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

文化的核心问题是"人",文化即人化。就是说人在文化定义中的本质因素,人性在文化场域的种种遭遇反过来就规制了文化的发展路向,这样,人性就成为文化发展内在动力之一维。以"人性"为基点,考察人性在物质、制度和精神这三个层面上的进退逡巡:有待与无待、监禁与自由、理智与情感,有助于我们寻求并破解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问题。     

乡野文化与都市文化的对抗--丰子恺漫画论析

“图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社会的生活特征和文化特征。分析20世纪前半叶丰子恺的漫画可以看出,承载着丰厚的乡野文化传统的丰子恺对其时都市上海日常生活,从人(“冷漠与温馨”)与物(“人工与天然”)两个层面展开批判,这其实反映了都市与乡野在文化层面上的对立。为了缓解这种紧张关系,丰子恺从护生画集(慈),儿童相(真)和旧诗新画(静)这三类漫画中努力营造出一方精神净土藉以栖身。     

雅士·隐士·斗士——鲁迅之知识分子观研究

就知识分子的“出”与“入”而言,鲁迅反对两种“出”的倾向：一是“吟风弄月”的雅士;二是“息影林泉”的隐士。因为他们要么陶醉于艺术世界里自得其乐,要么逃避到太虚幻境中自我欺骗,总之,他们对于自己身外的世界或漠不关心,或熟视无睹,鲁迅期望一种能自觉到自己生活在现时现地,并能直面社会人生,具有刚健不挠的抗争精神的知识分子斗士的出现。     

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冲突和纠葛——建国后郭沫若的身份困惑

建国后,担负政治要职的郭沫若在文学的道路上越走越窄,他的功利化、工具化的艺术主张也越来越趋向极端,这种在文学创作中高度体现政治第一、政治正确的政治性要求,导致了一种歌颂光明、拒绝灰色、反对悲剧的“欢乐颂”式的文学观。然而,郭沫若文学家的精神气质,又使得他内心渴求“本真”,厌恶“虚伪”,于是在私人世界里,郭沫若显得焦躁、懊恼和痛苦不堪。郭沫若的公众形象与私下形象的巨大反差正是政治家与文学家两种不同身份冲突的表现,而建国后的他正身陷在这政治与文学的漩涡中无法自救。     

1934年，文人眼中“上海的将来”

1934年的《新中华》杂志向上海滩“各路英雄”发出幻想“上海的将来”的邀请,众多文人纷纷响应。《新中华》杂志将收到的对上海将来的梦想征文79则结集成册出版。畅想将来的意义指向无非是批判现实,反思现实。于是,咒诅的,赞美的;悲观的,乐观的;靠谱的,不靠谱的;激进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洋洋大观,见仁见智,这里挑选出相对精彩的征文若干篇,这些篇章,有的仿佛就在说现在。     

鲁迅与夏目漱石关系考辨

鲁迅与外国作家关系的钩沉和分析,基本上都得到了国内外鲁迅研究者细排密查般的梳理。但是,由于关于鲁迅与夏目漱石的关系的资料不甚丰富,这给研究者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全面的考察造成了困难,本文运用比较全面的史料,着重考辨了鲁迅与夏目漱石先后在东京西片町住过的一所住宅,进而分析了他们的艺术世界里呈现出的一些相似特性,最后从当事人的回忆和研究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确存在着文学意义上的关联。这也许能为鲁迅艺术世界的外国文化渊源提供一个新鲜参照。     

李树凯教授与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

李树凯教授与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李树凯先生，１９３４年３月出生于河南省鄢陵县。１９５８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留校任教至今。现为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硕士生导师。李先生从教近四十年，先后讲授过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     

感性社会与性感社会

当今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政治改革也在探索进行，然而文化领域却是粗鄙和低俗之风盛行。君不见；“兽兽”走光，身价倍涨；“马诺”拜金，“非诚勿扰”；“凤姐”征婚，一举成名；“祖德妹”效颦，万众瞩目；俊朗“舂哥”，顿成“教主”；妖娆“伪娘”，竟是男身；色情明星，代言游戏；“乳神”模特，惊艳球场……文化的低俗化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大陆面临的最严重、最紧迫的问题之一。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应该有一个重要的接榫点——“后新儒学”建构者，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林安梧先生访谈

陈占彪（《社会科学报》编辑，上海社科院文学所文学博士，文化研究博士后，以下简称“陈”1：能否谈谈您对大陆近几年来传统文化热的观察，您是如何评价与评估的？     

《野草》与《十夜梦》形式论

鲁迅与夏目漱石这两位中日文学巨擘在文学意义上关系密切,他们的作品集中,有两部作品在形式上具有非常显著的相似性,那就是《野草》与《十夜梦》,这具体表现在一“暗”一“明”两个方面,所谓“暗”就是指这两部作品集中有一部分作品的意义显得不是那么明朗直露,它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一种“我做梦”这种“由具象到抽象”的表达策略。要强调的是,他们现代手法的运用仍是着眼于文章意义表达的完整性;所谓“明”是指这两部作品集中有一部分作品采取了一种“由抽象到具象”的表达策略,这时作者不再是借助写作技巧来极力遮掩自己的内心隐秘,而是通过像《百喻经》里“讲故事”的形式,最直接最明朗地传达出自己想要表达的思想。而这一点又常为研究者所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