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科学主义”与中国哲学重建

任一社会都是有机的整体,其中的经济、政治,文化诸因素都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中国当前经济的迅速增长以及由此推动的社会发展,必然要求文化方面的相应进步。因此,哲学这一社会发展的目的理念与文化进步的基本价值观念的提供者,在中国历史转折的这一关键时期,贵无旁贷地应当承担起自己的重负。中国哲学重建的必然性,正在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并形成一种呼声。 中国哲学重建涉及不少问题。诸如对传统哲学的评价,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重建所应遵循的途径,等等。它们都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的思考。不过在当前探讨的起始阶段,笔者认为对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与概念,诸如其性质与功能,即哲学自身角色的定位问题作一番澄清,是十分必要的。而在为哲学作出本体论上的根本定位时,需要清理一种有碍于这一定位与重建的倾向,即“科学主义”的倾向。这里所说的“科学主义”,指的是以科学的认知模式与判定标准移用于哲学思维,从而产生排斥、否定哲学特有的思考方式与人文精神,危及哲学的根本生存基础的思想取向。     

戴维森与图式/内容二元论

概念相对主义是近代西方哲学的一个基本思维方式,主要表现为图式与内容的二元划分.随着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当代哲学家继续在语言学的视域下讨论这一问题.戴维森是这种二元划分的主要反对者,他认为承认这种二元论只会导致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的相互交流与理解无法进行.戴维森的反驳建立在预设宽容原则的前提上,但是他未能先天地论证这个先天原则,因此其反驳缺乏坚固的理论基石.戴维森把宽容原则视为一个先天的理解原则,这说明他实际上是以语言学的方式向康德先验思想方式回归.     

新儒学现象与哲学创新问题

现代新儒学的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根本上是过于依附于传统,甚至讲道统。这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包括:不能站在普遍的立场上思考;脱离时代,脱离现实,问题陈旧;方法论上缺乏新的开拓。这些问题的产生有其深层的原因,主要是传统儒学存在的社会基础已经改变,而新儒学未能适应这一转变等。现代新儒学的上述不足,正是我们在哲学的创新上需要克服之处。哲学问题一般来说并不具有地域的性质。我们要善于学习中、西哲学史上的思维经验,面对时代,把握现象,发现问题。创新才是最好的传承传统的方式。     

人性与市场经济

人性中属于“自然倾向”的东西 ,构成人性的自然本性部分 ,它们本身并不存在善恶的问题。不过 ,一旦进入追逐私利的过程中 ,就有选择与遵从何种道德法则的问题发生 ,这时人性就有了善恶之分。计划经济体制与人的自然本性不相符 ,对此命题的证明可以由经济的与伦理的两方面组成。在规范的情况下 ,市场经济是与人性相符的。它不仅符合人追逐自己利益的自然本性 ,而且还以获利的导向引导人选择善的道德法则。不过市场经济本身潜藏着许多导致道德沦丧的因素 ,因此需要大力提倡与强调个人对社会的义务与责任     

内在论:儒家心学的一种新诠释——兼论“中国有无哲学”

儒家心学的内在论表现在,它是一种以心灵为本体,通过心有"同然"的预设,以"类"概念构成论证的逻辑前提,由此来达到"以一知万"的目标。它通过一种类比性的辨识和推论,用某种有限意义上的一致主义的方式,来确证忠孝仁义之类的道德原则的普适性。儒家心学的内在论的突出表现,是把事物的"理"看作是心灵所赋予的结果,这类似于现代哲学的"意义投射"的解释。"良知"本身以及"行"被用来作为认识的准则。不过以这种类比的方式来推论道德原则的普适性,导致论证上出现一些问题,包括如何从个别性的对象中推出一般性命题、如何从他人不可显现的内心情感活动中得知其具有"恻隐之心"。使用"内在论"等西方哲学的概念来诠释儒家心学在某种意义上,有助于我们了解它的哲学形态,从而有助于反驳"中国没有哲学"的论调。判定哲学的标准不应是其叙事方式,而应以思想与教化的功能来界定哲学。     

知识论的“葛梯尔问题”及其解决方式

确证“(justification)问题构成了当代知识论的一个论辩核心。它是由“葛梯尔问题”所引发的。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可以分为“确证主义”与“非确证主义”两种方式。文中提出新的知识三元定义,对原有定义的第一个条件加上一个限制,以防止葛梯尔反例的发生。     

当代西方知识论的“基础主义”

基础主义的问题源于知识的确证，其基本主张有两项，一是把知识的论证区分为基础与非基础的信念，二是断定基础信念的存在。基础主义又可分为“强的基础论’与“弱的基础论”。弱的基础论可再区分为“外在论”与“给定论”。对基础论的挑战主要来自一致论。文章认为，从知识确证的角度上说，基础论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其主张也有片面之处，例如基础信念往往并不具有基础论者所设想的那种直接的确证性、不可纠正性，等等。     

现代西方哲学方法论的宏观分析

本文综合地分析了现代西方哲学方法论的一些主要形态,概括了它们的一些主要特点及其发展变化。作者认为:这中间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们有关社会科学特殊方法论的研究。相比之下,我们在这方面尚缺乏应有的重视。近些年来,我们一味强调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引进自然科学方法,而日益忽视这两大科学门类各自从对象到方法的特殊性,这也是不利于科学发展的。     

对象建构:康德的现象学

本文通过分析康德的“对象”概念作为认识的现象和认识建构的产物这双重规定性,分析康德在认识的客观性问题上的观点变化,以及在因果性原理论证中的对象建构学说等,对康德的现象学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把认识论方面的客观性问题转化为逻辑方面的必然性问题,是康德建立起彻底的先验现象学的关键;这一现象学的根本问题,是现象思维的合乎规则性.     

启蒙的意义与现代性的合理性--福柯的"现代性的态度"

福柯将现代哲学的本质视为对“什么是启蒙”这一问题的回答。从根本上说,他对启蒙所持的是一种肯定的态度,认为它对当代哲学具有根本意义。福柯把他的“现代性态度”归结为一种“哲学的质疑”,亦即“批判性质询”的品格。虽然他不满于“理性”的专断,对它的压制非理性有着尖锐的批评,但仍肯定理性所具有的“自我创造”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体现在科学文化、技术装备、政治组织等方面的“合理性”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