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的贤能政治论及其政制史研究的典范意义

钱穆先生针对中国近代以来主流学界的“专制政治论”展开了从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哲学等诸多层面的反驳与论证，其中的政治学论述集中于作为政制史研究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以及作为宪制时评集的《政学私言》，其基本目标在于建构一种有别于又可适当兼容西方民主政治的贤能政治学。《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展现了钱穆对一种类似于剑桥学派之“历史情境主义”的方法论自觉，通过区分“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以及确立政制研究的“七步法”而典范体现于该著作关于汉、唐、宋、明、清的政制个案研究，得出了中国古代政治的“非专制论”，并对中国新政治的建构提出若干建议。《政学私言》代表了1945年前后民国制宪过程中相对缺席之儒家立场，从传统政治论角度对五权宪法给予肯定和支持，并从宪制的多重制度层面提出契合于传统政治原理的意见和方案。钱穆的贤能政治学对中国当代政治学及政治制度研究产生了某种典范影响，贝淡宁的“贤能政治论”以社会科学方法推进了钱穆政治学基本命题的当代展开。中国传统政治对当代政治乃至于全球治理的可能贡献，恰恰在于在一个“民主民粹化”的失序时代重建最低限度的“美德—贤能政治”。     

“一国两制”的国家理性——评梁美芬《香港基本法：从理论到实践》

香港是中西文明冲突的独特产物，香港基本法是“一国两制”与中国国际化的独特宪制安排。“一国两制”内含丰富的国家理性，其宪制目标不限于香港本身的繁荣稳定和高度自治，亦包含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高位诉求。香港回归20年来，“一国两制”的内在冲突，显示的正是两种制度的文化冲突与价值博弈，但在国家发展与法治进步条件下也展现出国家整合的明确取向与路径。依法治港日益成为“一国两制”实践的最大共识。梁美芬博士的《香港基本法》一书即诞生于这一错综复杂的历史时段，以具有内地经历的香港法律人视角展现作为混合法的香港基本法之历史、现状和演变趋势，呈现香港基本法实施的主要宪制争议和制度细节，努力解释和沟通普通法与大陆法传统之间的法理差异和冲突。“一国两制”首先是国家制度实验，在香港面临某种结构性转型的发展难题，需要国家责任更加明确的确认与承担以及香港社会的共识凝聚与合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典范建构：中国-东盟关系新论

以中国-东盟关系为主线之一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治理秩序探索的一种典范建构。中国-东盟有着长期的历史文化渊源，有着区别于一般国际关系规范的亲缘性和历史认同基础，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该区域典范建构的关键基础。但东南亚区域也是西方近代殖民史和后殖民控制史的重要承载区域，西方文化和制度霸权仍有强势影响，民主全球化与西方经贸网络仍有支配性和整合性优势。这些西方殖民遗产和影响机制主要服务于西方霸权利益及政治经济的具体利益，甚至作为遏制中国影响力以及中国-东盟重建紧密互动关系的对抗性工具。就中国国家利益和东南亚区域整体利益而言，紧密的历史文化渊源、不断扩展的纵深经贸关系、不断推进的区域安全合作网络以及中国市场和中国“一带一路”的整体吸引力，正在推动东南亚区域的“东方式回归”。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赋予这一切发展趋势和未来愿景以坚实的哲学基础和共同价值观根基，并引导东南亚国家和中国之间建立有别于西方霸权文化和经济宰制体系的和平发展新范式。对东盟体系及其内部的分层化和治理复杂性也需要强化国别区域范畴的精准化研究和知识储备，并在法律体系上增强风险识别和应对能力。将中国-东盟关系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典范建构，是中国打破西方“印太战略”围堵和战略竞争隔离、建构区域和平发展新秩序的重要战略杠杆，符合民族复兴的大局观和战略整体要求，且有着广阔的实践空间和光明前景。     

新君主制与中立性权力——评贡斯当《适用于所有代议制政府的政治原则》中的政体设计

贡斯当以“自由古今”的历史社会类型学启发了伯林的自由概念，为自由主义建构核心范畴提供了基础性支撑。贡斯当的贡献不限于此，其关于政体设计的“秩序理论”同样影响深远。面对法国大革命带来的秩序重建难题，贡斯当提出了“中立性君主”学说，设计了法国式的君主立宪制模式，在理论上期待一场法国式的“光荣革命”。这一设计具有“复合代表制”的理性内涵，是传统君主制与分权式共和制的合理整合。这一思路启发了19世纪下半期欧洲的国家学说，并在20世纪初引导施米特建构了总统护宪理论，同时间接影响了凯尔森关于违宪审查权的结构性思考。贡斯当的“复合代表制”理论对于中国的政体结构完善具有积极的思想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