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社会中的自我禁闭--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评析

本文对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的"历史主义"、"理性主义"和"二元论"三个主要问题进行了理论和逻辑的分析,指出,波普尔由于不懂辩证法,他对柏拉图、黑格尔特别是马克思的一系列攻击都是出于误解和偏见,暴露出他的科学主义在面对社会历史问题时的无能为力和自相矛盾性.     

伯林自由观批判

本文对国内学术界目前流行的以赛亚·伯林的自由观进行了剖析和批判.文章以伯林关于自由理论的代表作<两种自由概念>为主要研究对象,逐个分析和评论了其中所提出的一些观点,指出(1)他时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截然割裂是站不住脚的,消极自由并不优于积极自由,对积极自由的批评也可运用于消极自由之上;(2)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两种自由哪个更重要,而在于自由为什么变成了不自由,伯林由于无视异化理论而绕开了这一问题;(3)理性与自由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伯林出于经验主义的偏见而割裂了这种关系,使自由停留于最低级的形式中.     

康德的“智性直观”探微

“智性直观”概念在欧洲大陆理性派那里有其思想来源,康德对该概念的提升和改造在于使之与数学直观割断联系,并赋予了它三层含义一是我们人所不可能具有的一种撇开感官直接直观自在之物的能力,二是作为一种自发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直接给出对象的能力,三是作为人的感性直观和知性思维所模仿的“原型”的能力,所有这些含义都只是一种逻辑上不矛盾、事实上对于人来说却不可能的假设。康德的智性直观对德国哲学从费希特、谢林、黑格尔、马克思到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思想及其发展产生了持续的影响作用。     

中西信仰观之辨

文章以自己的方式严格区分了信念与信仰,把信念归之于现世,把信仰关联于彼岸;真正的信仰仅存在于黑格尔谓之"自由宗教"的那种宗教中;属于"自由宗教"的基督教是一种建立在自我意识之上的宗教,上帝其实是自我意识的一种异化;以这样一种信仰为参照,作者对中国人的信仰问题有了自己的提问方式,并由此引出了自己的思考.     

全球伦理的可能性：“金规则”的三种模式

本文将世界各大文明中普遍存在的道德基本原则即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代表的“金规则”区分为三个不同层次的模式,即1.“儒教—犹太教理解模式”,2.“基督教理解模式”,3.“康德理解模式”。作者指出,第一种模式未能摆脱等级、地位、种族、血缘等等外在的束缚,其适用性随着范围的扩大而缩小;第二种模式摆脱了外在世俗的束缚,将个人唯一地建立在“灵”之上,但未摆脱上帝权威的束缚,其普世性仍带有强制性;唯有第三种模式是建立在人人具有的个体人格和理性之上,是真正普适的道德律,其他形式的“金规则”都要从这一层次上来理解才会具有道德性,也唯有它才是真正适合于充当“全球伦理”的“金规则”的。其缺点是太理性,容易导致形式主义,但这是人性内部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论中西怀疑论的差异

从知识、信仰和理性三个层面比较中国和西方的两种不同的怀疑精神,可以看出西方怀疑论是一种向外探求知识和信仰的理性的冲动,充满痛苦和分裂,遵循的是逻辑方法论的一般程序;中国怀疑论则是一种向内退缩的无知无欲无为的非理性体验,回归到幸福的满足心态,在诗化的表达方式中走向沉默和无言。     

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与《资本论》的比较看科学的方法论

一、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几种不同意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谈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指出,“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以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是一种“错误的”方法;而以“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则“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正是遵循着后一条道路,严格地运     

文化的传授、学习和反思——略评杜维明的中西文化比较方法

杜维明先生在《儒教东亚兴起的含义》一文中的中西文化比较观往往是自相矛盾的。中西文化比较应坚持"双重标准论",即西方人应以中国文化作为参照标准批判现代文明的弊病,中国人则应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标准对自己传统的文化作深入的反思。杜维明先生正由于混淆了两种文化在现代发展中的不同语境,导致了他在立论上的一系列自相矛盾和虚假论证。坚持"双重标准"的原理在于,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必须吸收异质文化的因素才能有真正的进步和超越。     

中国哲学的未来: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交流与互动(上)

林安梧强调,本质主义引起了方法学上的谬误与错置,治中西哲学不能陷入“本质主义”的圈套。例如,不能说中国人没有自由意志,先秦儒家就很重视自由意志,只是后人把它磨损掉了。他倡导“后新儒学”,提出“约定主义”,主张通过“五证”的方法回到原典,使中国文化在学习民主科学中起调节作用。欧阳康认为,哲学的本性就是对话,但在中国哲学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曾经处于独尊地位,对话一度困难。1978年以后,哲学界最大的进步是哲学本性的恢复,走上了对话之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自己学术化的发展方向,并且与“西马”相比具有自己的优势,但是还应继续倡导一种平等开放的心态。邓晓芒认为,我们现在还谈不上反本质主义,本质主义实际上是理性精神,是一切对话的平台,中国历来缺少它。儒家的自由意志只是现象,其本质上并不尊重自由意志,只是把规定好了的东西(如天道等)让人去选择。这些问题离开本质主义都说不清。郭齐勇认为,哲学最重要的本性是宇宙论式的终极关怀,这是中西哲学沟通的平台。中国哲学中的天道是自由意志的前提,而西方基督教的上帝、康德的“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同样也是前提。除了理性之外,“智的直觉”更重要,它是生命和实践的学问,与马克思实践哲学也是相通的。     

黑格尔的三种精神标本：浮士德、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读《精神现象学》札记（之二）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把欧洲近代文学中三个最典型的人物形象浮土德、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当作西方近代人性形成的三个必经阶段,并详细分析了他们在提升西方人格层次方面所起的作用,描述了西方人在近代社会生活中所走过的心路历程,这就是“快乐和必然性”、“本心的规律和自大狂”、“德行和世界进程”,它们为现代西方法律精神准备了思想文化前提.这三个阶段中的代表人物形象都由于自身的内在冲突而一个接一个地走向了自身的毁灭,但他们在西方人的生活中并没有因为时过境迁而被人遗忘,而是内化为他们人格中的某种结构层次,时时作为他们自我反省的镜子,并照亮了人性中永恒的内在矛盾.黑格尔的这种分析值得中国当代思想者在分析中国人性论的危机和前景时加以重视.