅邪颜氏代表人物的政治行迹及其门风特征

作为魏晋以来的典型"小族",琅邪颜氏家族人物主要以学术文化显名,其政治地位并不显赫,但在中古政治、社会变化的关键时刻,尤其是两晋之交和晋宋之际,琅邪颜氏家族人物在政治上则较为活跃.两晋之际,颜含先后依附司马越和司马睿,使其家族得以顺利南迁江左,政治地位得以提升;晋宋之际,颜延之一度积极进取.体现了皇权政治恢复时士族社会的政治诉求;颜竣、颜师伯则处在南朝皇权专治局势下,其荣辱存亡取决于帝王的意愿.琅邪颜氏家族相关人物的政治活动和处境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晋南朝以来士族门阀政治势力和皇权之间的消长变化.     

南北朝后期及隋唐之际入北之萧梁皇族人物及其文化业绩

自北魏、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至隋唐之际,伴随着江左士人北徙的时代大潮,数十年间,萧梁皇族人物也间有北迁者,从而在北方诸政权中形成了萧梁皇族士人群体。萧梁皇族子弟多具有较高的学术文化修养,致力于学术文化活动,从而推动了当时南学北输的进程,对南北文化的深入交融与整合具有深远的影响。     

东晋时期对玄化任诞士风的反省与批判思潮

鉴于西晋“清谈误国”的深刻教训,反省和批判玄化士风及其社会危害成为东晋时期一种或隐或显的时代思潮。其中既有门阀士族社会朝廷当轴执政者和地方军政人物对玄化风气的指责和矫正;也有出自寒门阶层、崇尚刑名法术的文吏之士对“清谈误国”的抗议,表现出强烈的务实作风;更多的则是一些崇尚儒学的思想人物对玄学流行有损儒家礼法制度的激烈批判。这种反省与批评思潮,就时间段而言,虽贯穿于东晋一代,但以东晋前期最为集中。就思想倾向而言,虽有高级士族阶层玄化名士,但以崇奉儒学和刑名的思想人物为多。就侨人与南人的分别而言,南人不仅所占比例颇高,而且言论激烈。这些特点,都是由当时社会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同时东晋时期的主流士风仍然趋于玄化,这也决定了这一反省与批判思潮在社会影响方面的诸多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