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二重性与农民生育决策：社会人口学的解析

本文从社会人口学角度，剖析了社区因素对农民生育决策的影响方式与途径。农村社区事实上叠加着两个层面的含义；偏于传统性的“日常生活世界”层面和偏于现代性的“系统生活世界”层面。前者不但使得“生男”成为农民生育决策的核心，而且在时间上也倾向于“早生”；后者，社区的社会一经济状况（集体化程度与工业化水平）与社区的行政组织状况（社区政府控制力与社区秩序），是影响农民生育决策的最主要的因素。     

三极AGS恒压器系统及其备择方案的分析

本文给出了三极AGS恒压器系统及其备择方案并加以评述,指出了它们在器件选用时应注意的主要问题。其中,重点描述了VCCS恒压器并分析了它的频率特性。本文的论述对检测系统的设计具有参考价值。     

农民的生育需求

为了实现对农村人口的有效控制,关于农民为什么要生育的解释是一种前提性认识。已有的解释如“效用最大化”、“风险最小化”以及“社会—文化”等解释均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一些局限。作者从人不仅是“经济人”、“社会人”,也有对于终极价值追求的认识出发提出,农民的生育需求是一个有着一定内在层次组合的结构化动机体系,如果循着由抽象到具体、由内隐到外显的顺序,它们依次为终极意义需求、情感需求、继嗣需求、社会性需求、生存性需求。篇末,作者还就工业化引起的农村社会变迁对这些需求的作用进行了讨论。     

亲子关系中的代际倾斜与农民生育观念——浙东越村的社会人类学研究

本文通过在浙东越村的社会人类学实地研究,首次指出了农民亲子关系中明显与“反馈模式”并存的“代际倾斜”现象,说明他们生养孩子,并不全然是基于市场理性的行为,由此揭示出他们的生育观念:生育作为生命逻辑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是他们此生不可推卸的生命任务,是他们对于祖先的“还债”。正由于生育连带着农民人生的终极意义,因此:①在理论上,西方微观经济学理论并不能圆满地解释中国农民的生育行为;②在现实上,农民会在实际的生育态度与行为上,与政府的人口政策产生深刻的矛盾,从而使行政手段在人口控制中必不可少;③在政策措施上,“养儿防老”问题的解决,只是改变农民这种生育观念的必要而非充分的条件。     

中国粮食主产区粮食直补政策效率评估

中国粮食主产区直补政策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是多维的,对其效率评估也不能一概而论.中国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直补政策,在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与综合效率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别,粮食直补政策Malmquist生产率偏低应主要归咎于技术无效率,提高粮食直补生产率应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为此,应在财政能力可及的范围内提高直补标准,扩大直补规模;加强粮食直补信息化建设,简化补贴资金发放程序;充分发挥规模经济优势,不断扩大农业生产规模;推动农业生产技术创新,提高粮食直补资金利用效率;因地制宜优化粮食直补制度,甄别制度优化重点.     

简论元好问与严羽论诗观的相似点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以及严羽《沧浪诗话》是宋金之际的重要诗歌评论之作。以此为研究对象进行考察发现，元、严的论诗观存在高度的相似之处。就艺术风格而言，二人重视以“建安风骨”为代表的“刚健”之气，注重以东晋陶渊明为代表的“自然”之风，反对“柔弱”“新奇”之弊。就写作技巧而言，二人均推崇简练、平易之笔，反对隐晦、难解之作，主张“自然声律”。就创作内容而言，二人都推崇真实之情，反对矫揉造作的“次韵”之体，指出诗歌应该具有抒情言志、反映社会现实等“兴寄”内容，反对以“骂詈”之言入诗。     

论贺铸《东山词》“物是人非”的表现方式

贺铸常将心中之孤苦与“物是人非”意识融为一体进行创作。考察其《东山词》中的相关内容发现，“物是人非”的表现方式有四：“重游故地”的书写，“物”指草木、山河等，而“人”指美人或亲友；“旧屋、故院”的书写，“物”指房屋里的日常用品、庭院中的自然景致，而“人”常指妻子；“老年”的书写，“物”亦指自然之物，而“人”指作者本身；“回顾古人”的书写，“物”泛指某个地点，而“人”则指古人或历史人物。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短债长用

本文阐明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通过银行信贷配给影响企业短债长用的理论机制,并利用中国EPU指数和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EPU上升提高了企业的短债长用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风险承担能力较强和长期融资能力较弱的企业中,EPU上升对其短债长用具有更为显著的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下的短债长用对企业绩效影响不明显,但会增加企业的破产风险。上述结果有助于解释包括中国在内的转型国家的“债务期限结构”之谜,也提示政府有关部门关注当前经济政策不确定下的企业短债长用现象,拓宽企业长期融资渠道,防范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