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性与乡土性的融合与衍进──香港小说艺术论之一

本文认为香港文学的都市性与乡土性的特征都是较为明显的，７０年代以来的香港文学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其乡土性逐渐削弱、淡化，而实际上却是融入到其都市性之中去了。     

以傅雷为代表的早期张爱玲研究

改革开放前,各种《中国现代文学史》均只字不提张爱玲,美国夏志清先生的张爱玲研究也并非源头,早在上海＂孤岛＂时期,已出现了第一批研究张爱玲的学者,其中以傅雷为代表。早期的张爱玲研究肯定了张爱玲小说的成就和文学地位,为重新审视张爱玲奠定了基础。     

周作人附逆期间散文论略

周作人自1939年担任伪北大图书馆馆长起至1945年“八·一五”日寇无条件投降时止,六年附逆期间共创作散文430余篇.在周作人及其散文研究中存在两种倾向：一是为着彰显周作人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突出贡献,而有意回避或淡化周氏附逆期间诸多散文所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与错误;二是既已认定周作人是汉奸,曾为日本法西斯及汉奸汪精卫之流歌功颂德,就对周氏文学思想、散文创作不加分析地一笔勾销.当下第一种倾向尤为严重.本文依据知人论世、知世论文原则,将周氏附逆期间散文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对象,既实事求是地揭露周文的主要问题与错误,又对部分佳作予以肯定性评析,从而展示出它们与周氏其他人生阶段散文的不同特点.     

“奇”从何来?——白先勇小说艺术

作者认为，从思想倾向上说，白先勇是一位悲剧艺术家，从他的某些作品中看出，他继承的，正是“五四”文学乃至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的悲剧传统；白先勇在运用西方现代派的手法、技巧上，不是顶礼膜拜，而是一种为我所用、“拿来主义”的借鉴与吸收。作者运用大量的作品，分析、展示了白先勇小说的“奇”，并认为他融传统、现代于一炉的艺术经验是很值得人们重视的。     

几部李商隐传评析

在新旧唐书里,李商隐是“无特操,恃才诡激”、“忘家思,放利偷合”之人,然而,真实情况如何呢？这成为中国文学史研究中一个重要课题。自1970-1990年代,台北、内地、香港先后出版社五部李商隐传,正是对这一重要课题的回答。依据出版先后,这五部传记分别是：①刘维崇《李商隐评传》（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②杨柳《李商隐评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③钟铭钧《李商隐诗传》（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1985年易名为《李商隐传》,作者亦易名为董明钧）④董乃斌《李商隐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⑤梁锡华《李商隐哀传》（香港香江出版公司1993年版）。五部传记,按写作特色,可分为三类：刘著、杨著、董著为评传类;钟著为诗传类;梁著则为历史传记小说类。     

关于《袁良骏学术论争集》

《袁良骏学术论争集》不是“骂人文选”,鲁迅那样尖锐指斥“婊子”或“叭儿”的妙文都不构成“骂人文选”,我们这些学术论争文章,“距离”骂人文选”,何啻十万八千里之遥。《袁良骏学术论争集》涉及的问题甚多,冒犯的权威甚众,但率性而谈,不计利害,体现了论者对学术争鸣的见解和追求。“五四”文学革命中各抒己见、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是编辑、出版《袁良骏学术论争集》的强大动力。     

周作人与“贰臣”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因其出任日伪官职而被斥为汉奸,但并非历史上的"贰臣"形象。对周作人汉奸罪的研究,令人很自然地联想到中国历朝历代的那些"贰臣",以及某些朝代专为"贰臣"而立的"贰臣传"。广义说来,周作人自然有资格进入"贰臣传",但如严格一点,则周作人并非"贰臣"。"贰臣"也好,"附逆"也罢,都不是什么理论问题,而是一种社会实践,或曰"行为艺术"。每个"贰臣"的出现,都有他自己独特的原因和背景,需要作出具体的认定和分析。"贰臣"现象的出现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本朝的昏庸腐败、封建礼教、"大汉族主义"等都有关系。     

就《香港小说史》（第一卷）敬答范伯群先生

就《香港小说史》(第一卷)敬答范伯群先生:1、《香港小说史》的著者在该书以及其他文章中,对金庸的评价具有一致性、连续性;2、"通俗文学"、"严肃文学"的划分并不科学,要逐步扬弃这两个概念;3、因论述范围所限,黄小配等人的章回小说未能涉及,拟在第二卷中加一个附录对其作专论,以资弥补;4、著作在资料工作方面主要有清理香港小说的资料状况和发展脉络、以及发掘被遗忘杂志的成绩,而遗憾也有不少。     

鲁迅思想“完成”说质疑

在鲁迅思想发展问题的研究上,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完成”说。除了姚文元、石一歌之流对鲁迅思想的诬蔑需作专门批判外,在人民内部,计有:(1),一九三○年“完成”说。此说主张鲁迅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前后世界观发生质变,经过二七、二八、二九将近三年的过渡期,一九三○年初转变“完成”,鲁迅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列主义者。(2)、一九二八年下半年“完成”说。此说亦主张鲁迅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前后世界观发生质变,经过二八年上半年和创造社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于二八年下半年转变“完成”。(3)、一九二七年     

鲁迅思想研究的深化

建国以后,人们对鲁迅思想发展道路的认识。本来已经取得了浙趋一致的意见。但是,由于“文革”中极“左”思潮的泛滥,这一问题又变得复杂起来。加之一些重要佚文(如《沪宁克复的那一边》)的发现,也要求人们对鲁迅的思想发展做进一步的清理和认识。适应这种要求,唐弢、林非、陆耀东、李永寿、袁良骏等都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在此基础上,随着人们的思想解放,鲁迅思想研究的角度和领域空前扩大,形成了多侧面、全方位的研究特点。这里提及的是具有代表性的三部深化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