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中期边方纳粮制的解体——兼与刘淼先生商榷

明中期边方纳粮制的解体,是系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其原因复杂、牵涉面广,确值探究。《学术研究》1993年第3期发表了刘淼先生《明代势要占窝与边方纳粮制的解体》一文(以下简称刘文),对此作了可贵的探讨,尤其是对势要占中,买卖引窝的剖析颇具价值。但文中一些观点以及结论存在着以偏概全的缺陷。故撰此文,求教于方家和刘先生。 刘文第二段称“迄今为止,治明盐史者,大都依明代竹修史书,将边方纳粮制解体归咎户部尚书叶淇的所谓‘变法’,唯日本学者藤井宏另持一说,认为与叶淇无关。”笔者对此难以苟同。因为王守义先生早在50年代即有此观点。他说:“弘治五年叶淇毅然主张废止开中制度以及商屯制度是一个势所必然的结局。开中盐引的弊病多如牛毛,国家赋税遭到莫大损失。边军粮则早已由中央政府输送‘年例’供应,在此情形下,叶淇只是就已形成的局势,加以法令的规定,以挽回财政损失而已。”①此外,刘文结论中所言:“而纳粮制解体的真正原因,实在于势要占中卖窝营利,而不在所谓的‘叶淇变法’”也只说对一半。我认为势要占中卖窝营利只是纳粮制解体的因素之一,要弄清纳粮制解体的真貌,必须从以下方面详加剖析,才能说明问题。     

山西抗日根据地同日伪毒化政策的斗争

在抗日战争中,日军在武装侵略的同时,妄想推行毒化政策灭亡中国。他们强迫山西民众种植鸦片,面积高达500万亩。致使山西的农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数十万农民倾家荡产,有的因吸毒沦为乞丐、娼妓、汉奸。为了捍卫民族利益,山西抗日根据地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展开了以打、禁、防、控为主的禁毒人民战争,为中华民族的禁毒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     

晋商王文素及其《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

晋商王文素及其《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张正明，高春平晋商是明清时期雄踞国内商界长达五百年之久的强大商业集团。他们不仅以善于经营，资本雄厚，执金融界之牛耳著称于世，而且在中华民族科技发展史上做出过一定的贡献。明代晋籍商人中有不少人由于经商活动的需要而粗...     

晋商与北部市场开发

明代以来,晋商称雄国内外商界达500年之久。他们于明初崛起于北部边镇,明中叶又抓住机遇驻足扬州,及时向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拓展,尤其是在隆庆间“封贡互市”后,晋商将南方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北部。入清以后,晋商通过水陆两路,以船载、车拉、驼运等方式把南方的丝绸、粮米、茶叶、瓷器、铁具运往北方及俄蒙、日本、朝鲜销售,同时将东北的参茸、西北的毛皮、云贵的药材、新疆的玉石、蒙古的畜产贩往全国。晋商适应远距离商业交易的需要,于道光初创办票号,实现了商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飞跃。晋商的崛起、发展和兴盛,为北部商业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为南北物资交流,为农村自由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为边疆地区的巩固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论明清时期晋中的中小商人

中小商人是晋商研究中不可忽缺的群体,他们代表着中下层商人的利益,在明清两朝商品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他们的人生轨迹与许多寻常百姓的生活命运更贴近。研究明清晋商中的中小商人对当前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明代教育监察制度述略

明代教育监察制度述略高春平明初，朱元璋确立了“重教兴学”方针，一再申明：“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①并告诫子孙牢记致治在于得人，人才源于学校的道理。为此，他实施一系列监督措施，以便整饬士风吏治，维护明王朝的专制统治。尽管这一愿望和后来的实际...     

论山西银号——兼谈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是晋商衰亡的直接原因

银号是明清时期伴随着金属货币白银的流通使用而产生并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的金融组织机构。它的产生比票号早,消亡却比票号晚。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商业贸易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过去由于史料的缺乏和对票号、钱庄、当铺研究的重视,一直未对银号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以致对晋商银号的研究,特别是晋商的衰亡时间产生了一些误解。例如,黄鉴辉先生认为"清末还有部分钱庄和银号仍在经营货币兑换业务,清度支部就把它们改称为银钱兑换所,到了民国初年,这些银钱兑换所或停业或转业也就不存在了。这样,延续400多年的货币兑换商最后在中国历史上就消失了"[1]109。事实上,到民国初年,这些银钱兑换所还存在,银号仍在营业,除了一部分票号改营银号外,太原、晋中、长治、晋城、大同等地仍有二百多家银号,直到抗战爆发的20世纪40年代,由于日军侵略破坏,晋商和银号才陆续消亡,延续500多年的晋商最后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消失。结合大量史料,通过对银号这一在晋商兴衰过程中产生过重大影响和作用的金融组织进行探究,可以论证出明清晋商衰亡不在清末民初而在日寇全面侵华时期。     

试论明清漕粮由河运转向海运及其启示

中国古代南粮北运关系国计民生。自隋唐迄明清，运河一直为南北物资交流大动脉。明清定都北京，财赋仰给于东南。为解决国家军费与宫廷食用，每年沿运河从江南转输四百万石左右漕粮入供京师，故视漕运为天庾正供，军国大计。康熙曾把漕运、河工、盐政视为国家三大政，书于宫廷廊柱。但在明后期和清中期，由于黄河水患与漕运积弊影响，河运危机不断，并在统治集团内部两度引起继续沿用传统的河运还是因时制宜实行海运的论争，结果以转向海运而告终。探究明清时期漕粮由河运向海运的转变，对于研究明清社会经济，保护黄河流域生态具有一定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