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和黑格尔的自由观比较

本文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个方面对康德和黑格尔的自由概念进行了一种谱系学的比较,指出康德自由概念的三个层次虽然已包含有积极自由的萌芽,但总体上仍然属于消极自由的范畴,黑格尔则针对康德的这三个层次作了自己的调整和改进,发展出了自由意识的三个历史阶段,使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在历史理性中达到了辩证的统一,更深刻更系统地展示了自由概念的逻辑谱系。文章最后对康德和黑格尔自由观各自的得失利弊进行了权衡。     

黑格尔辩证法为形式逻辑的奠基

本文回顾了从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的"工具论"到康德的先验逻辑的转型,并以此来理解黑格尔辩证逻辑对形式逻辑的改造,认为黑格尔的逻辑学并不是要抛弃或解构形式逻辑,而是要改造形式逻辑,把形式逻辑描述为一个更大范围内的逻辑的一个层次、一个发展阶段,并从本体论的基础来理解形式逻辑的那些形式底下的内在含义.黑格尔用辩证法为形式逻辑奠基,抓住一个"存在"(Sein)、一个"矛盾"(Widerspruch),就抓住了根本.从对上述这两个概念的本体论理解出发,黑格尔对形式逻辑的整套规律进行了逐个的重新解释,指出形式逻辑只有从内容方面来理解才有认识上的价值和意义,而这也就意味着它只有建立在辩证逻辑的基础上才有意义.     

论唐代“三教合流”趋势的形成

印度佛教引入中土后,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经过了一段不适应的时期,到唐代已经与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文化形成互相融合的趋向。这种融合首先以佛学的中国化为契机,如天台宗“一念三千”就与儒家心性之学有某种暗合,唯识宗学理上虽仍与中国哲学格格不入,但亦显示出对皇权的依赖和臣服,华严宗则大量引用老庄而“以老解佛”,同时又对双方都有所改写和调和。禅宗是对佛教作中国化改造最彻底的案例,其顿悟说既融合了道家和玄学的成分,也具有儒家心性论的背景,成为后来宋明理学和心学的重要思想来源。对这些中国式佛学,儒家的回应既有批判,也有吸收,由此而提出儒家“道统说”(韩愈),并试图以心性之学来统一儒佛两教(李翱)。道家则以《道体论》为代表,借助于郭象的“无心论”而将佛理佛法大量融入道家经典,使道家哲学在思辨层次上提高了一个档次。这些都为后来宋明理学吸收三教而成一统准备了充足的理论前提。     

康德实践哲学中的法和伦理

本文是曼弗雷德·鲍姆(Manfred Baum)教授2008年10月3日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所作讲演的译稿.文中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一书划分成"法权论"和"德行论"的来由、理论根据和基础进行了分析,认为康德摧毁了传统的自然法学说,而把法权和德行全都建立在人的自由之上,视为人的义务的内外两方面.同样作为定言命令,康德的法权原则是分析命题,德行原则是综合命题,前者对人的目的不作要求,后者则要求人把人格和人性当作目的.但法权毕竟要以道德为前提和评价标准,而道德本身的评价标准则是从外部合法性向内部行动"转移"而来的,这是一个矛盾.     

论柏拉图精神哲学的构成

从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三个层次探讨了柏拉图哲学体系的内在机制,强调其理念逻各斯和推动它的灵魂努斯之间的交替互动关系,即理念是灵魂的追求目标,灵魂则是推动理念向更高等级超升的动力,正是在此矛盾中,其哲学才得以构成,并被推动着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否定.     

中西人生观念之比较

从命运观、生死观、不朽观三个不同层次中，可以看到中西传统人生观的两大根本差别：一是西方人立足于个性看待人生，中国人则立足于社会关系看待人生；二是西方人力求以超越的眼光寻求人生彼岸的终极关怀，中国人则始终着眼于现实世界，看重世俗的历史关怀。     

关于新实践美学原理的再思考——再答章辉先生

章辉先生指责新实践美学对美和艺术的问题进行了"本质主义"的处理,把关的起源等同于美的本质,并且其美的定义"对象化的情感"亦并无新意,没有关注现代生存问题,此外还就审美超越和现象学的主客关系问题对新实践美学提出了质疑.实际上,章辉先生所说的"后实践美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如"生命"、"超越",以及从"审美活动"出发来建立美学体系,在"新实践美学"中其实都可以找到,问题只在于如何组合这些概念.本质主义不等于谬误,也不等于把起源混同于本质;"对象化的情感"这一美的定义的首创性是无容置疑的,它本身就涉及到了美学与现代生存状况的关系问题;"审美超越"并非章辉先生首次提出,章辉先生对他引以为自己的"生命美学"的"思想资源"的现象学、解释学美学、生命美学、存在美学等等都用割断思想的历史关联的办法来看待,里面充斥着误解.所以他对新实践美学的每一点批评都是不成立的.当然,目前的新实践美学体系仍然是一个极其粗略的框架,在此框架上还需要覆盖上丰满的血肉,还有有待发展和改进的地方.这除了我们自身的努力外,也欢迎一切立足于扎扎实实的学问根基和切切实实的审美体验之上的批评和质疑.     

欧洲虚无主义及其克服——读海德格尔《尼采》札记

本文对海德格尔的《尼采》一书中的核心主题即欧洲虚无主义问题进行了层层深入的剖析,指出:海德格尔克服欧洲虚无主义的方式仅仅是追问存在本身,反对一切定义和陈述,试图"不顾存在者而思存在",同样陷入两难:要么摆脱不了主体形而上学和价值论,要么沉默不言、否定语言,两者都仍然是虚无主义。本文从中西文化对比中突显了海氏的文化困境,指出他根本上并没有超出西方主体形而上学的限域,仍然是从价值论和人本主义的立场来思考和提出"克服欧洲虚无主义"的理论任务,这一任务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中只有通过历史主义才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